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理论-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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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规模的大小，也很少规定联合研究活动。因此，更准确地说，在某些工业中，有些类
型的研究是中小厂家无法资助的，因此这些工业中的大厂家就可能有某种从中革新的优
势了。第三，如果研究是合作进行，或是在政府的实验室里进行，就像英国的某些制造
业和大多数国家的农业那样，这种优势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抵销。外部的研究机构确实不
能完全代替厂家内部的研究部门，因为内部的研究部门接触厂家的日常问题，并且能使
自身适应这些问题。
另一方面，需要费钱进行研究的并不是这些日常问题，而是靠推进科学新领域的基
础性的长期工作，这种工作最好能在合作的或政府的实验室里完成，而且可能具有使研
究成果较快地在全行业中推广的好处。当然，这并不是说，研究应当·局·限在为这整
个行业工作的实验室里；相反，这种实验室正像大厂家的实验室那样很可能失去更有成
果的调查方法。我们只是说，小厂家的劣势可通过合作机构得以消失。研究不能成为维
护垄断的论据，因为使科学进步完结的最有把握的办法之一就是对研究加以垄断（对这
些问题，我们将在第四章第一节（二）中详加讨论）。
不过，因为研究和发展之间的差别，我们并没有完全放弃关于规模大小的论点。小
组研究确实能得出大厂家实验室得出的同样成果。但是，在进入发展阶段时，优势也确
实可能在能拿出大笔经费使革新进入商业开发阶段的厂家一边。
资助费钱的革新的能力，如同享有大规模生产经济的能力一样，是大厂家无可否认
的优势之一。有时，这种优势终于产生垄断，有时，不首先创造垄断的条件，就不能享
有这种优势。在有些企业中，垄断偶尔确实促进经济增长，就是说规模会促进增长，就
是说规模和垄断有关。但是我们一定不能把这一点夸大成为一切企业和在任何情况下的
普遍规律。
除了这些规模经济的问题以外，在某种新工业发展的初期阶段予以保护也许是可取
的，只要这种保护在合理的短期几年内便于取消。这种立场在1624年的垄断法中第一次
得到法律上的支持。经过两代人的激烈争论之后，在这项法律中规定，国家可以对新的
发明给予保护，但这种保护在确定的几年保护期之后便须停止。这就是我们专利制度的
起源。在当时，新的发明并不仅仅指今天所指的那些；它还包括从别国引进的新工业，
不管这种工业的技术在别的地方是多么陈旧或早已出名。这项法律因而默认了我们今天
所谓的“新生工业”的论点以及酷似当前解释专利争论的论点。
尽管经过几个世纪的争论，谁都没有改进1624年立法者们采纳的主张。有些新的想
法需要保护，因为使这些想法能在商业上获利要付出代价。这种代价也许是研究或发展，
也许是培训工人或者是使公众熟悉某种新商品的代价。所以政府总是愿意保护新工业，
不管是以关税的形式，以许可证的形式，以津贴的形式还是以专利的形式。在有些情况
下，有可能按其功能检验每一要求，相应地调整保护的类型和期限，就像现在某些不发
达国家所作的那样，鼓励新的制造业。在另一些情况下，特别是处理在工业国家中申请
专利保护的新想法时，没有个别对待的问题，法律对一切事例都规定了同样的保护年限，
让当事的各方在法庭上去决定什么是新的，什么不是。关于专利立法的细节有许多还要
辩论——如保护应给多少年，保护应从什么日子算起，等等——但是基本原则，即如果
新的想法要得到发展就要求有限的垄断性保护，是为人普遍接受的。
人们一般也都同意，保护必须有时间限制，否则就会有害经济增长。这种看法根据
的信念是：人在压力之下比之不在压力之下更可能从事和利用新的发现。这种看法还认
为，新厂家比老厂家更可能采用革命的想法，这部分是由于老厂家感到自己难于保持活
力；部分是由于老厂家在物质上和智力上拘泥于陈旧的技术，不太可能快步赶上全新的
方向，因为那样可能毁掉它们现有的资本。这些信念，就像对人类举止的大部分笼统看
法一样，显然有例外情况。有些垄断者大力引进革新，有些老厂家确实保持住异想的青
