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8年合订本-第10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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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50

“专任教授”的骄傲
陈平原

　　３６年前，夏秋之际，粤东山村一间破旧的教室里，走进一个１６岁的插队知青。作为民办教师，那是他的第一堂课。山村孩子没上过幼儿园，头一回被拘在教室里，坐那么长时间，很不适应。不一会儿，有人举手：“老师，我要尿尿。”你刚给他解释，上课的时候不要随便走动；那边又有人哭起来了，问为什么，说是尿裤子了。本以为初入道，从一年级教起比较保险，没想到当“孩子王”还真不容易。可抱怨归抱怨，这个知青，却从此与“教师”这一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文革”结束，高考制度恢复，这名知青走出大山，念完了大学，再念研究生，最后落户在未名湖畔。有了早年教书的经验，深知上课时不能让听众有急于上厕所的感觉，二十几年来，这位从小学一年级教到大学博士班的教师，认真面对每一堂课。大概是天道酬勤吧，这位昔日的知青，居然被评为２００６年的北大十佳教师，真让人感慨系之。

　　你猜出来了，这个人就是我。去年，我总共获得了国家、教育部、北京市、专业学会以及北京大学颁发的６个奖；其中，最让我牵挂的，是这级别最低的“北大十佳教师”。因为，其他的奖都是肯定我的专业研究，只有这个是表彰我的教书育人。课讲得好不好，这在业绩表上远不及科研成果显眼；但作为大学教师，我更看重这“传道授业解惑”。

　　这些年来，除了专业研究，我还关注大学教育问题。其中，最让我感到痛心的是，教师这一职业的“荣誉感”正在急遽滑落。几年前，曾应邀在北大迎新会上演讲，会上，有新生突然发问：老师，看你挺聪明的，难道没有更高的追求，就甘心当一辈子教师？当时我急了，慷慨陈词，博得一阵阵掌声。事后，那新生跟我解释，说父母都是教书的，对他考上北大中文系不太满意，担心他毕业后只能教书。是的，在很多人眼中，像我这么个年纪，即便没混上省长市长，也得弄个校长院长当当。不久前，在一个大型国际会议上，主持人悄声问我，你有没有更好听一点的头衔？我说没有，就是北大中文系教授。直到今天，眼看许多“成功人士”的名片上，印满各种虚虚实实的头衔，一面不够来两面，还有折叠式的；像我这样干干净净，只写教职的，不太多。对此，我一点也不感觉难堪，甚至还不无得意，说这才叫“专任教授”。

　　能为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这是前世修来的福气。在我看来，当一名教师，尤其是当一名北大的教师，是很幸福的事情。说这话，不是为了应景，我在很多场合都提到，给北大学生讲课，有一种满足感。你还在备课的时候，就已经能预感到学生会在哪些地方点头，哪些地方赞叹，哪些地方发笑，哪些地方质疑。这种台上台下，单凭眼神就能相互沟通的默契，到目前为止，我只有在北大课堂上，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在国内外其他大学讲课，也会有渐入佳境的时候；但在北大课堂上，这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觉，则是家常便饭。所以，面对各种诱惑时，之所以有那么多教师毫不犹豫地选择北大，主要不是因为金钱，也不是因为名分，而是因为学生。每当你走上讲台，面对那么多纯洁的、热诚的、渴望知识的眼睛，你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我的祖父教过私塾，我的父母是中专语文教师，而我和我的妻子现在都在北大中文系教书，这种“一脉相承”，使得我对教师这个职业有很深的感情。教书光荣，但教好书不容易。除了个人的天赋、才学以及后天的努力，学术环境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我从不敢说“是金子就会发光”之类的大话。古今中外，“怀才不遇”的，那才是常态；像我这样，就那么一点点才华，能得到较好的发挥，得益于北大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更得益于我所在的小集体——北大中文系。留校教书二十几年，经历诸多风雨，全靠诸位前辈遮挡，我才得以从容读书。只是随着时光流逝，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退出讲堂。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林庚先生上最后一课时，学生们如痴如醉，久久不愿散去；钱理群教授最后一次在北大讲鲁迅，多少听众热泪盈眶。现在，他们或者退而不休，回到安宁的书斋，从事自己喜欢的专业著述；或者已经谢世，隐入历史的深处。作为仍然活跃在讲台上的教师，我衷心感谢他们曾经给予的提携与鼓励。

