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精华版之一-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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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8岁的侄儿在走路。有时候，饭菜不可口，他执拗着不吃；天凉了，让他加件衣服，得哄好半天。
父亲很有点“人来疯”。家里来个客人，父亲会故意粗声大气地跟母亲说话，还非要和客人争着吃头锅的饺子———他明知道家里有客人，母亲不会和他吵架。客人一走，父亲马上又会低声下气地给母亲赔小心。
每次父亲从外边回来，第一句话一定是：你妈呢？如果母亲在家，父亲便不再言语，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母亲不在家，父亲便折回头骑上自行车到处找，千辛万苦把母亲找回来了，又没有什么事。有一次，父亲晨练回来，母亲说：出去之前也不照镜子，脸都没洗干净，眼屎还沾在上面。父亲不相信：我出去逛一圈了，别人怎么没发现，就你发现了？母亲觉得好笑：别人发现也不好意思告诉你呀，都这么大的人了。
家里有一点破铜烂铁、废旧报纸或塑料瓶什么的，父亲都会高高兴兴拿到废品收购站去卖，卖得的三五元钱，不再上缴母亲，装进自己的腰包作“私房钱”，用于购买零食。
父亲以前生活节俭，从不肯到外边吃饭，也不吃任何零食。现在儿成女就，没什么大的开支，他也就大方了，经常跑去买零食吃。父亲最喜欢吃板肉夹烧饼。有一次父亲很委屈地在我面前告母亲的状：我每次都夹一块钱的肉，只一次烧饼有点大，我夹了两块钱的肉，你妈就嫌我浪费。我心里觉得好笑极了，这哪是印象中严肃古板、不苟言笑的父亲啊，分明是一个馋嘴的孩子。我从口袋里掏出10块钱给他，让他专门用来买板肉夹烧饼，并叮嘱他，不准告诉母亲。父亲高高兴兴的收下钱出去了。第二天，我从厨房经过，听见父亲向母亲炫耀道：女儿给我10块钱，让我买板肉夹烧饼，还是闺女对我好！
我心里忽然一阵酸楚———我们越来越大了，父亲却越来越小，那种感觉就像一个叫云亮的诗人写的诗…—《想给父亲做一会父亲》：父亲老了／站在那里／像一小截地基倾斜的土墙／……父亲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像个孩子／我和父亲说话/父亲总是一个劲地点头/一时领会不出我的意思/便咧开嘴冲我傻笑。。。。。。有一刻/我突然想给父亲做一回父亲/给他买最好的玩具/天天做好饭好菜叫他吃/供他上学，一直念到国外/如果有人欺负他/我才不管三七二十一/非撸起袖子/揍钩日的一顿不可。。。。。。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
价值的真谛
作者：刘墉
当你失去所有身外之物时，别忘了你惟一的可掌控的生命价值。
别亏了人生的本
遇到一个刚拿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的年轻人。
“真不简单，”我赞美他，“拿到MIT的博士，你可以好好施展抱负了。”
“对，我是得赶快加油，要不然就亏大了。”
“亏大了？”我不太懂他的话。
“是啊！”他笑笑，“你算算，我今年28岁，前面从出生、学坐、学爬、学走路、学说话、小学、中学、大学，到今天拿到学位，我用了28年啊，我也消耗了我父母和社会的资源28年啊！可是算算下面还有多少年？像我们这种搞尖端科技的，如果不一直努力，只怕能工作的时间还不到28年，等我56岁，早落伍了。”
可不是吗？我算算，原来求学的报酬是相当有限的。拿这位博士来算，他学1年只相当于以后用1年，学1小时，也只有用1小时的报酬率，怪不得他说——“我得赶快起跑，毕业的那一刻，就是我起跑的那一刻，在今后的28年，我要好好利用过去的28年才能扯平，我的人生也才能不亏本哪！”
我有个朋友，曾经家财过亿，不料股票崩盘，他一下子垮了。有一阵，他沮丧极了，胆固醇、血压都高得惊人，还得了严重的忧郁症。最近在百货公司遇见他们夫妇，居然正满面春风地看水晶玻璃。“买不起了，”他对我笑笑，“以前的收藏也全卖了，但是看看橱窗里的，纯欣赏，也挺好。”
常在电视上见到一位政界名人，早年他曾因为是异议分子，被关了二十多年，但是当别人血脉贲张地向旧政府讨公道时，他没有。