春活力。同样地，一些新厂家进行了很大程度的革新，开始进入市场，一些老厂家出于
担心在竞争中败北也进行了相当大的改革。很清楚，如果根本不准新厂家进入市场，革
新的速度就会放慢。自由进入（市场）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保护新的排
斥更新的固然重要，而保护新的排斥旧的同样重要。专利保护是为第一种目标服务的。
经常回顾专利立法防止被滥用是为第二种目标服务的。而且还需要有总的反垄断法，以
防强有力的厂家或厂家联合体使用它的力量不让新厂家进入市场——使用的办法有诸如
停止证券上市、专营、价格战、价格歧视、堵塞销路、垄断货源等等手法。这种法律的
起草、解释和生效要求有慎重的判断，因为在某种情况下经济增长需要垄断，在另外的
情况下垄断则对经济增长不利。因此，这方面的法律往往处于更加错综复杂和界限不清
之中，但是，是一件并非因为其困难而不必要的任务。
新近，发展中国家特别倾向于实行垄断，因为它们缺乏企业家。在这些国家里投资
所冒的风险比在比较先进的国家里要大，因为不大知道它们存在的问题和潜力，经验少
和财力弱的企业家在周期性危机中易于被消灭。在殖民地的贸易中，人们可以非常清楚
地看到这一点，那种贸易易于集中在几家大的财力雄厚的厂家手中；日本历史上也如此。
日本的经济生活曾很快控制在几家托拉斯手里。有成就的企业家不仅要控制他们举办的
工业，而且还想把他们从一种工业得到的利益扩展到另一种工业，部分是因为这样作比
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风险要少些；部分是因为各个企业之间可以互为供应者或
消费者得以互助。因而，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在各种不同的经济部门——银行业、
保险业、商业、运输业、旅馆业、报业、制造业等等之间发展着密切的所有权联系，乃
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毫无疑问，这就是卡尔·马克思所以根据早期著作家和他本人对19
世纪初资本主义的观察，确信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要同日益增强的垄断化联系在一起的
原因。事态发展并未证明这一预言（见第五章，第三节（四））。随着经济的发展，在
企业家能力及其平均经验水平方面也有提高。投资的风险也将减少。因为积累了更多的
关于经济的知识，还因为新工业存在的问题也更为普遍地为人们所熟悉。这样一来，少
数人的聪明才智要支配经济舞台就不那么容易，垄断的地位就更难于建立和保持。换句
话说，赞成垄断的“新生经济”论点同“新生工业”论点平行存在，但是后者只具有暂
时的意义，容易受到垄断期拉长可能减少经济的活力的同样限制。
最后，我们应当指出有一种赞成垄断的论点，其根据是发展中的经济要求有高度节
约和高额利润。依照这种论点，认为把大部分国民收入转到那些愿意节约和投资的人的
口袋里是可取的，而不要给那些愿意把它用于消费的人。当然，这种论点并不是说要走
极端；消费是对生产的报偿，是对进一步努力的刺激力；问题只是程度的问题。在节约
和消费之间分配国民收入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一直争论很多，因为有的看法认为，
如果消费部分过多，投资就会过少，而如果消费部分太少，投资就会得不到鼓励，但是，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非常高的投资率至少可以保持几十年而不会使投资的机会枯竭，
这一点似乎是没有理由怀疑的。只要经济增长同高度节约并非不相容，那么问题的下一
步就是为了取得大量节约究竟需要有多大的利润。的确，非资本家阶级确实很少致力于
节约，但是节约并不需要完全靠个人的努力。政府也可以作为储蓄者，向公众征税，用
于公共设施的资本构成或借给私人生产者。不过，如果政府不能或成不了一个生产性的
储蓄者，可以肯定，发展中的经济要获得足够数量的节余，它确实需要大量利润。即便
如此，利润的水平并不一定取决于垄断；垄断可以决定在这一资本家和另一资本家之间
