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1期-第20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１９２７年５月出国，“回到上海是１９２９年２月间；等他把劳顿休息过来了，把杂事安顿停当了，我把《小说月报》交还给他，已经是５月间了”。既然叶老代郑公主编该刊要到１９２９年６月号，那么该刊上发表的前两段有关《灭亡》的文字当然就是代理主编叶圣陶写的了；但是，１９２９年１２月郑振铎早已恢复主编之职了，第三段文字为什么还要说是叶老写的呢？难道那些研究者认为这是一个不需要说出任何理由的事吗？只有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叶圣陶集》相对谨慎一点，只收了前两段，未收第三段话；但是，前两段话就能因为叶老晚年的回忆而确认其作者吗？我对此仍一直表示怀疑。
回忆，应该由确凿史料来检验。我以前曾指出，至迟郑振铎在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就已经回国了，例如他的小说集《家庭的故事》的自序，就写明作于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２４日上海。而开始发表《灭亡》的那期《小说月报》，带着极明显的郑振铎主编的特色，仅从该期目录上看，郑先生署名的作品就有十二篇之多，而且，该期打头的何炳松的文章之前，就有署名郑振铎的整整一页的按语。无法想象这是他还在国外而由别人代编的。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的研究者都对此视若无睹呢？既然这一期肯定是郑振铎主编的，那为什么前一期刊登的预告中的那段话（即上述三段话中的第一段）就不可能是郑振铎写的呢？其实，该刊上的这些话，早在三十年代就有读者认定是郑振铎写的。如１９３１年１０月《现代文学研究》杂志上知诸写的《谈〈灭亡〉》一文，就这样写过。只是这样的资料，现在许多巴金研究者也是视若无睹的。
关于发表《灭亡》的责任编辑，巴老是听来的；他谈到过好几次，不过每次并不完全相同。例如，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他的《写作生活底回顾》中说：“直到１９２９年初我回到上海，才在那个朋友（按，即索非）处看见《小说月报》上面的预告，知道我底小说（按，即《灭亡》）被采用了。那朋友违反了我底意思把它送给《小说月报》底编者，使它有机会和一般读者见面，我觉得我应该感谢他。”这时巴金没有写出“编者”是谁，这里感谢的“他”如果是指编者，那么就只是一个人（单数）。
１９５８年３月２０日巴老写《谈〈灭亡〉》中则说：“直到这年（按，指１９２８年）年底我回到上海，那个朋友才告诉我他把我的小说介绍给《小说月报》的编者叶圣陶、郑振铎两位前辈，他们决定在《月报》上发表它。”这里明明写了两个人的名字，并且用了“他们”（复数）。然而，那么多巴金研究者对于郑振铎这个名字却又都是视若无睹的。
到晚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巴老就只提叶圣陶一个人的名字了。如１９８０年４月４日他在日本讲演的《文学生活五十年》中，就说：“等到这年年底回到上海，朋友告诉我，我的小说将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说是这份杂志的代理主编叶圣陶先生看到了它决定把它介绍给读者。”
那么，现在很关键的问题看来是得搞清楚叶圣陶到底“代理主编”到什么时候？是否如老人晚年回忆中较含糊地说的１９２９年５月间？由于当年郑振铎因政治避难出国，回来时十分“低调”，所以人们一直连他几月几日回到上海也不知道。现在，这个疑难问题终于有了惊喜的发现！我的一位研究者朋友，从郑、叶二公共同的挚友王伯祥先生所遗珍贵日记中，找到了两条非常关键、非常过硬的史料：
１９２８年６月８日下午二时，郑振铎回到上海。（四时许，叶、王等人就与郑在冠生园茶楼激动地会晤）
