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成书法艺术概论[1].-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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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跟踪》杂志，徐聚一先生给我写了几句话，说我“传统的经典的各种花样好像都能接受，但自己有自己的底线和选择”，这就是思想文化不设防。我确实受到了很多西方文化影响，所有经典的戏剧、小说名作我都读过，我吸收他们的思想，从莎士比亚、雨果到契诃夫。因为情感价值取向的一致性，情感的选择就有其普遍价值，情感不包括思想。颜真卿的情感就具有超越性，你不能说他就是为了唐中宗的江山，光是哀悼他的哥哥和姪儿。这种情感具有一种穿透力。所以，我们阅读古代经典作品要从各个层面去不断解读它。
文化共识的审美判定“文化共识的审美判定”是杨飞云○13先生提出的。他的这个观点一下提醒我要讲这个问题——作品风格的借鉴一定要有文化的判断，没有文化判断它的吸收是不全面的，或者是值得商榷的。杨先生谈这个问题，是针对当代油画现状的，他认为当代油画是对西方简单的模仿，这种模仿很难有文化的审美判断。昨天，我看到一本刊物上登载着一张周春芽的画，很新，有些后期印象派的味道，画名叫“野合图”。我突然想起了莫奈他们的画，在法国郊外几个裸体男女在那儿休假，那个时代正是法国启蒙思想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文化环境。而周春芽先生画的这个，我就不知道他是表达什么样一个文化环境。我就觉得这是对莫奈那件作品的一个借鉴，然而缺乏自身的文化判断。
文化共识的审美判断是风格取向中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今天的书法作品，不能引起文化共识的判断，那么这种作品它的人文价值的选择就成了问题。苏东坡《黄州寒食诗帖》，“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这是一种文化判断。宋神宗不理解他，把他关起来，然后发配黄州；他老家在眉山，贬到黄州后，乡隔万里。这样的作品，反映了他的文化判断，也体现了北宋的政治文化环境和苏东坡的思想与情怀。刚才谈颜真卿《祭姪文稿》是情感，这里是一种文化思想观念了。这中间有他的心中块垒：“坟墓在万里”我既不能尽孝，“君门深九重”也不能尽忠。这首诗印到苏东坡的诗集上，和现在看到他亲笔书写的《黄州寒食帖》是两回事。《黄州寒食帖》书法作品是艺术，书法的艺术感染力使文学的理性力量成倍释放成感性力量。所以，这样的作品我们要仔细读。
为什么“破灶”这几个字非常大，而另几个字又变小了？在这个跌荡起伏空间书写中，你一定要模拟一下它在创作心理学中的原生态。现在，我们创作写手卷为什么这个地方要重要大？这个大小错落、虚实起伏绝对是古代经典作品留给我们的情感爆发的辨识度，就像《祭姪文稿》中涂画的黑圈一样，值得琢磨。我们在借鉴、运用时，不能照猫画虎，不能仅仅是形式上模仿，一定要从内在中间去理解他所包含的文化维度、文化的含量。没有文化含量，书法也不能写成这样，为什么先大然后再小？所以艺术的穿透力超过了文学的力量，他把文学的因素发挥到极致，他所描述的东西“破灶”，“湿苇”，“乌衔纸”，在诗歌中这是意象，渲染这个气氛，让人体会到苏东坡在生和死的边缘中间挣扎，进退皆失据的处境。
我写的小说《望美人兮天一方》（《刘正成历史小说集》青岛出版社1998年版），正好是“复活”苏东坡元丰五年在黄州写作《赤壁怀古词》和《赤壁赋》短短几个月之间的心理历程，也是他出世和入世思想剧烈斗争的写照。《赤壁怀古》我认为他本着儒家精神，对千古英雄业绩的赞叹，流露了一种入世的思想情怀。而《赤壁赋》是一种渺视曹孟德一样建功立业的世俗追求，而期盼“侣鱼虾而友麋鹿”的超然出世境界。这两篇中国文学史上经典之作，就在几个月中间完成的。他出世与入世思想在心中纠缠，和我们看到差不多同时期完成的《黄州寒食诗帖》中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这样的慨叹，是完全一致的理性的艺术之光。
3。 偏执之美与中和之美：书法作品形式选择的美学价值