　　说到这，不禁悲喜交集。喜的是此次获奖，说明我没有太辜负他们的期望；悲的是老成凋谢，天丧斯文，２００６年，北大中文系竟然有６位教授不幸仙逝。除了刚才提及的９７岁的诗人、文学史家林庚先生，还有语言学家林焘先生、徐通锵先生，文学史家褚斌杰先生，民间文学专家汪景寿先生；更让人悲伤的是，年仅４９岁的孟二冬教授也离我们而去。孟教授教书育人的事迹广为传颂，其他几位先生，同样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14

“来生”选择里的今生期待
毕书之

　　　　　　“假如有来生，你想做哪国人？”　按当下时髦的说法，这显然是一个“伪命题”。但对于这个“伪命题”的选择，却多少可以折现人们对于当下的态度和对于未来的期待，因此倒也不能说全然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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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刚刚过去的九、十月里，中国和印度的媒体不谋而合地用一次调查问卷，分别回答了上述这个“伪命题”。《印度时报》最近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报告，在新德里、孟买、加尔各达等五大城市对18…35岁的群体所作的调查中，将近90％的受访者坚持“假如有来生，还做印度人”。原因主要包括“丰富的精神遗产令人骄傲”、“快速的经济增长令人期待”等。（10月30日《环球时报》）在中国这边，9月里某著名网站所做的一项“如果有来生，你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的调查，截至9月10日晚，10234参与者当中，64％的选票表示“不愿”。对于“不愿”的因，认为自己“缺乏尊严感”的占了37。5％；另有17。6％的选票投给了“幸福离我很遥远”。

　　　　　　笔者无意于通过简单对比，去讨论“国内月亮与外国月亮谁更圆”之类没有意义的问题。毕竟，各国有各国的情况，不同的数字背后，是各自不同的生存土壤。接受调查者的身份、对生活的态度、宗教的信仰（佛教讲前世今生）、民主观念的张扬程度等等，都决定着对于“来生”命题的选择。

　　　　　　但让人难理解的是，作为一个“数百年来最好”的时代，作为一个跺跺脚就能令全世界感受到震动的政治大国，为什么会有那么高比例的人“缺乏尊严感”？作为一个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了二十多年的经济强国，为什么会有那么高比例的人“看不到幸福”？显然，这样一个调查结果，与中国目前的现状实在相去甚远。撇掉一部分网民“遇物必反”的“愤青”逻辑，从这个不是很搭边的“参照”中，能反思出什么有价值的因素呢？

　　　　　　根据印度媒体的调查，印度人有强烈的归属感，很多人认为，“印度有不足，表面看也有点脏、乱、差，但印度有自己的特点，没有随着全球化的脚步迷失自己。不论你喜欢与否，这是印度，而不是别的国家”。这样的感觉在中国人身上似乎很缺乏。亚洲开发银行项目官员翟华日前在《环球时报》撰文感叹：中国人失掉自豪感了吗？当他说出这样一个话题的时候，外国人完全不能理解：10％的经济增长率、1万亿美元外汇储备、2008年奥运会，还有遨游太空的“神舟”飞船，羡煞了多少“老外”，你们还要怎么着？

　　　　　　但中国人却好像就是对这些成就充目不见，倒是看自己怎么也不顺眼。在很多中国人的潜意识里，现代化就是国际化，国际化就是西方化，西方化就是美国化。于是，到处都是“中国的xx”（xx几乎都来自美国），却全然没有平衡的心态，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总是要从人家的嘴巴里找到自己的坐标，人家说咱一句“OK”我们乐半天，人家皱皱眉头我们就有人愁得掉眼泪，外企的一句广告词，也会令我们动辄愤怒不堪。丧失了自豪感，如何不“缺乏尊严感”？