１９２８年９月３日，同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伯祥先生记道：“振铎今日复任《小说月报》编辑，圣陶仍回国文部。”
至此，我认为事实已经完全清楚了。
有关资料说明，巴金的《灭亡》原稿是在１９２８年８月从法国巴黎寄出的。当时一份邮件到上海要一个多月。加上索非收到后应当还要看一遍。因此稿件交到《小说月报》编辑部时，郑振铎已经恢复主编工作了，叶圣陶已经不代理主编而回国文部工作了。因此，即使索非的确是把稿子交给叶老，叶老也只能是转手而已，最后“决定”发表它并当它的“责任编辑”的，只能是郑振铎，“不是别人！”叶老与郑公亲如手足，互相极为尊重，叶老不会在离开刊物编辑部后再“越俎代庖”，去“决定”来稿的处理结果，或再代写那些预告和编者后记的。（如果确实是有人代主编写的话，那也只能是郑先生的助手徐调孚了）
终于最后搞清这一文学史上重要史实后，那么，那么多研究者是否得反省一下：为什么对那些史料及疑点多年来一直视若无睹？甚至连巴老也曾提到郑振铎，当年的读者也提到郑振铎，而你们却偏偏视若无睹？是不是认为叶圣陶要比郑振铎地位高、名气响？这是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吗？做学问能这样“势利”吗？
我认为，一个作家对发现和发表自己的处女作，特别是成名作的编辑，怀有一种极深的感激之情，是正常的。这样的“伯乐”式的编辑，对一个作家的成长所起的关键作用，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我又认为一个优秀编辑的杰出之处，也不仅仅只是在发现和发表作品这一点上。巴金就曾多次生动地提到过郑振铎对他的几次退稿。如１９８２年春，他在回答研究生花建的提问时，就讲到１９２３年（按，当为１９２２年），“写过一个短篇，叫《可爱的人》，寄给上海郑振铎，发表在《时事新报》副刊《文学旬刊》上。１９２４年，我还写过一个反战题材的短篇（按，当为１９２３年所作，因１９２３年６月郑振铎在《小说月报》的《最后一页》征求“非战文学”专号的稿子），投给《小说月报》，给退了回来。当时的编辑也是郑振铎，没有采用。”在巴金发表了《灭亡》而“成名”以后，他又于１９３０年春寄去第二部小说《死去的太阳》，但这次郑振铎却没有发表。巴金后来在《谈〈灭亡〉》中写到，编者“说是写得不好”。巴金诚恳地认为：“编者的处理是很公平的。”“为了退稿，我至今还感激《小说月报》的编者。一个人不论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走进‘文坛’，他需要的总是辛勤的劳动、刻苦的锻炼和认真的督促。任何的‘捧场’都只能助长一个人的骄傲而促成他不断地后退。”非常清楚，巴金认为这种退稿和批评意见，同样也是对他的一种真挚的帮助。１９３３年底，巴金还应邀搬到郑振铎在燕京大学的家里，食宿了三个星期，专心地完成了小说《电》的创作。（此事在巴老那篇未完稿《怀念振铎》中还未及写到。据我所知，享受过郑振铎这样“规格”的待遇的作家，至少还有一位老舍，他的《小坡的生日》也是住在郑家写的）试想，像郑先生这样的编辑，现在再到哪里去找？
因此，如果一定要说是谁把巴金送进了文艺界，那么，我认为当然首先就是郑振铎。如果要问巴金一生中最重要的责任编辑是谁，那么，我认为也当然首先就是郑振铎。即使巴老自己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然而事实就是如此。不是说要实事求是，要“讲真话”么？
我在宝石山上打了个瞌睡
■ 哈 米
那天，我在宝石山上打了个瞌睡，若干年后，让别人大祸临头……
这话须从头说起：
１９５５年４月，我谋生的这家报纸开了个专栏：《祖国的花园城市——杭州》，向读者一一介绍杭州的景点。描述宝石山是我被分摊到的几个任务之一。那天，４月１２日星期二下午，我随老记者莫高（陆加）大哥登宝石山例行公事，他采写别处，我锁定宝石山。
四月下午的阳光把人熏得晕晕乎乎地直想睡。我提议先小歇一下。莫高欣然同意。两人就在来凤亭的长椅上躺下。我这个人至今入睡极快，何况当时，立马呼呼进入梦乡。不知过了多久，被莫高摇醒时，我不禁大吃一惊：时间已近下午４点！莫兄早已完成采访。于是两人匆匆打道回府。莫高是个快手，又经验老到、资料掌握齐全，我大做春梦时他已把他要写的景点细细浏览。可我怎么办？回到办公室只好空咬笔杆头……