他总带着一抹潇洒的笑容，连眼睛都笑，见不到一点儿生气与怨恨。
“对付迫害，忍耐是不够的，要宽恕。”
一件古董，今天人人都想收藏，它可能是无价之宝，明天有人鉴定是膺品，它又可能不值几文；一个公司的股票，今天大家都想收买，它可能大涨，明天财报出来，显示前景欠佳，又可能一落千丈；一国的货币，今天它的国力强，人人抢着持有，汇率可能一直攀升，明天出了泡沫经济，它又可能大幅贬值。
价值是它在人们心里的分量，大家都看好它、欣赏它、希望持有它，它就有价值。
这世间的东西，哪样东西能永远不变呢？流行会退潮，股市会崩盘，币值会狂泻，也因此，许多投资人突然间一无所有，跳楼自杀，他们错了啊，他们忘了有一样价值，可以由他们自己决定，那就是“生命的价值”，只要有信心、肯努力，认定自己能东山再起，生命的价值就能维持在最高点。
当你失去所有身外的价值时，别忘了你还有生命的价值，当你费尽力量拉抬财产的价值却失败的时候，别忘了还有一样绝对操之在你的东西——生命的价值。
印度佛教复兴之父安贝卡说得好：“即使你穷得只剩一件衣服，你也应该把它洗得干干净净，让自己穿起来有一种尊严。”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
看不见的城市和她耀眼的建筑
作者：赵灵敏
近年来，建筑在中国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
从4年前保罗·安德鲁设计的国家大剧院，到赫尔佐格和德梅隆设计的“鸟巢”（国家体育馆），再到库哈斯设计的央视新大楼，世界顶级建筑大师给了国人一次又一次颠覆性的视觉冲击，
也引发了一系列争论，这些争论在最近达到了高潮：6月初，4位院士集体上书总理，对目前的奥运场馆建设中存在的崇洋奢华、片面追求视觉冲击等问题进行了抨击，接着，戴高乐机场通道坍塌事件直接引发了高层对“鸟巢”的关注，而7月30日鸟巢的停工则引发了一场对国内建筑和城市规划弊端的大清算：片面求大、求洋、求新、求怪；建筑风格不协调，城市形象杂乱；旧城改造中，珍贵的历史文化风貌受到破坏……
一个建筑问题最终演变为社会问题。
“失忆之城”
中国古代有大气张扬、红墙琉璃瓦的故宫，结构严谨、淳朴含蓄的徽州民居，有八角塔、燕尾楼，有“方正端庄”的棋盘式城市布局，有注重天、地、人相互关系的风水理论，有先进的消防、排水、绿化和道路系统……而今，经过千百年时光的淘洗，这些国粹已经湮灭在历史的深处。中国城市已经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回到从前。
然而，中国城市将迎来什么样的时代，却似乎从来没有人给出过确切的答案。梁思成先生为了北京能够多保留一些有价值的牌坊、琉璃宫门等古建筑，多次据理抗争。一位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对梁先生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
这位副市长的话反映出了中国几十年来在城市建设和规划上的中心思想：将高楼大厦当作现代化的标志，“变化”成为唯一重要的东西。只要“变”，就足以令人欣悦，“变”成什么样子倒不是最重要的。轻视过去，迷信将来，相信新的一定胜过老的，变化的一定胜过不变的。“时代精神”成为拆毁古建筑最有力的道德说辞。
而这样一种不顾一切求新求变的心理惯性所带来的危害，在一个中央集权的社会里得到了无限的放大：政府的力量无比强大，强大到私人望尘莫及的程度，已经没有任何民间的力量可以阻止和制衡政府“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冲动了，而官员对政绩的追求则使这种冲动加倍膨胀起来。
于是，在中国城市的基建中，甲领导在位时，提出甲氏定位，乙领导上台了，又提出乙氏定位，如此等等，循环往复，以至无穷，遭殃的是城市，浪费的是财富，丧失的是机遇，受益的是一个个流水般登台下台的官员。现阶段我国公共行政和公共事务的决策机制民主化、科学化程度很低，虽然不少地方搞城市规划也成立了专家组、开了论证会，形成了洋洋数万字的可行性报告，但是其结论是长官钦定的，其论证是长官意志的注脚和说明。
