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成书法艺术概论[1].-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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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最重要的特质之一，就是它生生不息。生命的存在，是在过程之中。它在每一秒中，既是它自己，又不是它自己。它在一刻不停地否定之否定中存在着。这种稍纵即逝的存在，与一气呵成的挥运所留下的点画之痕是同构的。这点画之痕作为一个全息的存在，是不可重复的。一去不返的生命存在，要复制、还原某一瞬间的“全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均是不可能的。书法的线条，作为形式来说，已经单纯得不可再单纯，它没有什么诸如色彩一类可稍作添加之物，一切都在一画之中存在并留下生命的痕迹——一个全息的世界。孔子云：“逝者如斯。”（《论语》）这“如”字，在书法中便是这“一”画。是丑是美，皆在其中。书法作品的审美观照不在读，而在品，这个“品”字，应该解释成对书法作品所包容的生命全息的某种解读。我自己有一个经验，就是不愿意看写得很坏的字，一看到这样的字，心理上就很难受，就好像呼吸到一种有害的气体一样。这是不是因为一种吸收的解读信息的反应。我想，古人将写得很坏的字称为“恶札”，这是有道理的。这中间一个“恶”字，便是一种心理反应的结果。
由于书法要实现这个终极目的——表现、传达出“心”之所想、所感，即书法形象与“心”同构，这中间的手段——技法就至关重要了。要一寓于书，一气呵成，不可重复，“法”的精熟就成了第一要素了。这就是孙过庭《书谱》所言“穷变态于毫端，合情调于纸上；无间心手，忘怀楷则”的至理。所以，经过千年来的选择，书不言道，而言“法”，故称之为“书法”，想来亦合此理吧。学书当从法度入，论书亦必首论师法。这是传统，也是它的审美关照的特征。另一方面，除了技法而外，创作状态对实现书汉的终极目的亦十分重要。故孙过庭《书谱》专论“五乖五合”的利弊。有了“五合”，便能造“达其性情，形其哀乐”之境。正是这种创作主体与表现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书法创作必须有这种不须“重复”的精熟技法，在线条挥运之中，“无间心手”，与“心”同构。
熊秉明先生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我在一次有关这个课题的讲演中，熊秉明先生插话引申了我的题义。他说：
“刘先生刚才讲了许多，使我想起了许多。关于不可重复性，有两点值得提出来。一点是这是中国艺术的一个特点。比如我们讲绘画，其实中国的绘画也是不可重复的。中国绘画是以线条为主的。如果线条你老重复，就会死掉了。必须是很巧妙的一次把它画完，这样才能自然它的节奏、顿挫才能料动。用界尺去画，画得很准确，那不行。把一段线条反复修改改得准确了，这是西方的。西方人经营一幅画，就像制造一件机器一样，一点点在那里推敲，一点点在那里改，锤打。我们昨天还说过，他是不让别人来看的，他就是在他的作坊里制造一部机器，做好了以后拿给大家看。可中国人就是在这个制作当中把生命的痕迹留下来。还有“气韵生动”，这是最高的，是“六法”中的第一条，而且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如果锤打中把“气韵生动”给破坏完了，就死掉了。这是一个方面。当然这个方面还有许多话可说，因为这是一个所谓文化取向的问题。这个文化一旦产生以后，就有一个取向，一个方向。西方人一开始就是向着科学、制造、研究、观察这个方向走。如许多画，中世纪的画或文艺复兴的画，比如德国的大画丢勒的画，看不惯的人，觉得怎么那么死。他的线条准极了，看了跟僵尸一样，在中国人看来就不生动。中国人最初看见西洋画的时候，就觉得不入画品，西洋人看中国画就认为不科学。