宝石山虽去过几次，但要用文字表达，没有新感受单抄资料是不行的。悔不该未经采访先睡懒觉！稿子马上要交，急得冷汗直冒。突然，心头一亮：胡乱捏造它一个“民间故事”不就可以应急了！于是往椅背上一靠，紧闭眼睛绞脑汁，顷刻，一个胡编乱造的“民间传说”从笔端缓缓“传”向稿纸。第二天（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３日星期三），一则题为《寻找太阳的传说——宝石山（保俶塔）和葛岭》（署名卜明）的１１００字的稿子，见报在第三版上。不妨摘点下来示众：
很少有人知道有一个关于寻找太阳的传说。
一直一直以前，宝石山附近，也许更广一些的地方，太阳永远照不到那里。没有阳光，世界是多么寒冷！一天，住在宝石山上的一个叫俶父的樵夫，对他美丽的妻子说：“百姓不能再在寒冷中生活了。我要到天边去寻找太阳。你在家要用祷告来保佑我。等到那凤凰飞来，我就找到太阳了。假如凤凰美丽的羽毛上沾着血迹，那我就不再回来了……”俶父走了。很久很久，没有消息。妻子每天站在山崖上，向天边眺望，祝福着。一天，也许正是早晨。天边出现了个红红的火球。它的光直照过来，越来越亮了。——啊，太阳，太阳呀！妻子狂喊起来。在突然光明的宝石山上，他看见了那只凤凰。它的羽毛在阳光下放着灿烂的色彩。但是——羽毛上都染着鲜血……妻子号哭起来。凄惨的声音传遍了整个山谷。百鸟、群兽都跑来了。它们也跟着号哭起来。哭着，哭着，都不动了——变成了各种石像。妻子变的那块石头，直直地站着。后人就在她站的地方造了一座塔，称它为“保俶塔”。——它是这样的秀丽挺拔。
……保俶塔……右边的岩悬上，蹲着有着有朱红柱子的四角亭。传说这就是那带来阳光、也带来悲哀的凤凰蹲过的地方，所以就叫“来凤亭”。而那各种禽、兽化成的奇妙的石块，散落在四周。来凤亭前临空搁置在山巅的长圆形大石，就是那哭得最伤心的、怀孕的犀牛变的。那雄狮变的奇峰，就叫狮子峰。而那些叫作“石屏风”“看松台”的，便说不清是啥变的了……由川正洞转出去，一幢巨大的石壁迎面挡着。再一看，原来两座巨石中间，裂开着一条空隙。听说这就是这故事中说的冲天的哭声所震开的。侧着身子穿过它，又是开朗的天地……
１１年后，地球转到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永难磨灭的年份：１９６６！由这年五月掀起的滔天浊浪淹没了中华大地。一个叫申屠奇的杭州文人（后任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掉进了大浪里。因为他制作了一个叫《寻太阳》的很有影响的民间传说（收在浙江文艺出版社远销海外的《西湖民间故事》中，新版改名为《初阳台》），不幸被定为“反革命”。“革命旗手”江青说：社会主义的太阳很明亮，你还想寻找什么样的太阳？你要到东海去寻找，不就是召唤蒋介石反攻大陆吗！
《寻太阳》５１００字，文末注明：周樟林搜集，申屠奇整理。核心内容是：西湖边的宝石山下，一天，太阳忽然被东海海底的魔王抢去了。青年男子刘春决心要为百姓寻找太阳，告别妻子慧娘，随金凤凰出发，不幸死在路上。慧娘生下的孩子保俶见风就长成一条大汉。他又随金凤凰历尽艰险，终于战胜妖魔寻回了太阳。“保俶塔”和“来凤亭”就是后人为纪念保俶和金凤凰建造的。山上的乱石则是战败的妖魔鬼怪变的。
这不就是我那“瞌睡的产物”的扩充吗！不知道周樟林是从哪里搜集来的。我想，杜撰出来的东西是怎样流向民间的？它经过了多少张嘴的添油加醋，终于从１１００字的“骨骼”变成了５１００字血肉丰满的“美女”！——这就是民间传说“传”的规律吧。要不然，只有另一人的“创造”正好与我那天下午的急中生智之举不约而同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次文人聚会上，著名民间文艺家陈玮君听我说起我的“杜撰”哈哈大笑说：没想到你还是个民间文学的“鼻祖”！好一条漏网之鱼！你种下的祸根让别人吃煞苦头，你倒逍遥法外好不自在！我说，我早已网进了，何曾漏网？他人吃苦之时我正“冬眠”着呢……
�
![[204]十年封面](http://www.tzy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