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12-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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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政下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割尾巴”等时尚理论，知青们倒是比农民说得更圆一些。所以“再教育”这篇大文章其实很空洞。虽然在招工、招生、招干的时候，人人都会把“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句话首先写上去，但那目的恰恰是为了不再接受“再教育”。用现在成都人都听得懂的行话来说，就是“假打”。千千万万的知青都在“假打”，人人都在作秀，都在口是心非的重复这伟大的空话和假话，最高指示滥成这个样子，实在不能不说是毛泽东的尴尬。他老人家难道就一点也不清楚么？不，没过多长时间他就清楚了。
毛泽东关于上山下乡的第三次指示是1973年，那是给李庆霖的复信（这封信是怎样到毛手里的姑且不管，但我认为这是毛泽东选择了一个表明他对知青上山下乡问题再认识的契机）。这时他对大批知青下到农村以后的实际状况应该已经有所了解，在长相思索后决定从浪漫的设想会回到现实的土壤。不再提“大有作为”，不再提“接班人”，甚至也不再提“再教育”，只说吃饭问题了：“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国内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显得何等无奈，何等尴尬啊！
三次指示显示了毛泽东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思考，在不同时期着眼点的转移。其内在的思想轨迹可以简要概括为：先是希望知青去改变农村，后是希望农村来改变知青。结果两方面都不讨好（我想精心树起来的区区几个标兵是屏蔽不了伟人的巨眼的），横空出世的竞是吃饭问题。无可奈何了，只好先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希望他收回过去的指示，三面红旗饿死了三千万人，尽管在政策行为上已经于以矫正和补救，那红旗不是还在空飘么？毛泽东认定了政治家是不能认错的。
同毛泽东的思想认识变化相一致，历时十余年千百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也差不多就是画了这样一个圈，即：始于大有作为，终于生计问题。
之三：历史造就了“知青精神”
上山下乡运动在1977年终于划上了句号，将这“史无前例”最终送进了博物馆。我想如无特别的意外发生，这应该在历史的长河中是“空前绝后”的存在。算总帐，当然是得不偿失。整整延误了一代人，其灾难性的后果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硬要说收获的话，那就是历史造就了一种“知青精神”，促成了一代人的觉醒。这种精神是在政治黑暗，经济凋敝的环境中形成的，是在艰难环境中接受“生存训练”和“苦难教育”的结果。凡是当过知青的人聚到一起，尽管以前并不相识，还是觉得特别容易沟通，特别有话说，大家将这归结为因为有共同的“知青情结”。情结只是感性层面上的东西，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大家有一种历史形成的内在精神的暗合与相通，这种精神我们将其称为“知青精神”。我以为知青精神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
1、 政治层面上的叛逆意识，2、情感倾向上的百姓情怀，3、人生态度上的坚韧执着
先说叛逆意识。
知青总体可分为文革以前和文革开始以后下乡的两部分。前一部分人数比较少，到文革爆发前为止大概就200万左右，其中除极少数志愿者，绝大部分是由于家庭或其他原因不能升学，不能就业而下乡的。不论外化的形式怎样，他们心底是苦涩的，寂寞的，社会的种种不公，在他们心里布下了浓浓的阴影。他们是戴着革命的高帽子，戴着大红花，在敲锣打鼓声中被送往农村的，然而就在这喧天锣鼓和口号声中，叛逆意识也在萌发和滋长。
