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精华版之一-第4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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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道江表示，徐本禹的离开对为民小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非常希望有更多的志愿者到为民小学支教，但他不想要“编制外”的志愿者。“学校最大的问题就是教师资源的短缺。
为民小学有６个年级，只有４位老师，长期下去，不仅老师吃不消，学生们受到的影响也非常大。“吴道江尤其感到失落的是，很多志愿者和捐赠物资都是追随徐本禹的，徐本禹走到哪，志愿者和捐赠物资就走到哪。”为民小学能办一天算一天，即使倒闭，我也无可奈何。“徐本禹的学生对老师的突然离去也感到不可理解。１４岁的杨光军说，徐老师走之前，班上的人都不知道。“他走之后，我们非常想念他，希望他还能回来教我们，还能给我们寄来书费，徐老师曾答应给我们的。”
徐本禹的“品牌效应”
看得出，能把徐本禹“挖”到大水乡支教，大水乡党委书记沈义勇非常满意。沈义勇说，他看重的是徐本禹的品牌效应。为此他做了一系列工作，包括借用网络和媒体。
６月２６日至７月３日间，华中农业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到贵州看望徐本禹，并拍了一组徐支教工作的照片，发在天涯社区网站，很快就引起了强烈反响。借此机会，沈义勇在天涯社区公布了徐本禹和他自己的电话号码。
“我很多时间都在回复短信。”徐本禹的手指一直停留在手机键盘上，不停的收发着短信，“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和我联系，表示要用各种方式支持贫困儿童上学。”沈义勇也认为宣传达到了效果。
“帖子在天涯的点击率非常高，现在超过了１００万次，并引起了国外媒体和各界人士的关注。”
沈义勇说，现在已有１３个国家的热心人士通过网络了解到徐本禹的支教事迹，并要求资助大石小学的贫困学生，美籍华人陈旭昭女士还在美国进行募捐，为大石小学的学生资助２０００美元。
“我就是要借助徐本禹的‘品牌效应’，吸引外界资源走进大水乡”。沈义勇说，徐本禹的资源优势应该得到充分发挥，不能浪费。
５４岁的王昌茹就一直在关注徐本禹的事迹，７月初她从武汉赶到了大方县，“我是冲着徐本禹来的，徐本禹走到哪，我就跟到哪。”王昌茹说，她决定与徐本禹一起支教。
目前，华中农业大学、武汉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广播学院、贵州大学等高校的志愿者先后赶到大水乡，与徐本禹一起进行支教和社会调查。
据大水乡政府统计，截至８月２９日，共有３６名志愿者在大水乡支教或考察。受捐赠的小学生达１８８人，捐助资金１３７６０元。最让沈义勇感到自豪的是大石村小学的修建工作马上就要开始。
“华中农大捐赠了８万元，省教育厅拨款２０万元，毕节地区教育局５万元，大方县教育局３万元，总计３６万元。”他高兴地说：“志愿者的行动得到了贵州省省委书记的重视。”沈义勇和徐本禹的下一步棋就是要整合外界资源，帮助大水乡脱贫致富。“目前我们和华中农大已经达成协议，他们要在大水投资项目。”沈义勇说。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6期
举手投足之间
作者：苏小蝉
他被评上服务标兵，就因为一个动作——温柔的一伸手。
雨天泥泞，雪天路滑，他都会习惯性地扶住那些莽撞调皮的孩子、搀扶行动不便的盲人和那此上了年纪的老人。
十几年如一日。
他是市中心繁华路段的交警，也是这座城市市民的楷模。记者采访他时，他在电视镜头前拘谨地笑着说：“是因为那床厚厚的报纸被子吧。”
