博览群书2006年第01期-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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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对主义”的问题上，库恩是一个不承认有唯一绝对真理的科学哲学家，这是他与逻辑实证主义，也是与波普主义不同的地方。库恩认为科学的进步不是朝向终极真理，而只是“向想要知道的事物进化”，科学进化本身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如果我们这样看待范式转换问题的话，那么批评库恩是相对主义者的人的确是缺乏根据的。在库恩看来，科学向真理接近（例如波普的观点）的说法在本质上还是西方传统思想的东西，是具有神学色彩的玩意。野家启一猜想，如果说库恩反对把科学看成是累积的、不断逼近绝对真理说成是相对主义的话，那么他就是心甘情愿成为相对主义者。（第２０４页）我是非常同意野家启一的这个看法的。
在后现代主义当中，文化相对主义是一个主要的内容，支持文化相对主义的理论就是库恩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也正是“不可通约性”的概念激起了科学界对库恩的讨伐和“审判”。其实库恩的说法自有他的道理。所谓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在库恩那里有三层意思，一是范式之间的标准不一致造成的不可比性；二是新旧范式共同的术语部分的重叠，但是内涵可能完全改变，造成了范式之间的无法沟通；三是新旧范式之争可能是在不同层面进行，所以科学家在同一点、同一方向看到的可能是不同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科学家会终身抗拒新的科学真理的原因。（《结构》第１３３～１３７页）库恩的这个范式是在科学史的学科范围内解释科学发展的一般现象，如果不越出学科边界，一般也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这的确是“库恩主义”饱受攻击的核心。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野家启一解释，库恩原来的“不可通约性”是指科学家不能同时在两个范式下面工作，范式之间的翻译存在着沟通障碍，他主观上还是要解体科学进步的辉格史观，只是他不小心把范式问题扩展到了世界观层面，这就凸显出了“不可通约性”“谋杀”科学的问题。（第２０７、１４９页）我认为这个辩护也不成功。实际上，“不可通约性”否定的不仅仅是范式无法“翻译”的问题，它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维也纳学派建立“统一科学”的理想，而这种理想可以说是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就一直梦想的东西，在宗教和信仰、神学、绝对理念、终极真理、乌托邦等等之中都可以发现它的踪影。范式的不可通约实际上就是宣告科学的真理性、客观性、逻辑性以及科学方法本身是一个相对主义的问题。所以库恩此论一出，不仅仅只是捅了一下马蜂窝，而是如野家启一所说的那样，炸毁了整个科学的偶像。
“不可通约”之妖一旦跃出了潘多拉的盒子，就是库恩本人也毫无办法控制，库恩在１９６９年增补的《后记》中对“不可通约性”补充了不同团体之间可以由翻译沟通，最好是团体成员自己做翻译的说法，他认为这个翻译还是要用原有的世界观看待所翻译的东西，如果他采用新立场，这就相当于心理学中的格式塔转换或者是宗教的改宗。但是他理智选择了改宗，不等于他就消除了困惑。（《结构》，第１８３页）一句话，库恩认为格式塔转换或改宗之后，“不可通约性”仍然存在！正因为如此，被认为是线性发展的现代科学在库恩极具破坏力的“范式”理论面前显得措手无策。对于人们的误读，或者说就是有意的误读，库恩本人曾想修补范式理论，也没起多大作用，以致有人指出，“当现代范式和世界观的含义和效应已变得过于明显时，许多科学家便突破过去时代的老框框，坦率地放弃了他们培根——笛卡尔——牛顿主义的遗产，拒绝机械而倾向于有机论，把科学看成一种在其中理论、隐喻、工具和科学实践共同组建其客体的一种建构，从而放弃了科学是提供纯粹的客观真理的自然之镜的观念，在科学中呼唤一种奠基于非决定论、非连续性、混沌、复杂性和熵的后现代转换。”