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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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工厂的竞争。大多数人都认为，只要使家庭手工业在经济上能与工厂工业竞争，它
就能存在下去，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才需要有一项系统的技术研究计划，改进原料，筹
措资本和作出优异的市场销售安排。至于保护家庭手工业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有些
国家的政府已着手进行这一工作，这是值得考虑的。
这个问题只对在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中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才有意义，在那里人们由
于缺少土地或资本来源不能充分就业。因此有人说，在家庭手工业中使用劳动力的实际
成本等于零，而工厂生产则要动用稀有的资本和管理技术。假如家庭手工业工人不论能
够得到多少货币收入都愿意干活，哪怕是很低的收入，那么在价格基础上的竞争将会产
生合适的结果。但是，实际上，他们坚持非要得能维持生活的最低收入不可，他们索取
的价格也许会超出实际社会成本。所以，无论货币成本差别多大，实际成本的差距是有
利于家庭手工业的。这样一种说法显然不适用于劳动力比较缺乏的国家。如果这种说法
是对的，那它也是指亚洲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而不是指非洲和拉丁美洲。
现在我们来研究这种说法在劳动力过剩的国家是否正确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用数
字的例子来说明。假设有100名家庭手工业工人进行生产。再假设大型工业有10个人连续
地制造、维修和更换机器，30个人在工厂里使用机器，就能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还
要把投入的资本的利息打入成本，但是这不属于本段的论点）。那么，如果需求相同，
建立工厂就意味着40人可以作以前100人所作的工作，60人将会陷入贫困境地。这个结论
的正确性取决于需求相同这一假设。如果相反，需求量增加60％，那么若40人在工厂工
作，60人在家庭手工业中劳动，每个人都有工作可做；如果需求量增加150％，那么每个
人都在工厂有工作可做。所以关于家庭手工业的论点仅仅是关于技术进步的整个论点的
一部分。如果生产率比需求量提高得快，则会出现失业现象；反之如果需求量的增加速
度快于生产率，那就会出现通货膨胀或增加就业人数。
需要注意的是在采取提高制造业（不管是家庭手工业还是工厂）生产率的措施的同
时，必须采取增加制成品的需求量的措施。这种需求量仅仅有一小部分来自工业生产者
本身，他们只占这类国家居民的一小部分。需求量的大部分来自其他各阶级，其中农民
的需求量最大。如把资本投放在发展制造业，而国家的农业仍处于停滞状态，结果肯定
是制造部门困难重重，因为工厂和家庭手工业的工人都将竞相争夺有限的需求量。但是
如果均衡地发展，农民的生产率迅速提高，对制成品的需求量也相应地增加，那么对工
业进行投资就会大有余地。此外，在人口过多的国家，工业化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制成
品的国际贸易的发展。多数发展问题的奥秘在于各个部门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我们将
在以后的章节中还要论述这个问题［第五章第三节（二），第六章第二节（一），第七
章第一节（二）］。
叙述了上述种种问题以后，情况仍然是，在拥有剩余劳动力的国家，在早期发展阶
段，把资本用于发展运输和其他公用事业，灌溉系统和其他农业必要设施，以及大规模
生产最有利的各种制造业——尤其是金属、化学、工程、建筑材料——比较有利，而把
资本投放到用家庭手工业工人可以制造得相当好的产品进行竞争的行业，尤其是纺织业，
就不是那么有利。这仅仅是一种暂时现象。如果情况发展了，对家庭手工业产品的需求
量很快会赶上供应量，于是工厂就有了发展的余地，而不致造成大批人失业。与此同时，