高三那年，他迷上了打游戏。恨铁不成钢的母亲一怒之下拿鸡毛掸子打了他，他负气离家出走。火车颠簸着过了几站，他随熙攘的人流下车，却发现兜里的钱不翼而飞了。天色已晚，寒气渐重，他颓丧地坐在候车室里，看人流如烟雾渐渐散尽。他想自己怕是要在这冰冷的候车室里蜷缩一夜了。
他先是来回地走着，后来袖着手蜷在冰凉的椅子上。无法抵挡的寒冷从脚底向上升腾，最后传遍他的全身。他怀念一床温暖的被子，一件厚实的大衣，哪怕就是一块破旧的毯子也好。
就在他浑身酸麻、手脚冰凉，睡得迷迷糊糊之际，人感到一阵轻柔的覆盖。他一激灵爬起来，是一张陌生的女人干皱的脸。他身上盖着她的一件灰旧的外套，还有一层厚厚的报纸，从胸口一直到脚。她是白天在车站卖报纸的老妈妈。她和善地笑着：“睡吧，孩子。我的儿子如果活着，也像你这么大了。”他了解到，为了寻找走散的儿子，她辞掉工作，在火车站卖报纸，已经十多年了。
后半夜，他睡得很香。清晨，老妈妈为他泡了一碗热面，给他买了车票，送他上了车。
一路上，他脑子里全是老妈妈那第沧桑而又和善的脸：如果我儿子活着，也像你这么大了；如果他在外面睡着了，希望也有人为他盖件衣裳，哪怕是几张报纸。
回到家，妈妈正在联系电视台发寻人启示，一见他就哭了。嘴硬的他没说半句软话，却从此努力起来，再也没有碰过游戏机。后来，他考取了交通学校。那次采访，他在电视上说：“我妈妈老了，反应也慢了，我希望她上街的时候有人也能搀扶她一下。我做的只不过是用父母的心去顾念每一个孩子，用孩子的心去感念全天下的父母……”
电视机前，无数的母亲眼睛湿润了。
爱很简单，就在带给别人温暖的举手投足之间。
本文摘自《读者》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宽 容 是 金
作者：罗强
２００４年８月２３日，雅典奥运会男子单杠决赛正在激烈进行。２８岁的俄罗斯名将涅莫夫第三个出场，他以连续腾空抓杠的高难度动作征服了全场观众，但在落地的时候，他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失误——向前移动了一步，裁判因此只给他打了9。725分。
此刻，奥运史上少有的情况出现了：全场观众不停地喊着“涅莫夫”、“涅莫夫”，并且全部站了起来，不停地挥舞手臂，用持久而响亮的嘘声，表达自己对裁判的愤怒。比赛被迫中断，第四个出场的美国选手保罗·哈姆虽已准备就绪，却只能尴尬地站在原地。
面对这样的情景，已退场的涅莫夫从座位上站起来，向朝他欢呼的观众挥手致意，并深深地鞠躬，感谢他们对自己的喜爱和支持。涅莫夫的大度进一步激发了观众的不满，嘘声更响了，一部分观众甚至抻出双拳，拇指朝下，做出不文雅的动作来。
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裁判被迫重新给涅莫夫打了9。762分。可是，这个分数不仅未能平息观众的不满，反而使嘘声再次响成一片。
这时，涅莫夫显示出了他非凡的人格魅力和宽广胸襟。他重新回到赛场，举起右臂向观众致意，并深深地鞠了一躬，表示感谢；接着，他伸出右手食指做出噤声的手势，然后将双手下压，请求和劝慰观众保持冷静，给保罗·哈姆一个安静的比赛环境。
涅莫夫的宽容，让中断了十几分钟的比赛得以继续进行。
在那次比赛中，涅莫夫虽然没有拿到金牌，但他仍然是观众心目中的“冠军”；他没有打败对手，但他以自己的宽容征服了观众。
涅莫夫的宽容值得称道。在生活中，出现摩擦、不快和委屈，是常有的事。我们不能以针尖对麦芒，因为怨恨就像是一只气球，越吹越大，最后会膨胀到无法控制的地步。面对怨恨，我们应该不念旧恶，不计新怨，能宽容时就宽容，得饶人处且饶人。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6期
狂女阿罗
作者：徐慧芬
阿罗在故乡人的脑子里可以归入“狂人”一类。她是我们村贫农长庚的女儿，相貌丑，脾气还坏，为人处世总与人拗着。你要她朝东，她偏朝西——大约是想强调自己的“与众不同”，或是为了挣回自以为是的“面子”。村里人背后都叫她“泼货”。女孩子不听话，或者顽皮，大人便要教训道：你想学长庚家的“泼货”吗？