　　　　　印度人自我认同的第二大原因是他们多认为“印度经济的发展迅速，自己可以从中得到好处”。虽说人对于物质的追求是永不会满足止步的，但中国的现代化起步比印度要早，经历了20多年的快速发展，国人的整体生活质量大大提高，大家“吃得营养了、穿得洋气了、住得相对宽敞了”，按理说，大家幸福感应该更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说“看不到幸福”？学者孙立平先生的一个说法或许可以作为参考。他认为，我们老说“改革开放以来”，好像这20多年的发展就是一个概念，实际不然。在80年代，经济增长一般会带来社会状况的改善，但到了90年代以来，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导致社会状况的改善——即使经济有快速发展，社会中很大一部分人并不能从中直接受益，一部分人被甩到了同步增长的社会结构之外，而要通过后期的利益调整来实现其利益的保障。在保障体制不够健全的情况下，一些人就会产生与社会断裂开的“非认同感”。

　　　　　面对这样一个很多人未必乐见的网调结果，我们不能讳疾忌医，而应该从积极的角度来反思。不管是人对于自身物质性的关注，还是对于社会坐标的迷茫，提高对国家、社同的认同感，按照约瑟夫*奈的说法，都算是国家的“软实力”，都是“决胜未来”的力量，不能等闲视之。借鉴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社会整合理论”，在当前利益阶层多元化、社会群体复杂化的背景下，需要通过研究、考量各种社会群体的具体情况，从利益、荣誉感、文化力等多个方面，实现国民认同感的“整合”——这显然不是单个机构就可以实现的，需要从国家的高度通过统一有力的举措来实现。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7期P44

“飞特族”——我打工，故我在
浩富

　　“爱做就做，爱玩就玩，自由自在，不用老是要看老板脸色”，如果有这样一种工作那该多惬意。　甭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近年来在北京、　广州、南京等地就出现了这样一批边玩边干活的年轻人，他们有个很洋的名字——“飞特族”

　　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飞特族”的英文名字叫Freeter，Freeter是一个混合词，来自英语的free（自由）和德语的arbeiter（工人），指的是那些连续从事兼职工作不满5年的年轻人。日本官方对“飞特族”的定义是：年龄在l5岁34岁之间，没有固定职业，从事非全日临时性工作的年轻人。

　　在日本和台湾地区，它是当前非常风行的工作方式，根据统计，日本15岁34岁的“飞特族”，从1990　年的l83万人，至200l年已增至417万人，可见，在这个年龄层，每9位就有一位是“飞特族”　。台湾地区的年轻人哈日成风，约有5l％的大学毕业生成为“飞特族”　。

　　Freeter代表的是一种自由的工作方式。“飞特族”往往只在需要钱的时候去挣钱，从事的是一些弹性很大的短期工作。钱挣够了，就休息　，或关门旅游，或在家赋闲。

　　在中关村某IT企业做项目主管的Landy　就是典型的“飞特族”，今年刚刚31岁的他至今已经换过5次工作。不久前他刚刚离开了那家公司。　“我在这个公司做得算长了，两年，也攒了近20万，现在我打算休息半年，拿出一半的钱去旅游，先去跑日本，然后再去欧洲几个国家转一转。

　　享受“飞特”生活的徐岚自己开了一家小店。花800块钱租下了十字街上的二室一厅，装修布置没有花太多的钱，灯罩请学国画的朋友手绘，饰品由她自己编织，再托朋友从尼泊尔和韩国以低价代理些首饰，一问颇有格调的精品店就开张了。小店是自己的，便没有关门的压力，徐岚坚持每天睡到自然醒，慢条斯理地绕江散步，然后懒懒地打开门做生意。每隔两个月，徐岚总会“关门大吉”　坐上列车硬座，到宁静的小城隐居，比如西塘，比如长岛。只要食可果腹，徐岚就绝不为生计奔波，或游山玩水，或无为度日。

　　从不担心“丢工作”

　　长期以来，人们找工作追求的是职位稳定，环境相对轻松，就是所谓的“铁饭碗”。君不见，公务员待遇不错，职位稳定，工作环境轻松，所以近年来公务员报考人数激增，出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找工作是目前社会令人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