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精华版之一-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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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纹里累积了多年来艰苦劳作的痕迹。 有了水，有了树荫，我们自然轻松起来，开始聊天。从拉丹袭击美国到以色列围困阿拉法特一直聊到前两天吉林发生的矿难，有二十几个四川民工困在井下。 我发誓我们聊天纯属信马由缰，没有什么目的。但我却看见一直埋头干活的老农民停了下来，手中的竹刀开始颤抖。这时，他的身后，他白发苍苍的妻子轻飘飘地倒在地上，手中的刀很清脆地响了一声。 我们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有人说老人是中暑，赶紧掐人中，有人则想起自己采访包里还有藿香正气液，赶紧去拿。大家手忙脚乱一通忙活也不见效，有人提议赶紧送医院。 幸好，汽车在我们最需要它的时候修好了，乡卫生院离得不远，十几分钟就到了。医生乡里乡亲的也算熟人，对老人的病似乎也很有把握，半小时的抢救，老人终于醒过来了。忙活完的医生一面洗手，一面对我们说：这老婆婆经不起刺激。 “我们自己聊天，没刺激她啊！”我们感到很委曲。 那你们都聊了些什么 ？ 不就是本拉丹阿拉法特吉林煤矿埋了二十几个人吗？ 医生把眼镜一扶说：这还不算刺激？老人的两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在外面打工，也不一定就是啊！ 医生一脸正色地说：你想想，你们这一路人，又是摄像机又是采访车的，莫名其妙地就进了她家，还矿难矿难的，这年头，她们能捞着被采访的机会恐怕就只有家里人在外面死了，你想想吓不吓人啊？ 我们还是有点迷糊，说：老人的儿子在吉林打工吗？ 医生说：这倒不清楚，我上次抢救她时，好像是她听了广西出矿难的消息。我们这里通讯不方便，后生们出去打工，都像树叶一样，飘到哪是哪，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所有的矿难都会让他们的家人心惊肉跳。 听了医生的话，我们感到震惊和惭愧，在用车送老人回家时，我们拍着胸口向毛主席保证，我们只是路过她家讨口水喝的，跟他的儿子们没有任何关系。 老人眼里空空的点头表示相信。 我们眼里湿湿的踏上了归程。在路上，我们几个发誓，从此不再在农民面前聊矿难之类的事……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期
独岛的光荣
作者：张宏杰
类似中日之间钓鱼岛这样的争端，在韩日之间也在不断上演。
韩日之间有一个小岛，长不过２００米，全是礁石，不生草木。韩国人称之为独岛，日本人命名为竹岛。这个小岛在韩日关系中的地位，恰如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二战前，日本占有该岛。独立之后的的韩国宣布对该岛拥有主权。１９５３年５月，日本右翼人士趁韩国正为朝鲜战争所困之时，登上了这无人的小岛，修建起了标志物。
而韩国人是怎么做的呢？
在日本人登上独岛之后，一个２３岁的韩国青年洪淳七趁战争期间枪支管理不严，通过非法手段采购了一批枪支，召集了几个热血青年，渡海登上了独岛，赶走了日本人，在岛上升起了第一面韩国国旗。
在那之后，洪淳七靠着一杆步枪，独自一人守卫独岛三年零八个月之久。在他的日记里，记载着无数次和日本舰艇、渔船对峙的记录。后来，韩国政府彻底从战争中脱身出来，派出海上警察完备对上岛，洪淳七才结束了神圣的“守护国土大业”。但韩国政府没有惩罚他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反而颁发勋章，表扬他的爱国行为。
目前，韩国军队已牢牢控制了这个小岛。韩国在独岛常年派驻３４名警察，同时配置了驱逐舰，快艇、直升机，随时戒备日本渔船和海军舰艇的侵犯，令日本船只不敢轻易越过雷池一步。日本人除了口头抗议，别无他法。