的利润分配，并不能决定经济中全部利润的份额。这曾是大部分经典经济学家的意见。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阶段，通常有大量劳动力储备可供按勉为求生的工资水平雇佣；只
有在劳动力缺乏的经济社会中，实际工资的水平才取决于竞争。
因此可能同时为了经济增长的利益主张利润要大，而又要抵制垄断的作法，理由是
这种作法将挫伤革新（见第五章第二节（二）和第三节（四）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总之，很清楚，对垄断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能下简单的结论。我们或许可以说，
垄断在经济增长的初期比后期更可能出现，也更可能有所助益。同时，垄断在任何阶段
都是危险的，因为它能掩盖低效率，因为它能运用权力来抵制或压制革新。因此，不管
垄断有什么暂时性的优越性，使得人们处处不信任垄断，力求限制它的权力，则是一种
殷实的本能。
第四节 一些事例
（一）宗教
我们在本章和前一章里多次提到宗教；现在把宗教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简要地集
中总结一下也许是有帮助的。
就这方面来说，有两个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怎样同形形色色的宗教态度相容？第
二，互不相容的信仰是否会窒息经济增长，或者是不是说这种信仰是在不具备经济增长
条件的地方才会盛行，而经济增长一旦成为可能就会为人抛弃呢？
第一个问题比第二个问题容易回答；我们先谈第一个问题。
我们已经相当详尽地谈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态度和制度，现在只需要再列举一些要
点。在我们列举这些要点时，将清楚地看到，每个人都要违背这种或那种宗教的教义，
当然有些宗教比其他宗教牵涉的范围要广泛。首先，不管是因为人们想要商品还是因为
他们珍惜额外的闲暇时间，经济增长要求人们愿意把他们的才智用在提高生产力的方式
方法上。
渴求商品的愿望，也许是出于喜欢物质享受，也许是出于追求与财富俱来的社会声
望和权力；因而在财富是通往声名显赫的捷径的社会里，经济增长较为迅速。有些宗教
确是教导人们，通过潜心修养和诚实劳动便能得救，而且的确把追求效率升华成为美德。
有的基督教派还强调节衣缩食和进行生产性投资的美德。但是大多数宗教也教导人们，
最好是专心于灵魂的净化而不要去孜孜以求提高收入或降低成本的办法；实际上，一切
宗教都劝阻物欲。
其次，经济增长要求有进行实验的意愿。这是技术得以改进的主要途径，也是改变
社会关系和社会态度的途径。实验的意愿反转来也是同对事物追根求源的愿望联在一起
的，因而也同理性信仰有关。正如已经指出的，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摆出的信条中大
都是，上帝就是理性的化身，因而有助于为科学调查在西欧的振兴奠定了基础。对宇宙
的本质持这种态度的宗教为数极少。
实验的意愿正牵扯到人们对宇宙神圣感所持的态度。只要认为人体解剖是渎圣，医
学就不会进步。如果动物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类也许要有一段艰苦的时期同牛、
猿猴、兔子、松鼠、蛇、昆虫和细菌进行生存竞争。同样地，有些宗教对有意限制家庭
人口持反对态度，其结果是人口过剩，饥荒和贫穷。只有认为世上存在的一切是为造福
于人类的，人可以根据自身的利益加以改变，许多技术进步才会兴起。这种看法同把人
作为宇宙的中心的宗教完全一致，而同那种把人看作是上帝意志的一种表象——并且是
无足轻重的表象——的宗教是不相容的。
经济增长也牵涉非个人的经济关系的发展，人们同别人作生意并不考虑亲属关系、
民族或宗教教义。因此，宗教对外来人的态度十分重要。如果宗教鼓励人们公平对待外
来人——诚实服务，信守合同等等——这种宗教便将推动贸易和专业化。反之，如果宗
教是排外的，鼓励仇恨异教徒，使人们分裂而不是团结，这种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