文革后下乡的“老三届”，大多数则更是出于无奈和被迫。这时由于数量巨大，是全校全班“梗抬”，从而淡化了家庭出身背景，造成一种“公平”状貌，减少了心理阻力。然而，从城市到农村的环境落差和从天之骄子的“红卫兵”到“九等国民”知青的心理落差，不论“再教育”的呼喊多么嘹亮，也难以抹去他们的失落感。在农村或农场的实际生活境遇中，逆反心理和叛逆意识得以迅速滋长。
一种精神或意识的滋生和形成，需要适当的气候和土壤，即环境和条件。按说在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错误划入“阶级敌人”的人最该具有反叛意识，而且这些人的绝对数也不小，按8亿基数和毛泽东5％的估计，也是4000万之众。但事实上这些挂牌阶级敌人并不能形成一种明晰的反叛意识，一种叛逆氛围，更说不到一种整合性的力量。即以此中的“精华”右派而言，虽然总数有55万，但自从被标定以后，或发配天涯海角，或留原单位，都处于强制性的被监管环境中。糊涂的自认罪孽深重，洗心革面，潜心改造。清醒的忍辱负重，苟且偷生。最能说话的55万人一齐失语，各自孤独地撒进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不但在公众场合，甚至在私人环境中也已丧失言说的自由。因此不论人数多寡，均以丧失一种整体性的存在。而且，思想没有交流的语境，没有磨砺的刀石，也是断难锐利成锋的。
知青则不同，尽管物质生活境遇相对艰苦，但政治环境却相对宽松。不论农场还是插队，知青们又都相对集中，于是就形成了一个个人气很望的小环境。在政治管制无法像城市、单位那样严密的农村，在知青们自己的氛围中，大体是可以自由地言说的。他们用不作遮掩，也较少顾忌，有什么牢骚、想法、委屈、不满、是可以倾诉的；有什么新闻、故事、消息，甚至匪夷所思的传闻都可以一吐为快。特别是分散插队的知青，几乎不受组织行政的控制，无需接受强制性“洗脑”，其言论自由度高于当时所有的其他国民。他们以落魄的境遇，瞪着怀疑的眼睛，出以玩世不恭的情态，任何严肃的政治宣传，在他们圈内常常化为笑柄，任何神圣的偶像，他们都敢于表达些不敬，包括对毛泽东本人。举个例子，在当时我所处的农村，知青们说起毛泽东来就简称“老毛怎样怎样”。试想在当时那样的政治环境下，城里的干部、工人敢吗？可以说在当时中国大地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特别的“知青话语”和知青人文环境。他们人数众多，分布面广，流动性大。在街头巷尾，车站码头，茶房酒肆，北国南疆，相对来说就数他们最敢于自由言说。他们是无声中国最活跃的群体，最有生气的部分。十亿人口的中国，就绝对数来说，他们远远小于工农兵学商等任何一个能划得出来的阶级或阶层（来来去去，下乡或上调回城，常年保留在农村的知青数量也不过就几百万），但就其影响来说又远远超过了任何阶级或阶层。除了政府的报纸和广播，全中国到处都能听到的就是他们的声音。这声音又总是和官方的宣传异调，传出的是活中国的活人的声音。在倾诉自身怨愤的同时，也传导民间疾苦，社会积弊，天下不公。其实他们未必是当时中国最受苦受难的群体，但他们却是最敢发声和最能发声的群体。某种意义上成了全社会反叛意识的代表，在社会整体瞒和骗、假和空的氛围中，知青们拥有相对真实的生活。一大批年轻人生活在这样的“知青氛围”中，使他们成了最不易被宣传愚弄的一代，成了中国最先反思和最能反思的一代。当然，这是就其整体而言，知青中也确有高高兴兴而来高高兴兴而去，被娘老子安排来镀金的；或已被封为“代表”，经常在报上露脸会上露头的“头羊”等，不在此例。
知青群体之所以能够形成这样的叛逆氛围，与所处的边沿社会地位和生存状态有关。他们没有干部降职下放之忧，工人开除公职端掉饭碗之忧。已经是知青了，还能怎么样？再降就降到“阶级敌人”那一堆去了。弄一小撮过去倒是可以的，要一下子把数百万人都划过去在操作上有很多困难，还会堵塞这条疏解城市压力的路。知青中有这样的口头禅：“老子知青半条命，我怕啥？”这虽然有些夸张，却形象地表达了一种最少顾忌的心态。知青确是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下最不安分的群体，最希望打破现存秩序的群体，他们游走城市农村，以黑色幽默调侃官方宣传，传播社会真实，启动思想自由。在严酷得密不透风的政治高压下，知青群体差不多是唯一的亮色。正是这道特别的风景，从广阔的社会层面上润育了后来的改革开放思潮。在我的感觉中，思想解禁以后的八十年代初的整体社会氛围，就很像是当年我所处的知青小环境的氛围的推广和延伸。
再说百姓情怀。