形式选择了美学价值倾向：偏执之美和中和之美。书法称“圣”者有二：一曰“书圣”，王羲之是也；二曰“草圣”，张伯英是也。我以为，这正代表了书法艺术的两种风格倾向和理想。前者可谓“中和之美”，后者可谓“偏执之美”。两种美学价值取向尖锐对立，长期共存，确也增强了书法风格倾向的辩识度。
偏执之美有三个经典：怀素的狂、米芾的颠、王铎的魔 先谈怀素的狂。《怀素自叙帖》称“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怀素喜欢喝酒作书，喝酒以后人能狂。但并不是艺术家都能在艺术上“狂”，书法家怀素做到了“狂”。这个狂是怎么比较的呢？怀素以前，也即同时代张旭以前的书法作品，一般说来都是以小草或大草，狂草就是张旭、怀素在盛、中唐时代创造的。当然，东汉末年有草圣张芝的草书，但《淳化阁帖》上的张芝尚有争议。东汉末年一般的书法家很少用纸，还是用简、牍书写。而简牍里的草书主要以章草为主。三国曹操墓出土的刑徒砖里有草书，敦煌的汉简里有草书，但简牍的书写面积有限，都难以找到《淳化阁帖…冠军帖》那样的狂草。唐代时候的狂草模式在简牍里是没有发现的。所以，对张芝草书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但怀素留下了墨迹，张旭也有《古诗四帖》（虽存在疑问），但怀素的《自叙帖》是非常可靠的唐人狂草经典。这件作品，虽然作者真伪尚有争议，但这件作品的“狂”是书法艺术从东晋以来前所未有的一种规范突破。这种美，我们认为它“狂”，是对规范的一种偏执，向某一个方向的视觉夸张与变形。这在风格与形式特征里面，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这个“狂”字的获得，是书法家精神处于高度亢奋和佯狂状态下的产物。张旭是酒后用头发濡墨作书，《新唐书》把张旭的事迹附于《李白传》后：“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世呼‘张颠’。”怀素也是喝醉之后：“粉壁长廊数十间，闲来小豁胸中气。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经横千万字！”（《怀素自叙帖》）他们都是在喝醉的颠狂状态下，对形式的夸张走入了一个极端。我写过一篇小说就叫《怀素自叙》，其中谈到了他创作这件书法作品的前期生活行为的准备，我认为他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他的自信是从李白、颜真卿、钱起这样的社会名流认可中获得的。《怀素自叙帖》里写了很多别人称赞怀素的诗歌，这些诗歌被怀素引用来对自己书法的自许，就像我们今天出作品集，请了很多评论家来写文章，然后一齐登在上面是一样的。由于他有充分的自信，故而他对形式作了最大限度的非理性的控制。我们看他的作品，他的“妙”就妙在狂放的情绪宣泄中间出其不意的一些表达。他的每一个书法动作，绝对是随着他的感情而起伏，这种表达是带着非理性倾向的表达。可以猜想，《怀素自叙帖》中所有的章法结构，用笔结字等，并非事先设计，它是在一种非理性的，狂放状态下的自然书写。所以他自己也说是“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由于他有非常坚实的技法作为他的表达的基础，所以，他的作品可以达到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可企及的技术与艺术高度。我们说的“狂”，是通过他的书法作品形式上所表达的倾向。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狂”，但这个“狂”却未必能够表现在自己的作品里面。我们一般小心翼翼地在宣纸上构思与书写，很难真正“狂”起来。也许我也可以“狂’一下，但颠狂起来了恐怕那个字就不成字，不成章法，不成笔法了。所以，怀素的“狂”是书法艺术里面高难度的一种艺术构造。我们听一些音乐大师的演奏，到了高潮的时候，已经不受曲调的控制了。到这个时候它是个人感情的自由演绎。所以，我给大家讲这个书法的“狂”字，和其他艺术作品文学作品是一样的。它有一种表达是非设计性的，就是它的狂是在非理状态下所表达的一种美。这种倾向是一种风格特征达到极至的一种表现。不能不承认文学艺术中间有“天才”的存在，像《怀素自叙帖》就是一件天才之作，是一种非设计的颠峰之作。作为一个书法家，假如我们在判定它的真伪的时候，可以避开它的纸张，它的用墨等种种因素，仅仅依靠它的创作状态，它所达到的技术高度，就足可以断定它是中国书法史上超一流的精品，至于这个作者是叫“怀素”或者叫“张素”、“李素”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件作品本身确实是一件天才之作，是对形式的一种非理性的追求所达到的一种罕见的境界。