每个人都知道韩国的崛起和繁荣离不开日本，韩国和日本还同属美日韩军事政治同盟。可是韩国人从不掩饰对日本的仇恨，在对日关系上从来不会因为顾全大局而做任何让步。他们对死不认错的日本人的愤怒，从来是点火就着，怎么激烈怎么来。日本那边在历史问题上稍稍做一点手脚，韩国这边立刻就烈火燎原，吼声振天。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后，２０名身披国旗的韩国青年聚集在汉城的“独立门公园”，大声抗议后用刀把自己的小指头剁下，装在信封里寄往日本驻韩国大使馆。九名韩国人集体绝食，要求日本人道歉。韩国政府立刻采取最为强硬的外交行动，召回了驻日大使。与此同时，无数韩国人上街烧毁日本国旗，开展抵拷制日货行动。１９９２年，韩国外长明确要求日本政府向战争受害者及其家庭进行赔偿，韩国政府并为此成立了解决该问题的专门班子。
按照许多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些举动都属于小不忍则乱大谋，都是属于给两国关系制造麻烦，都是不理智、不沉着、不智慧，势必影响两国政治关系的大局，势必损坏日韩经济贸易关系，到头来害了自己。
奇怪的是，韩国人的刚烈居然没有影响韩日关系的“大局”，日本人频频向韩国人示好，日韩经贸关系飞速发展。早在１９９５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已达４８５亿美元。两国还一起举办了世界杯。
更为奇怪的是，死不道歉的日本人居然单单向韩国人道了歉！１９９２年，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在出访汉城的３天里，先后８次表示谢罪。１９９８年，韩国总统金大中对日本进行了为期４天的访问。访问期间日韩发表了联合宣言，日本首次承认了对韩国的侵略，并正式道歉。
然而到现在为止，日本还没有正式向韩国以外别的国家就历史上的侵略行径正式道过歉。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期
荒唐的“禁令”
作者：文志传
华人在自己的祖国聚会，用什么语言交谈？这也许是个毫无疑问的常识问题。谁不知道华人同文同种讲汉语？
然而怪事偏偏就出在同种不同文，华人在华开会竟然“禁说”华语。刚刚在上海落幕的第四届全球华人物理学家大会，聚集的学界精英尽管都是黄皮肤黑头发，但从论文汇编到会议网站，从演讲到提问，甚至会场门口的指南，全是英文。有人申请用中文做报告未获准许，只好用不熟练的英文演讲，致使论文原意不能充分表达。一位与会学者认为，大多数报告用中文完全可以讲清楚，而且更容易被听众理解。即使考虑到部分海外华裔学者的需要，至少可以采用中英文双语，但这些要求被组织者以国际惯例为由而拒绝。大有非熟练英语者不得发声的意思。
组织者所谓“国际惯例”，如果不是故意蒙人，就是连起码的常识也不懂。联合国的工作语言有6种，汉语乃是其中之一。倘说“国际惯例”，至少应该是包括汉语在内的6种工作语言同时使用。随着中国国力日渐增强，外国学汉语的人与日俱增，汉语成为世界强势语言的特征已经显现，我们为什么还要崇拜英语到走火入魔的地步？
令人敬佩的是丁肇中教授，他不顾“禁令”，坚持以中文作报告。丁教授的英语水平毋庸置疑，但当他荣获诺贝尔奖发表演说，却用汉语。他说，汉语是他的母语。这一次，丁肇中在用汉语表达学术思想的同时，也表达了超越物理意义的文化情感。中华儿女遍布世界各国，但无论相隔多远，差别多大，他们以通用的汉语作为中华民族的主要标志，这无疑是中华民族大团结形成和巩固之基础。丁肇中教授此举，令人尊敬。
我们的国土神圣不可侵犯，因为那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地方；汉语神圣不可歧视，因为那是中华文化时时刻刻、绵绵永续的精神家园。保护我们的精神家园，维护汉语的尊严，也就是维护民族的尊严。不错，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们有许多事情都要跟国际接轨，但体现民族传统、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语言、文字，绝不在接轨之列。法、德等不少国家甚至拒绝在自己的文字中夹杂英文，而俄罗斯总统普京也签署命令，要求维护俄语的纯洁性。显然，语言、文字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我们能不深省吗？