从城市到农村，从学生到知青，一进入社会便与中国人数最多、所处社会层面最低的广大农民在一起，尽管在思想意识上还有别于普通传统农民，但从经济层面来看，其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已与农民无异。这样的处境和地位使他们懂得了从底层百姓的角度来观察世界，衡量是非。知青们与普通底层百姓实际处于同一利益共同体，他们自身就是普通百姓。这不同于干部下放，工作队下派，记者采访，作家体验生活，这不是旁观者的感受，居高临下的同情，从外部进入的体验，而是置身同一营垒中面对共同的利弊得失，进退取舍。所以这种与底层百姓之间的感情是血肉相连的。
另一方面，知青们因有过去的生活经历，熟悉其他社会层面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他们并不甘于自己的现实处境，十分惶恐在政府和其他社会群体的眼中把自己和普通农民划等号。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维护和突出自己作为“知青”的身份特征。在当时的农村，虽然被说成是“广阔天地”，其实是封闭、落后、生产力极度低下的狭小空间，因为价值取向的分歧，因为实际利益的纷争，知青们和农民们也常常发生各种冲突碰撞。比如被戏称为”跳丰收舞”，顺手牵羊弄点鸡鸭鹅或蔬菜什么的，在知青们看来不算怎么回事，但是却引起了农民的普遍惶恐和憎恶。从农民所坚守的传统道德规范看来，侵犯他人财产的“偷摸”行为是最卑下可耻的。但知青们也许另有解释：革命不就是财产的重新分配么？既然生活这样拮据，又面对强大的政权，国家的拿不了也不敢拿，那么地里长的，田里跑的，顺手拿一点有什么关系？何况目的也就是吃进肚里改善生活。既不犯政治问题，也不犯刑事问题，安全稳当。所以知青们跳起“丰收舞”来，大多数人并不觉得惶恐，也不感到羞耻。尽管知青的人数总量远远不能和农民相比，但在一个个具体的环境中他们常常表现为强势群体。他们往往不是暗偷，而是明拿。在知青和农民的摩擦中，现在来看，大多数情况下应该反思和自责的是知青。不过，知青和农民之间尽管有过这样那样的冲突，知青们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却是和广大农民血肉相连的。知青生活经历形成了他们难以改变的底层关注和深厚的百姓情怀。这些年绵绵不绝一浪高过一浪的知青返乡潮，正是这种”关注和情怀”持久性的体现。
最后说说“坚韧执著”的问题。
这是从意志、性格、和气质的角度来说的。就像长征磨练了造反者的意志一样，下乡当知青的经历锻炼了人的性格，训育了人的气质。下乡是城市青年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的大转折，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饥渴双重磨练着这些在农村无根的年轻人，无异于在他们刚刚提前结束学生生涯便被一下子投入一场严峻的”生存训练”，其严峻程度视其各人所下在的具体环境和家庭境况而定。如果所下的地区特别贫困落后，家庭又无力帮助支持，那训练出来的承受力和坚韧性就是非常的了。即使所处地区相对较好，家庭也能帮助支持，也必然要面对各式各样的问题，经历各式各样的考验。就知青总体而言，起码要经历生活自理的训练，农业劳动的训练，还要承受对前途、理想、未来的精神熬煎。单调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塌糊涂的衣食住行，假大空的宣传愚弄，必须面对的现实的一切，都在训练着他们的体能和心智。使他们别无选择地走进孟老夫子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所设计的境界：“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毛泽东大概从自身的革命经历印证了孟老夫子的话，于是宣扬上山下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途径，但他忽略了他现在已是统治者，这样培养出来的只能是现存秩序的叛逆者，是要“革”现存秩序和体制“命”的人，于是他实际培养的已不是“接班人”而是“掘墓人”。对于广大知青来说，在这样的非常环境中则至少锻炼了性格和意志，磨练了坚韧执著的生存能力。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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