再谈米芾的颠。大约都有一种经验，最初接触到米芾的书法，可能认为他的书法是歪歪倒倒的，比起二王，他更显出倚侧之态。米芾有洁癖、穿唐服、看见奇石就拜，颇有颠狂的状态，所以，后人称“米颠”。北宋人写字，如欧阳修，司马光等都是一本正经的，包括苏黄在内，被熊秉明发生称为都是一种较为理性的抒情主义。熊秉明先生认为：“在抒情的阶段，作者的情感和理智是平衡的；在丑怪的阶段，情感显然占了上风，作者处在强然情感的震撼中，于是破坏传统规律，运用了扭曲变态的与过分夸张的手法来表现，更进一步，作者的内心平衡丧失，便进入疯狂。”（《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天津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像米芾这种看见石头就拜的“颠”，也是一种情感的迷醉状态，达到一种忘我的表现，所以他的作品往往会出现诸多的意外效果。中外的艺术史上，有很多这样的艺术家，他的生活上可能湖涂怪异，对艺术的痴迷造就了他独特的风格。一般认为，在正常的状态下，这种表现是不可理解的。这个“颠”字，就是有点东倒西歪的意思，与张旭的“颠”相通，是一种近于疯狂的艺术情感状态。按熊秉明先生的说法，徐渭是真正疯狂的艺术家。徐渭有句诗叫：“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这一点徐渭和米芾之间是相通的。这个“颠”还有“不正、颤动、不稳定”等意思。正是由于这种不稳定，偏离中心的表达，才达到了他风格特征的极至。这一点，吴琚虽然学米芾学得很像，包括米友仁在内，不过形似而己，没有这种“颠”的神似状态。这就是风格取向里那种偏执之美，这是一个艺术家非常宝贵的财富。
下面讲王铎的魔。美学家韩玉涛先生专门撰文论述了王铎的“魔鬼美学”。王铎有一本重要的文论叫《文丹》，归纳了王铎对诗歌写作的艺术要求：就是“魔”。王铎以前的书家也没有人这么写字。他的狂草，就像中了魔道一样，而这种魔鬼美学在韩玉涛先生来说，就是反对中和之美的偏执之美，他认为是对儒家中和之美的极大的否定。所以，王铎能成为一代大家。怎么来理解王铎的艺术创造？以及王铎和别人的艺术区别？其实王铎的《文丹》借诗论已画了一幅自画像：
怪，则幽险狰狞，面如贝皮，眉如紫棱，口中吐火，身上缠蛇，力如金刚，声如彪虎，长刀大剑，劈山超海，飞沙走石，天旋地转，鞭雷电而骑雄龙，子美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文公所谓“破鬼胆”是也。（《拟山园选集》卷82，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崇祯刻本）
王铎在这里形象地描述了对怪、力、乱、神的魔鬼美学的追求。大家都知道，王铎在政治是没有什么成就的，甚至错错愕愕地投降当了“贰臣”。然而却惮精竭虑地迷醉于书法。明崇祯末年，由于战乱，王铎的作品大都完成于旅途的客栈或者船上。清顺治二年，他作为南明小朝廷的礼部尚书受命打开了南京的城门迎接了清军，这涉及一个民族的气节问题。王铎并不是一个武将，不善于拿着刀枪冲锋陷战。当时清军把南京城围了以后，钱谦益也在围困之中，钱谦益是明末的清流重镇，他曾发过誓，决不投降当亡国奴。情急之下，他去跳水，被夫人柳如是拉住了，柳如是转身之后他也没有跳水，因此历史上就讽刺他气节不保。明代的大势并非是王铎、钱谦益他们的过失而亡国，大家可以读一读《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从明代的中晚期之后，就种下明朝灭亡的各种各样的必然的因素。当然，我们要称赞史可法这样的民族英雄。但是不是一旦敌人的军队把你围了之后你就一定要去死呢？现在社会学存在这么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据说美国军队对士兵有这样的规定，当你不能战斗的时候，你可以投降。按照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