在我们讲座中西文化比较的时候，这是一个很有趣味，可以讨论的内容很多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我想补充一点，我今天早晨讲到，艺术，我们讲书法，从形式的美，经验性的形式结构的美，讲到要抒情。说“只有形式美不行，还要破坏法，然后抒一种情，有情才好”。而这情又慢慢滑坡到混乱、疲狂、丑、丑恶。那么又想到是否有种内在标准，这个内在的标准结果是善。慢慢，又滑到伦理性，用善代替美。而后又要超越善，就说并没有善，说有更高级的艺术，这种艺术妙造自然，你写出来就跟大自然一样。而这个时候是什么呢？就是创作本身的存在。你写的时候，这个痕迹，就是你存在的痕迹，它超越善。你不能用善去描写，也不用感情去描写，因为它就这样的存在，艺术作品等于存在，而存在是不可重复的。比如现在几点几分，你有一个存在，你写了几个字，这一段时间，所经过的你的那个存在，一旦留下了痕迹，你当然是不可重复的。现在是3点了，你当然不可能再回到12点。而这种不可重复性；的确非常重要，这一点表示你对生命的信念。你相信你的这一段的存在完全对了，你去写也不忧虑它的美丑，也不忧虑它的善恶。我是这样存在的，也就这样写了，而这样一写也就对了，不必改了，改了返而就糟了。这就好像下棋，不能悔棋，生命是不能悔的。
四 审美特征之四：时序不可逆转性
著名的英国学者E•；H•；贡布里希在《秩序感•；中译本序言》（浙江摄影出版社1987年版）中写道：“不管是诗歌、音乐、舞蹈、建筑、书法，还有任何一种工艺都证明了人类喜欢节奏、秩序和事物的复杂性。”他所说的“书法”是否就是指严格意义上的书法艺术——中国书法，不得而知，但他所阐述和论证人在艺术创作中对“秩序”的感觉与再现都具有一般意义。
大家知道，绘画艺术力图再现或表现空间秩序，舞蹈艺术力图再现和表现时间秩序。那么，它们能同时表现时间和空间吗？绘画只能能表现“一刹那”的时间，舞蹈则除了在时间的过程中存在空间外，舞蹈一结束空间即消逝。可以说，舞蹈所表现的每一个空间关系也只是在“一刹那”中存在。人类艺术对三维秩序感——在平面上展开的空间与时间的追求，奇迹般地出现在书法上。书法的线条在平面上分割了空间，创造了空间秩序感？同时，书法的线条又通过前后有序、有始有终的运动，创造了时间秩序感。当然，书法作品的线条是“凝固”在平面空间中的，但是，它通过汉字的笔顺，“制造”出了时间秩序感
。
计算机为什么能储存这如此复杂的汉字系统，就因为汉字有笔顺，“五笔字形”法就是根据汉字笔顺所编制的汉字输入方法，结果，这种输入方法竟比只有26个字母的英文输入更快速。根据汉字笔顺所建立的计算机输入方法，当然还包括《周易》所确定的二进位制，宣告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已经到来。汉字不会消亡，更不需要用拉丁文字的拼音来取代，那些破坏汉字信息储存的拙劣的简化汉字必须取消，汉字在21世纪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以汉字作为物质载体的书法艺术亦将获得生，它在艺术上为我们开辟的领域还值得我们仔细琢磨。
杜甫有诗云：“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这就是谈的空间与时间秩序，眼底所见与心里所思所感的关系。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在欣赏一件书法作品时，首先为它的气象与构成所感；当我们一发寻味和追踪它的线条运动所带来的美感时，我们就得读它的文字，追踪文字笔顺所暗示的时间秩序。我们从第一个字、第一句诗与文开始，往下认读，直到结束。我们当然不能倒过来读，或者逆着笔顺去追踪运动与时间秩序。我把这就叫做书法审美的“时序的不可逆转性”。E•；H•；贡布里希把这种对“秩序与方向”的追寻，称为人类本能的审美和实践需要。他在《秩序感•；导论》中指出：“控制我们的动向的空间方向感是本能的审美和实践需要。他在《秩序感•；导论》中指出：“控制我们的动向的空间方向感是本能的，但又是明显的。方向感肯定包括感知的各种秩序关系，如近与远、高与低、连接与分离，及属于时间范畴的前与后。”他还引述威廉•；霍格思（William