目前很多城市选择委托洋机构进行总体规划编制，并标榜规划是由某国的规划大师完成的。其实这些大师往往连语言关还没有过，更谈不上对城市自然、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和资源的充分了解和升华，而更多的是从自身文化的思维方式去理解中国的大气和深沉。这样一来，结合中国国情和民族审美情趣的建筑设计，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使这些建筑在设计和统筹规划上都显得力不从心，洋不洋、中不中。
于是，楼不厌其高、路不厌其宽、车不厌其快、草不厌其绿等等“城市建设高消费”现象，像霉菌一样附着在很多城市的规划和建设过程中，污水处理、垃圾处理这些密切关系市民利益的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则被冷落。饱含历史记忆的旧建筑被无情推倒，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成为中性的“地皮”，跟具体的城市性格没有关系，可以放到任何城市的任何地点中去的地标式建筑拔地而起，中国的城市成了“失忆之城”。
“明星建筑”的时代似乎已经来临
这种片面求新求变的心理惯性，其登峰造极之作就是大量标志性建筑的出现：还有什么能比那些鹤立鸡群的建筑更能代表官员们拥抱现代化的热忱呢？而这类建筑最受诟病的地方就在于，根本不顾及四周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氛围，相反，它们使自己成为“明星”，成为公众关心的焦点，并因此在很大程度改变了城市的面貌。流风所及，建筑师势必挖空心思地创造“奇迹”，想方设法使公众“震惊”。每个新建筑的造型出来都必须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必须是“明星”一般的。一个“明星建筑”的时代似乎已经来临。
而事实上，这种强调视觉冲击的建筑风格，并非中国独有。著名建筑师弗兰克·盖里的名作——坐落于西班牙小城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美术馆就是著名的例子。
上世纪90年代以前，毕尔巴鄂是一座靠海的工业小市镇，随着钢铁、造船业的衰退而没落，残旧的港口和工业区以及失业的人潮，搭建起“夕阳城镇”的街景。然而，这一幅破败的景象随着一座令人惊艳的美术馆的进驻而完全改观。由闪闪发亮的钛金属覆盖、有着透明玻璃墙幕和厚重质感的石灰岩，坐落在城市中心旁2。4万平方米的土地上，毕尔巴鄂古根海姆美术馆成为这个小城的重心。
筹备4年、建造3年，请来国际建筑大师盖里精心打造，造价9000万美元的美术馆，吸引着欧洲庞大的艺术爱好者群体。1997年底，美术馆开幕，一年之内就吸引130万参观人潮：到第三年时，带来的经济效益已超过4。5亿美元、共吸引400多万游客，上缴政府1亿美元的税收。随着美术馆启用，城市的活力也跟着苏醒了，毕尔巴鄂市建起了机场、地下铁路、新的码头。短短几年之间，一个没落的小城市来了个奇迹般的大翻身，晋升成欧洲新的艺术文化中心。这一成就，也为建筑界和城市规划领域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毕尔巴鄂效应”，专门用来指此类前卫建筑成为城镇救星的现象。
“毕尔巴鄂效应”作为一个榜样，鼓励了普通人对奇形怪状的前卫建筑的向往。现在，就连浙江金华这样的中等城市，也请来了“鸟巢”设计者赫尔佐格和德梅隆，操刀金东新区的设计规划。过分强调形式感的结果是出现了《格调》的作者保罗·福塞尔所说的“建筑贫民化趋势”：炫耀、浮夸和千篇一律。人们忘记了，毕尔巴鄂的成功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成功，更应归功于古根海姆基金会素负盛名的艺术品收藏；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建造费用是由民间机构支付的，而在中国，官员们对巍峨、庞大、炫耀型建筑的喜好却只能由纳税人来买单。
当精神价值被搁置而政治和商业的利益要求最大化时，艺术成了伪劣建筑的外包装。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建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