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6年第5期-第57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度地紧张啊！事实是，那时的苏比，深感罪孽大，已看不到风后面是风，道路前面还是道路的希望所在，死神，曾对他发出亲切的召唤。
苏比站到独凳上，抱着姐姐，把姐姐从吊扇上取下来。就是具空壳了，跟贺伯伯形容当年的父母一样，轻飘飘的。又是深秋，窗外河风呜呜，长江水正由浑浊转向淡绿，河床又千古不变地大面积裸露出来。在苏比的坚持下，像了当年，没有举行告别仪式，也不让王书苏再看他妈妈一眼，就拉去火葬场烧了。
30：姐姐的墓与父母相邻。墓碑上刻：她是一个好姐姐、好妻子、好母亲！
办完丧事，苏比接连几天关在父母房间里对着吊扇发呆。有短暂的消沉。之后，把王书苏送进重庆最好的私立学校。生活似乎回到正常，可他不大管火锅馆的事了，全由贺弯弯打理。变化是语言少了，近乎沉默寡言，看书的时间多了，多看历史典籍。贺弯弯小心翼翼问他，是否要专研哪段历史？抑或听了姐姐原先的话，要去考研？他说都不是，只是不想说话，就看书呗。
一天，苏比主动对贺弯弯说：“弯弯，请你放心，我绝不会走他们的老路，我会跟你相守到底！”
得到如此保证，贺弯弯眼眶热了，她忙抽身走开去开了厨房的小门，独自对着滔滔不绝的长江，痛痛快快地流了一次泪水。
当苏琴从医院出来，坚持要回青砖小楼住几天时，苏比便预感到吊扇将是姐姐的归宿。心灵是相通的，然而无法阻止，这是她最后的奢求。
回到青砖小楼，苏比旁敲侧击，试着劝说姐姐不要走父母的老路，一如当年他在拘留所里，姐姐对他的劝说。
可是，姐姐拒绝了弟弟的劝说，眼睛盯着天花板上的吊扇，她说：“比比，你人都敢枪毙，你难道还怕见到死人！？”
姐姐这话，把苏比镇住了，不敢再看姐姐一眼，他羞愧地退出姐姐的房间。
31：而今吊扇依旧一拉拉线开关，它又忠诚地转起来。苏比的父母在世时，年年要搭凳子上去擦拭，天凉了，还要用四个布套子把四个叶片套起来，所以它这般耐用。转年，初夏，贺弯弯搭高高的凳子上去擦拭灰尘。以前，贺弯弯发现电机外壳有道浅的勒痕，麻绳压花的痕迹，公公婆婆所留。而今无新勒痕，苏琴准确地把麻绳叠在了那压花之上。
32：许多年又过去了，白人苏火锅馆的生意一直都好。某天，来了个戴眼镜身段也单单调调的人。此人不沾烟酒茶，叫何述，他正在编写重庆文革史。
苏比同何述一见如故，两人整天整夜地谈啊谈，还录音。何述提的问题细之又细，反复强调是听别人讲的就是听别人讲的，是亲身经历的就是亲身经历的，二者切不可混淆。何述问苏比六七年八月八号在哪个位置？看到了什么？苏比讲，在南山上，某司令带舰队在红港（朝天门）打起来，我跑到炮阵地上去看了的，几门三七炮朝长江里乱打。何述问建设兵工厂动用坦克的事，苏比讲，我没有亲身参加，只听说用钢板铺在地上，接了高压电，坦克开上去，电闸一合，里面几个彪形大汉被烧成了灰灰。
何述跟王金宝也谈了三四天，也录了音。
何述太认真了，总说，原先假的太多太多，现在有条件了，我们留给后人的资料应当是真实可信的。
何述也问苏比：“当年从上新街广播站往下跳时，你喊了毛主席万岁没有？”
“喊了的！”苏比的回答是肯定的。
某司令已瘐死狱中。有些旧人陆续来找过苏比，有的仍说旧话老话，想利用当下某些社会问题来翻历史之案，或者说，他们企图再次秋后算账。苏比态度鲜明冷淡，且自诫：我不能再愚蠢了！
表面冷淡，心底则认为他们应该有表达的权利及可表达的方式，这，才是正常的社会或者说才是符合世界主流之社会。“文革”中，反对“文革”者是要被杀头的。
河街改名叫南滨路了，开发商已经上门谈具体补偿事宜。
贺弯弯巴不得离开河街，离得越远越好。
青砖小楼内部早已裂隙四起，楼板皆吱嘎作响。虽如此，苏比还是痛楚地难于割舍。某天，看到开发商打出的广告词是：我有一所房子，面朝长江，春暖花开！他便不再犹豫，主动找开发商签了合同，不要钱，而是倒补钱在原处要了同一单元的三个套间。一套贺伯伯贺妈妈住，一套王金宝王书苏住，一套他和贺弯弯住。他要面朝长江，期待更多的春暖花开。