在家庭手工业生产最能坚持的领域兴建工厂在批准时是否应该加以限制，是一个值得讨
论的问题，这取决于价格机制反映实际社会成本的效率如何，也取决于人们对于某个国
家批准方式抱有多大的信心。暂时保护某些家庭手工业有其经济上的理由，这是一种防
止资本浪费的措施，但是并不是所有经济理由都值得政府给予支持。
第五节 制度的变化
（一）变化的过程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从社会制度与经济增长相一致的角度探讨了社会制度问题。下
面让我们来探讨制度如何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是否符合事先确定的路线。
或许最好从一开始就提醒我们自己，经济的变化并不完全产生于制度的变化。经济
增长可能产生于资本形成的增加，新技术知识的应用，或者不是源于制度变化的其它因
素。说明这一点的一个明显的例证产生于外国人带来新知识或者新资本的时候。源于这
些因素之一的增长差不多肯定会造成制度的变化。相反，制度的变化可能不是产生于经
济的变化，比如由宗教、政治或自然动乱造成的变化——认为一切社会动乱都是经济问
题引起的观点等于是说，唯有经济利益才是人的动力，这显然是错误的。本节仅限于探
讨制度变化的性质、原因和影响；但是，这不是说这是经济变化的主要的或唯一的原因。
我们在考查了制度和经济增长的一致性之后得出如下结论：制度促进增长取决于制
度使报酬和努力联系在一起的程度；取决于它们允许专业分工和进行贸易的范围；取决
于准许找出并抓住经济机会的自由。现在，不同国家的制度在这些方面是大有差异的。
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无时不在发生变化，纵然有的快些，有的慢些，这些制度可能正以
有利于增长的方式发生变化，但也可能正以限制增长的方式发生变化。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制度的最重要的特点大概是它们允许有多大的活动自由。
人们一旦有可能抓住经济机会，便会出现增长，如果经济增长，制度就要适应形势，以
便保护积极性和促进贸易。反之，如果机会减少，增长也会下降，制度便开始朝着停滞
方向调整。例如，假设在一个社会发现了黄金，那里所有的制度都不利于经济增长——
那里只有原始的财产概念，家家都自给自足，除非经过最严格的许可（这是很少见的），
不能开展新的活动。然后再假设有些人——不论他是私人还是政府官员——获得特许来
开采金矿、雇用劳工并且从海外进口材料和参谋人员。所有这一切都是彻底改革制度所
需的。家庭将不再自给自足，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额将有巨大的增长，财产关系将变得
微妙而复杂，等等。假使人们有可能抓住机会，他们就会在适当时候相应地改变他们所
有的制度。
因此可以说，变化越多，越强劲。一旦经济开始增长，制度将越来越朝着有利于增
长的方向发生变化，从而加强促使经济增长的力量。反之，如果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
制度将会变得不那么有利于增长；垄断比较易于为人们所接受并比较易于维护，家庭变
得更加自给自足，纵向流动减少，社会地位将会在经济上起更大作用，甚至达到走向封
建主义的地步。
存在这些累积过程的原因是容易理解的。一种社会制度得以以某种形式存在下去，
取决于它是否方便，取决于人们是否认为它公正，取决于效力。如果开始出现增长，所
有这些因素将渐渐消失。这种制度将不再为人们提供方便，因为它妨碍经济取得进步的
机会。于是人们将不再信赖它。以往用各种教条为其辩护的牧师、律师、经济学家和其
他哲学家开始反对旧教条，并以比较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的新教条来取代旧教条。政治
力量对比亦随之发生变化。因为新人是靠着经济增长而获得财富和地位的。他们向老的
统治阶级挑战，缓慢地或者以比较激进的方式获得政权，并支持新制度而不是支持旧制
度。一旦经济开始增长，它无疑会削弱旧制度，并建立比较适应进一步增长的新制度。
同样，一旦增长停止下来，适应经济不断增长的制度便不再适宜了。人们也不再相信这
种制度；牧师、律师、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会转而反对这种制度，主张维持现状的有权势
的集团就能进行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变化。