（斯蒂芬·贝斯特等：《后现代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９３页）这还只是反映了库恩的范式观念对现代科学的冲击，它的积极意义就在于警告人类在追求科技和社会的进步时还是小心为上。我们可以想一下，“不可通约性”一旦用于人文学科会有什么威力吧。例如在政治、经济方面它会为保守主义，反全球化的运动提供理论依据；在人类学研究上会强化文化相对主义，例如人类学家吉尔兹（Ｃ．Ｇｅｅｒｔｚ，１９２５～）就说，不同的文化之间不需要理解；在民族关系上则会有伪民族主义抵制人类社会进步的普遍规律等等。这些反应都裹胁在后现代、后工业化的进程之中，它们都是可以用库恩的范式理论作为武器的。我们现在还看不出已经超出科学哲学范畴的库恩主义哪些东西是积极的，哪些东西是消极的，但是在总体上，它们保守的价值取向还是可以看清楚的。
《科学革命的结构》是现代思想史的一部杰出著作，库恩在书中最初讨论的是“范式”问题，当他发现科学家在范式改变之后，所研究的世界与他以前的世界“不可通约”、而且不能用科学的方法而只能用心理学等人文学科的方法予以解释之后，“不可通约性”的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他，他的晚年基本上就放弃了“范式”问题而转向了“不可通约性”问题的研究，所以《结构》一书也被看成了后现代社会的奠基性著作。野家启一在为库恩的范式论申辩时，重点并没有放在“不可通约性”的解读上，作为后现代主义领军人物罗蒂的弟子，这恐怕是有意为之，不然还真不好解释他为库恩恢复的名誉究竟有什么意义。我认为把库恩当作“新科学范式”或者说“后科学范式”创造者的形象，远远要比一般科学哲学家的形象有意义。野家启一本人在《库恩》一书中有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他说：“如果说福柯的《词与物》的目标是‘人文科学的考古学’的话，那么，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的目标就应该是自然科学的考古学了……在痛击‘知识’是持续不断进步这种流行观念上，二者的一致决不是偶然的。”（第１２７页）这或许可以证实我的猜测。我想，野启家一说的这种非偶然性就是二十世纪以来发生的各种现代性的危机，它迫使库恩和福柯从各自的角度来挑战传统的话语霸权。而从人类历史的进程来看，这种危机还要一直伴随着人类，所以从解构现代性上讲，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影响恐怕也只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可以与之相比。从这个意义上看，一切为库恩的“范式”申辩的话，都显得无力和多余。
（《科学革命的结构》，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月版，１４．００元；《库恩——范式》，野家启一著，毕小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月版，１３．５０元）
纳博科夫：在语言的三度空间逍遥
■ 李小均
如果说，一门语言就是一度空间，那么，我们绝大多数芸芸众生，只能享受那一度空间的自由。也许，我们可以隔着语言那无形而冰冷的铁窗去偷窥他度空间，但很少有人能真正意义上走入其中，更别说自由地在里面欣赏风景、采撷花果。在这方面，纳博科夫（１８９９～１９７７）比我们幸运许多，他可以在语言的三度空间逍遥。这三度空间就是俄语、英语和法语。
因循常理，俄语作为纳博科夫的母语，应当享有语言空间的优先权。但是在他的记忆里，他孩提时代的英语就跟俄语一样流利。他甚至不无得意地宣称，英语才是他最先掌握的语言，因为在学会俄语之前，他就已经能够用英语读写了。相比于英语和俄语的“浑然天成”，纳博科夫的法语“成色”稍显不足，五岁时，他才开始学习，但很快他就成为了“一个标准的三语小孩”。
纳博科夫后来能在语言的三度空间逍遥，与其幼年的家庭教育密切相关。他的父母都精通俄语、英语和法语，这三门语言都是日常的生活用语，因此交流中语言间的转换实属司空见惯。尤其是他的父亲，是俄罗斯政坛中的亲英派，对狄更斯的研究造诣颇深，在纳博科夫十二三岁的时候，“在乡间别墅度过的那些阴雨连绵的夜晚，他给我们朗读《远大前程》。”除了得益于父母的言传身教，纳博科夫还受惠于家中延聘的英法籍保姆和家庭教师。其中，给他留下特别深刻印象的是位法语家庭教师。她在纳博科夫六岁的时候到来，用“夜莺般的声音”为他阅读法国小说，《索菲的不幸》《八十天环游地球》《小东西》《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等等。多年后，纳博科夫在回忆起这个家庭教师的时候，还深情地写道：她那“清晰华丽的声音，闻之如沐春风，洗尽骨血瘴气。”