长征二题
龙 一
笑 话
我虽然刚满十二岁，但已经是第三次跟随大军走草地了。第一次走了五天，第二次走了四天，这是第三次，已经走了二十一天，我们还在走。方才那阵夹雪的暴雨，打得我睁不开眼睛。老高蹲下身来，把我和乖娃搂在怀里，挡在背风的一面，但是我仍然感觉很冷。这时候，每天照例要来的雨雪终于都过去了，太阳却已偏西。再向北望去，我只能望见一片蓝得古怪的天空，还有平坦得会让眼睛忽略掉的草地，以及一丛丛早就被草鞋踩得稀烂的草墩、草墩下阴险的泥淖和泥淖中陷落不见的红军战士。没有大军的影子，我们掉队了。
老高左腿上的枪伤又在流脓流血。我叫乖娃用肩膀抵住老高的腰站稳，然后将他腿上松开的绷带重新扎好，又插进一根手指试了试，感觉不松不紧。再向老高望去，我发现他脸上憋气造成的黑紫色外边又浮起了一层难看的青灰色，双眼紧闭。从早上行军开始，他的眼睛便再没睁开过。这种情况我有经验，作为护理员，三次走草地我照料过许多受伤的战士，像老高现在这个样子，如果再没有食物和强心剂，他明天，最迟后天必定会死。
乖娃又在喊饿，喊脚疼。他毕竟还太小，十岁的男孩长得却像六七岁，即使作为护理员也太小。于是我让乖娃将马枪里的子弹退出来收好，然后把枪丢在泥淖中。乖娃却不肯，紧紧抓住枪的背带，好像怕我来抢。其实我根本没有力气去抢，我要留下所有的力气去走。如果不能带着他们两个人追上大军，我们都会死，因为，这一片草地已经让我们在泥水中挣扎得太久了，还要再走多少天，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其他人也知道，草地总会有个边，我们一定能走出去，只要活着，因为，草地后边还有日本侵略军在等着我们去打。
我伸手向腰间摸了摸，摸到那个皮制的烟荷包还在，我便放心了。我清楚地记得那里边还有一百多粒青稞麦，另外在一小块锡纸里还包着三粒绿豆大小的黑盐。这是我，不，这是我们三个人最后的食物，十天前我们的粮食袋便空了，到了昨天，老高的皮带、皮枪套和皮鞋也吃完了。今天早上我让老高摸过烟荷包里边的东西，他笑得很好看，闭着眼。于是我让乖娃在前边探路，我钻到老高的腋下代替他的左腿。我们走。
天黑之后很久，乖娃的脚踩到了一片结实的硬地，他高兴得大叫起来。我抬头，看到前边燃着一堆堆小小的篝火，星星点点，一路排出去很远很远。大军正在等我们，我想。
乖娃出去找柴草，这是他每天宿营时的重要工作。他带回来一把半干的草，一根带火的干树枝，还有一小块牛皮，上边保留着两只铁的鞋眼。派乖娃出去总能找到最好的东西，这是少年红军的特权，因为大人们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了。老高将身子歪在地上，头枕着一小卷毛毡。我给他脱掉草鞋，解下绑腿，卷起裤子，松开绷带。在旁边，乖娃已经生起了一小堆火，水也打来了，放在罐头盒里烧。老高的伤口有核桃大小，皮肉发黑，流出来灰黑色的脓和淡红色的血。我用绷带给老高擦干净伤口，又从包中找出那块干净的纱布放进罐头盒中煮，最后，我取出一粒黑盐。隔着那一小堆火，乖娃的眼睛黑亮亮地盯着我手中的盐。我把盐粒放入水中，故意没有看他。
我一个人，两只手，既要用盐水替老高清洗伤口，同时又要小心地用罐头盒在他的腿下接住流下去的水，很是不方便，但是我没有叫乖娃帮忙，把盐水交到他的手上我不放心。老高躺在那里像是睡了，不动也不出声。洗净伤口后我将纱布在盐水中洗干净，便又将罐头盒放回到火上，让乖娃烧。盐水终于烧开了，我喂老高喝下去一半，我喝了一口，剩下的全让乖娃喝掉了。乖娃喝罢故意叹了口气，但是我没动心。那几粒盐可是我们的半条命啊！