如果这种变化不是源于经济机会，而是始于制度本身，那么这些累积的力量将会以
同样的方式发挥作用。因为在那时，人们变得比较愿意或者更有可能去抓住机会这一事
实，本身便会创造或者显示有待抓住的新机会，同时新机会的涌现反过来将支持信仰和
制度的变化，正是由于经济机会及信仰和制度彼此累积的这种相互影响，要指出变化的
“基本”原因通常是很难做到的，例如，很难说在13世纪到16世纪的西欧到底是经济机
会日益增多使神学发生变化，最终分成宗教改革派和反改革派呢；还是日益变化的神学
观念允许人们利用本来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存在的机会？所有这些问题往往是无法解答的。
使制度适应变化中的经济情况可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这个过程既不是平衡的，也不是完备的。变化是在信仰和关系网络的某一点上开始
发生的，然后从那里向外扩展。结果，文化方面的一些信仰或习惯产生了彻底的变化，
而其他信仰或习惯却丝毫未变。新的和旧的交织在一起这是不合逻辑的，而且比例也很
不相称，各个社会之间大不相同。转变永远是不完全的。这就是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至今仍彼此迥然不同的原因。它们保留资本主义前的观念的比例不同，在亲属关系的
亲密程度、机会均等、对待私人企业的态度、对待私人财富的态度等许多问题上存在着
差异。一个仅在最近几十年里才加速增长的社会，始终显示出许多不协调的东西。人们
要用很长一段时间才能使自己适应货币经济，学会利用以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种种机
会，以及学会在他们得到钱财以后怎样去花钱和存钱。他们需要一种也许要花很长时间
才能建立起来的新型道德观，因为他们已不再生活在一个根据地位确定义务的社会里，
而是进入了一种新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义务是根据合同确定的，一般说来是根据没
有任何亲属关系的人的市场关系确定的。因而，一个迄今一直极其诚实的社会可能会变
得极不诚实，直至人们懂得，为了履行以钱来表示的合同，对一个哪怕是完全陌生的人
都必须诚实地提供劳务或货物方面的服务。还必须有新的价值观；人们不再尊重原来优
越的地位；首领、叔伯祖父和长者不再得到人们自动的服从。领导力量可能转向其他方
面，新的领导人要得到或者应该得到像对老领导那样的尊敬恐怕要过很长的时间。旧道
德的没落是经济变革中的一个比较痛苦的方面，这也就是为什么道德家和人类学家通常
反对变革，或是至少反对迅速变革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知道，迅速变革会促使老的信
仰和制度解体，其速度要比建立取代它们的新的信仰和制度的速度来得快。现在另一个
引起人们很大注意的不协调的例子是，经济增长开始后不久出现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
不平衡，造成人口增加（当经济衰退伴有人口下降时同样是引人注目的问题）。在一个
停滞的社会里，出生率和死亡率均高，两者大致相等。当经济开始增长时，死亡率开始
下降；
起初仅仅是因为通讯联络的发展和贸易额的增长使得局部的饥荒得到控制，以后是
因为公共卫生措施和医疗条件的改善。死亡率下降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出生率才开始下
降。在此期间，人口可能会在30年至60年内翻一番。一段时间以后，人们才认识到，如
果他们要控制死亡率，他们也必须控制出生率（我们将在第六章再论述这个题目）。
面对变化的不协调现象，许多人在问是否能以“平衡”的方式，即防止某些信仰和
制度比别的信仰和制度变得快来对社会变革进行调节。答案看来是，这是不可能的。一
种文化的众多方面不可能在同一时间里以同样比例发生变化。一些方面感受到的压力比
别的方面大，于是便发生变化，在不同程度上拉着别的方面一起变化，我们不可能总是
预计到什么先变化，因为这在各个社会因其历史和传统的不同而不同；我们同样不可能
预计到文化的哪些方面会被拉着一起变化，或者以什么比例变化。防止变化不平衡的唯
一办法就是防止一切变化，但这是谁也无法办到的。
当然，虽然我们不能预见因任何特定事件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