Hogarth）所宣称的“美的线条”——波纹线的偏爱：“这种对追寻的热爱，对为追寻而追寻的热爱，植根于我们的本性之中。”书法“波纹线”就是这种“美的线条”，一种具有空间秩序和时间秩序——方向感、前后感的美的存在。对这种具有方向感、前后感的追寻，即按所写文字的笔顺和字句顺序的审美观照。本身就是人的本能性的审美活动，同时，经验也告诉我们，这种审美追寻，确实能从书法作品的线条中得到运动的美感、力量的美感、节奏与旋律的美感，尤其是前后有向的时序追寻，能深深感受艺术的节奏关系，更重要的是，这种节奏能暗示和“复原”艺术创造者的心理过程，及其创造者挥运之际的种种魅力所在，这使们们想起了“行动艺术”，熊秉明先生讲西方的艺术创造活动使工厂关门制造机器，而东方的艺术，尤其是书法，它可以当众“表演”，即它的艺术创造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美。古人讲“神采第一”就是讲创造者本身的精神风貌有多少变为了书法美的信息，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描绘了张旭作书的富有神秘色彩的场面；《怀素自叙》中所引窦翼的诗：“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这是最好的“行动艺术”的情景描述。
由是观之，时序的不可逆转性，不仅有关审美观照问题，同时有关创作实践问题，方向感和前后感集中体现在节奏的艺术创造上，自然的、生命的、心理的节律，通过书法的线条，如此真实地体现在它的节奏感上，给予书法创作十分严格
的规定性。尤其在大草、狂草的创作上，创作状态、技法、文字等等。都严格地制约着节奏的谐调性、完整性。在笔法上，行笔的“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孙过庭《书谱》），快慢节奏是制约线条运动节的主要因素，墨法的“带燥方润，将浓遂枯”（同上）的变化在线质上的反应，也是形成节奏感的重要因素。章法上的聚散变化，也一定程度影响着节奏。张芝、王献之、张旭、怀素、黄山谷、王铎的狂草“一笔书”应该是这种节奏创造的典型。换句话说，他们的经内性作品，是在平面上展开的空间与时间的出神入化的体现，你往往会惊叹，人能够完成如此真实的艺术创造！
五 审美特征之五：有美感而无快感
我这里所说的“快感”是指性快感，性快感是人的本能，它本向可以产生美感，甚至是美感的主要源泉之一。如果按弗洛伊德学说的观点，一切文学艺术均是人的本能的性冲动的升华，那么世间就没有“灵”的美了，弗洛伊德学说在解释美的现象时，理应有它的局限，尽管灵和肉之间难以割舍，但人类从文明以来，就在追求一种纯粹的灵的境界，这就是宗教和神学。这是不是人的另一种本能呢？
根据唯物史观，文字是从人的劳动中产生的。但是，必须指出的一点是，这种导致文字产生的劳动不能是物质生产劳动，而应该是精神创造劳动，这从我们至今还有上亿文盲得到证明，山东邹平县出土的龙山文化晚期
11个“陶文”现在尚无确凿证据指明它是夏代的产物（图11），有确凿证明的是殷墟的甲骨卜辞与青铜哭铭文。世界上大多数已知的文化，均起源于宗教的需要，中国的夏、商文化就直接来源于巫史文化。商代是奴隶制高度发达的社会，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所言，“原始的全民性的巫术礼仪变为部分奴隶主所垄断的等级制度的宗教统治法规，原始社会末期的专职巫师变而为奴隶主阶级的宗教政治宰辅”，殷墟甲骨文卜辞便是这种与物劳动相分离的专职思想家——巫师，这一原始社会精神领袖的工作记载。卜辞上的“巫”“尹”“史”一类人物，都是当时的僧侣贵族。他们的一切宗教活动，应该说都是对神秘的天意——自然法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