生于贵胄之家的纳博科夫，享尽家中万卷藏书之利，十四五岁的时候，业已“反复通读了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和福楼拜的全部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在纳博科夫十岁到十五岁的那五年，是他生命中阅读最富的一段日子。他广泛涉猎于俄、英、法三语文学，“尤喜威尔斯、爱伦坡、布朗宁、济慈、福楼拜、威尔兰、兰波、契诃夫、托尔斯泰和勃洛克等人之作”。这些作家在纳博科夫未来的艺术创作中都留下了或深或浅的痕迹，这是后话。但是始自幼年的语言混杂，在纳博科夫早年的学校教育中已经打下了明显的烙印，因为他的“俄语作业里缀满了英语和法语”。
可以说，在１９１９年纳博科夫踏上流亡这条不归路之前，他在俄语、英语和法语这三度空间里是自由地穿行，任意地驰骋。但是，不期而至的流亡生涯把他语言间的平衡打破了。俄语被迅捷猛烈地推向前台，获得了英语和法语难以匹敌的垄断地位，因为纳博科夫深知，俄语是他从俄罗斯带走的惟一财富，是他生存的惟一凭据。因此，在西欧的绝大部分岁月，纳博科夫实际上主动选择关闭了英语和法语这两度空间，只在俄语中体验流亡的艰辛和孤独，并用俄语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和诗歌。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剑桥大学读书的时候对英语不感兴趣，这也是他选修了法国文学但对法语也倍加冷落：“我害怕由于异国的影响而失去或玷污我从俄罗斯带出来的惟一财产——她的语言，这种恐惧变得极为可怕。”为此他才一心埋头于成就俄罗斯流亡诗人的梦想，写下了大量“花哨贫血的俄语诗作”。出于同样的恐惧，纳博科夫在旅居柏林的十五年中（１９２２～１９３７），也主动放弃了开辟语言第四度空间的可能，从而与卡夫卡这样的大师失之交臂。他写道：“初到柏林，我被一种莫名的恐慌困扰，惟恐学会了用流畅的德文，就会以某种方式给我珍贵的俄文根基带来缺陷。事实上，我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俄罗斯流亡圈里，接触的是俄国同胞，阅读的是俄文报刊杂志。我对当地语言惟一的侵扰就是和房东、以及买东西时不得不说的客套话，仅此而已。”不过，纳博科夫在时过境迁之后回顾这段岁月的时候还是心生抱憾，“那时我没有好好学德语，现在还遗憾，这遗憾是就文化而言。”
尽管害怕其他语言对俄语的影响和玷污，纳博科夫并没有完全把自己放逐到俄语这个孤岛，而是留了一点点自由活动的空间，通过翻译到他度空间透一透气。在这个时期，他比较出色地翻译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哥拉·布勒尼翁》和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在翻译过程中，纳博科夫采取了各种大胆的归化翻译法。比如，《哥拉·布勒尼翁》译成了《尼柯尔卡·别尔希克》，《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成了《安妮娅漫游奇境记》，都是很俄语化的标题。尤其是《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翻译，归化的痕迹十分引人瞩目：小说中背诵莎士比亚作品的英伦少女爱丽丝变成了背诵普希金作品的俄国小姑娘安妮娅，英国的威廉大帝变成了基辅中世纪的伟大王子弗拉基米尔，英镑也兑换成了卢布。除了翻译小说之外，纳博科夫这一时期还翻译了许多英语诗歌和法语诗歌，涉及的诗人包括英国的莎士比亚、济慈、拜伦、丁尼生、叶芝、以及法国的兰波和波德莱尔等。这些诗歌的翻译仍然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纳博科夫之所以采取归化策略，最主要的原因也许在于，其译文的读者主要是那些失去家园、流亡欧洲的白俄群体，归化的翻译作品便于唤起他们共同的民族记忆，容易产生共鸣，从而有利于加强流亡途中俄罗斯人的文化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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