煮过绷带之后，我又让乖娃烧水给老高洗脚，他自己也洗。如果不把脚上的黑泥洗干净，明天一步也休想走得动，因为这泥里边有毒，第一次走草地时我们便明白了。看到乖娃干得很熟练，我也就放心了，便去跟那一小块牛皮搏斗，但是我很困，不小心把牛皮烧焦了，不过还能吃，只是老高不肯吃，我就全给了乖娃。不想他吃得太急，皮子卡在了喉咙里，咳了半天才咳出来，再用水煮煮，这才吃到肚子里。
老高的老婆来了，她叫小王，是护理队的队长，脸和屁股上都没有肉，只显出中间怀孕的大肚子。她翻开老高的眼皮看了看，摇摇头，又看了看他的伤口和脚，便向我笑了，面皮上全是褶皱。又一个女护理员走过来，和小王一起给我们唱歌，乖娃也凑过去跟着唱。护理员没有药给伤员，却可以给他们唱歌、跳舞鼓舞士气。我原本是应该和她们一起唱的，但是我不会唱歌，我什么节目都不会，为此没少挨批评。小王她们今天一定是唱过无数次了，所以声音不大，有些沙哑，但很有斗志。乖娃和那个女护理员都是闭着眼睛，边睡边唱，小王的两眼却一直盯在老高身上，老高没有动静。我躺在老高身边，听她们唱，能感觉到身上不再那么累了，心里也有劲。
这时，又有几个掉队的伤员跟了上来，小王赶紧过去照料，临分手她将背上的竹斗笠摘下来塞到我手中，我没要。那是她从江西出发时就带在身边的斗笠，路过遵义，老高不知道从哪弄来一点红漆，给斗笠上漆了一颗红星。全军中只有她这只斗笠上有红星，而且是老高漆的，所以我不能要。
第二天中午，我们三个人又掉队了。前边龙 一 1961年出生，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出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作家协会文学院作家。出版发表有长篇小说《另类英雄》和《纵欲时代》，小说集《我只是一个马球手》等，曾获得“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的大军走得极慢，远远地望去好像根本没有移动，但还是渐渐地远去了，留下的依旧是龙 一蓝得虚假的天空，还有草地和泥淖。这时乖娃已经走不动了，老高也走不动了。我从烟荷包里摸出青稞，给了乖娃五粒，给老高塞到嘴里五粒，放到自己嘴里三粒。乖娃嚼得很香，老高的脸色也好看了些，我却又将青稞吐了出来，放回到烟荷包里。如果我还没有累糊涂，便应当算得清楚，加上我吐出来的3粒，现在烟荷包里还有一百零六粒青稞，两粒盐。当然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没感觉到饿，只是脚疼。
突然，走在前边的乖娃在一只草墩上停了下来，回身向我们摆手。等我们趟过泥水好容易爬上那个草墩，我才看明白，在不远处的泥淖中摆放着一顶红军的军帽，帽子上边压着一双破草鞋。这是个危险的记号，是第一次走草地时便被发明的方法，用来通知后边的队伍，指明那是一个能够陷人的泥淖，因为，帽子下边必定会有一个红军战士。在走草地之前，每一个战士都要准备好几双草鞋，但即使走到光脚的时候，他也必定要在身边留下最后一双新草鞋。如果能够走出草地，他穿上这双鞋立刻就能战斗；如果陷入泥淖中牺牲了，他就会把这双鞋扔给附近的战士，那名战士穿上他的新草鞋，再将换下的破草鞋放在牺牲者的头上，做成一个指示后人的路标，然后继续走。
我们沿着大军踩出来的脚迹，绕过那片危险的泥淖，往前走。乖娃依旧负责在前边探路，不小心踩到一杆被丢弃的旧枪，把脚扭伤了，于是他咧开嘴大哭，但哭了一阵又不哭了，摘下马枪拄在手中接着走，一瘸一拐。他是我最小的弟弟，我娘生下他后立刻就死了，我希望他能够活着走出草地。老高的情况也不好，虽然天气很冷，但他的手心却很热。他在发高烧，眼屎也糊住了双眼。他已经两天没有睁开过眼睛，但他受伤的腿还在走，光着脚，最后一双草鞋挂在腰里，不停地走。
当我再次发现陷人的泥淖，并且在泥淖中看到小王的那只斗笠时，我居然没有停下脚步，为此我挺佩服自己，因为我做到了对护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