她的父亲对她也有着几分畏惧，有时背后与人说起女儿的粗野，总要扭头看看。大家都说她的“泼”是长庚宠出来的。阿罗五岁时死了娘，长庚一把屎一把尿地把这个独生女领大，放任她，娇宠她，最后女儿竟成了祖宗，家中事稍有不称心，阿罗就要耍泼。“泼”惟一的好处是，乡人不大敢欺负长庚这个老实人；大的坏处是，长庚丧妻后，想讨点好处的媒人见家里供着这么个横眉怒目的女金刚，胆子和嘴巴都小了。久而久之，长庚也断了续弦的念头。
好在女儿一天天长大，人虽长得五短身材，可手脚像男人，力气也出奇地大，一天到晚赤着脚帮父亲摆弄自留地里的农活。她读书读得不好，小学四年级时，有一次老师布置作文，题目叫《我要当……》，她写了《我要当英雄》。老师笑着说她：“成绩这么差，天天和别人打来打去，还想当英雄？”于是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她气得掀翻了桌椅，跑出了学校，把书包里的书统统扔到门前的河浜里，第二天便扛着一把锄头跟父亲下地赚工分了。长庚是无法说服这个女儿再读书的，众人对她自愿当“童工”也无可奈何。
阿罗一天天长大，看到父亲的腰也一天天弯了下去，某一天动了恻隐之心对父亲说，你要讨老婆你就再讨一个吧。父亲神色黯然地摇了摇头。女儿见父亲不领她的情便动了怒，大声说，我叫你去寻，你就去寻！长庚只好说，我已老了，一大把年纪了，到哪里去寻呢？阿罗反驳说，啥人说的？我倒不相信！结果这个“泼货”女儿真的托了媒人为父寻妻。媒人找到邻村一个新寡的女人，试着撮合。那寡妇说，找长庚还要搭个后娘，到了长庚家，怕是要和阿罗的关系倒过来，称阿罗为“娘”了。媒人把这番话一五一十地说与阿罗听，阿罗听了，沉默了好一会儿才骂了几声娘。
后来长庚终于寻到了后妻。女人是从外地逃荒来的，还带着个小女孩。媒人瞒住了阿罗的“泼”，只说还有个能干重活苦活的女儿。后娘是个慈眉善目的女人，进门后事事谨慎，处处小心，与阿罗还算相安无事。阿罗只是不肯叫娘，叫她“哎”，有事“唔”一声了事。
新妈小心翼翼，善待这个女儿：煮两个鸡蛋，也要挑一下，大的给阿罗，小的给自己带过来的女儿。可是有一次阿罗还是“犯毛”了。一个冬日，阿罗收工回来，看到妹妹脚上的一双新棉鞋，想到自己大冷天还是单鞋一双，到底是后娘偏心，不由怒从心头起。晚饭时，饭桌上她就发作了，话十分难听：哼！六月里的日头，晚娘的拳头，一点不错。同样的天气，我穿的啥？后娘一听这话就哭了。还是妹妹从房里取出了一双新棉鞋，递给姐姐，说妈妈原是做了两双，今天我先穿了试试的。阿罗一听，愣了一会儿，便伸出巴掌朝自己脸上扇了两下，对后娘说了声大人不生小人气，总算承认了自己是小人。第二天，她竟动用私房钱买来一双新雨鞋要送给后娘。后娘说，我的雨鞋还好好的，花这钱干什么。阿罗也不解释，只说新的好，旧的她扔了。原来前一天她在饭桌上耍泼前，就已经用剪刀把后娘的两只雨鞋底上各挖了两个洞。
后来阿罗竟交了好运当了工人。那时我们村上少数拿工资的工人一直被农民羡慕着，谁家出了个工人阶级，是很庆幸的。阿罗的运道还是出在她不安分的性格上，譬如，她的父亲断言她是种田的命，她就要把命翻一翻；譬如，别人嘲笑她是冬瓜身材长相粗，她定要有所能耐，混出个人样给你们看看。
她家的一个亲戚在村附近一个运输场里，有次偶然说起场里要招两个工人，她一听便缠上了，亲戚说那是男人干的重活，女的不合适，她说你叫两个男工来，我们打打看，看谁赢！亲戚经不起她的缠磨，就把她的力气向场里作了重点介绍，那里的头儿让阿罗去试试看，结果她一人干了两个人的活，自然大受欢迎，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
尽管这是个比种田还累还脏的活，阿罗却不觉其苦，一天到晚穿着油腻腻的工作服，满怀豪情，住在场里。礼拜天回家来一次，总是一手拎两瓶老酒，另一手揣几包猪头肉花生米之类的下酒菜来孝敬她老父。常常父女对饮，父亲喝不过她，便宜了几个讨酒喝的傻小子。
她每月都把钱用光，老人便劝她，阿罗呀，你总要成家的，省点钱吧！她撇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