记得小时候听老师讲都德的《最后一课》，她说，灭绝一个民族最恶毒、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迫使该民族放弃自己的母语。她说着说着就哭了，我们也哭了。她说，我们靠祖国生存着，我们靠母语发展着——这不是“最后一课”，这是永远的一课！
本文摘自于《读者》2005年第2期
假如我能活到五岁
美］爱波斯坦、霍维茨著，殷宏伟、李金慧译
我眼中的“巨人”
最初产生写这部书的想法，又决定采用《假如我能活到五岁》这个书名，完全是因为一个孩子，一个不到五岁的孩子，就是她帮助我度过了一个儿科神经外科医生的最初阶段。她叫内奥米，病危住进我们医院时只有四岁。她患了一种极为复杂的脑瘤，昏迷不醒。
这是25年前的事。第一次手术后，内奥米恢复了知觉，甚至在绷带还缠着她的头时，她就表现出孩子充满活力的神态。我第一次和她交谈时，她缓缓地抬起自己的脚，以挑战者的口气说：“假如我能活到五岁，我要学会骑两轮车！”
在等待内奥米恢复体力、准备给她做第二次手术的那些天，我每天都要到她的床边看望她。每次我检查她的病历时，她都要站在床上对着我修改她的计划：
假如我能活到五岁，我要学会用双扣系我的鞋！
假如我能活到五岁，我要学会读连环画。
假如我能活到五岁，我要学会跳绳――向后跳！
第一次面对这种可怕的肿瘤，我却发现自己从这个仅有四岁的小女孩儿身上汲取了无穷的勇气和胆量。内奥米的精神鼓舞着我，对我而言，那是我事业初创期至关重要的一课，它加大了我的决心，让我从不放弃任何一个救治孩子的机会和可能，不管这个孩子处于何种令人恐惧的状态。
成人们大都倾向于这样认识和评价孩子：他们是幼小的、脆弱的、易受伤害的。而在我的经验中，他们却是坚强的巨人。
我们给内奥米成功地做了第三次手术。现在，她已成为一位非常幸福的30岁的女人。她热爱生活，在一家杂货店做记账员。她给我写了封信，自豪地告诉我她在什么地方工作，什么时候到了曼哈顿。她说，她写信为的是向我问好，并让我开心。
金色的绶带
人的生命是如此短暂。有时，我必须让自己接受这样的事实：我能给孩子的最好的礼物就是时间，多一个夏天的假日，或多一年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然而，现在我明白，以活几天或几年来计算生命的价值是一个愚蠢的算法；对生命的真实计算只能是如何充分地利用和分配我们的时间，在一定时期内我们能分享多少人生的乐趣。
劳拉被磁性共振扫描图像检查出她的恶性肿瘤第三次长出来时，我对此感到束手无策，一度陷入困惑之中。再一次给她做手术的确可以为她延长生存的时间，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治愈她，况且她已经经历了两次非常艰难的手术，做过两个疗程痛苦的化疗了。
和我的许多小患者一样，劳拉从12岁做完第一次手术后，身体的生长不断加速。当别的青少年正沉迷于摇滚歌曲时，劳拉对化疗和放疗已相当精通。她的父母参加我们任何时候的常规会诊，但是劳拉总是为自己说话，并首先作出治疗决定。
我决定告诉她治疗进程停在哪，并试图了解她接下来想做什么。很久以前我就发现，如果你想和孩子保持任何可信任的关系，诚实也许是惟一可行的方法。我曾经亲眼目睹了最悲惨、最残酷的情景：孩子不顾一切地想要知道自己的真实情况，而他们的父母却感到有必要隐瞒他们，不让他们知道。这样，孩子便不可避免地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并因此而激愤。
我告诉劳拉我的想法，让她知道再做一次手术可以为她多争取一些时间。她的反应同样直接而坦然：“我要告诉你，弗雷德医生，我对躺在恢复室中，头上缠着纱布慢慢苏醒过来的生活已经厌倦了，我感到很累。化疗也一样，看着我的头发从手中落下，也同样让我伤感。”
她抬头看了看放在灯箱上的磁振动图像，叹了一口气说：“我告诉你我想要什么，我真的很想在这个夏天回家去骑马度假。如果我同意你再一次给我做手术，这个夏天我还能实现什么愿望呢？我同意再手术，但不要再化疗了。”
那次的对话是在五月。劳拉很快从手术后恢复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