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伦理原则分析-第5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句话叫做“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尽善尽美做不到，那么，我们在追求尽善尽美的过程中，能够做到较善较美也可以嘛。但是，事实上，我们往往就搞成“尽恶尽丑”了。

　　这是什么道理呢？老实说，这不是高调不高调的问题，这是自律还是律人的问题。所以我在一本书上曾经写过两句话：“高调再高，苟以律己，慎勿律人，高亦无害。低调再低，不逾底线，若能持守，低又何妨？

　　你高调再高，都没有关系，只要你是律己。低调再低也可以，但是有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你不能抢劫。你如果做不成慈善家，那么你就交换，但是你不能去抢别人。也就是在这样的预设下，我们这个制度是可以成功运转的。

　　摆脱“搭便车”的困境

　　但是，像这样的一种制度，为什么事实上在人类社会中又很难建立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并不是因为人们有多么高尚，高尚到了人人利他的程度。恰恰相反，这一套制度之所以不那么容易建立，并不是由于这个社会的君子太多，恰恰是因为这个社会有那么一些小人，尤其是那些掌权的小人，害怕受到制约，而极力反对这样的制度安排。这些小人不仅自称是君子，还宣称只要他有了无限的权力，他就可以把天下的人都改造成君子。那么，你相信不相信这种说法呢？有时候，人们会相信的。

　　但是，我这里要说，其实这种时候比较短暂。在人类历史上的确会看到一种时候，整个社会都很狂热，都真的很相信某一种东西。但是人类历史上的很多事实都表明，这种狂热，往往为时不久。真正的问题在于，即使大家都不相信了，它还能维持。为什么呢？老实说，不是因为我相信什么，而是因为我害怕什么；不是因为我不希望自由，而是因为我不想为争取自由付出代价，特别是：假如别人付出代价争取到了自由我也能享受，那我何苦要付出呢？

　　我这里并不是说，西方人是“不自由毋宁死”的，而东方人似乎是不那么在乎自由的。绝不是这个意思。即使在西方，自由也许是个好东西，但是，除了自由以外，还有别的好东西。即使在西方，不自由但还愿意苟活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也是人之常情。老实说，不要说死了，就是比死要小得多的代价，人们有时候也是不愿付出的。或者说，为了换得比生命要小得多的一些东西，人们也是愿意让渡一部分自由的，比如社会保障，比如安全。

　　大家知道，“9？11”以前，美国是个非常自由的社会。自由到什么程度？那个时候到国会大厦参观，连护照都不需要出示的。美国绝大多数公共机关都是对外开放的。办公室你不可以进，但是，这个楼你是可以进的，下班了都可以进的，甚至包括像联邦调查局那样的地方都可以进的。当然，你不能闯到人家办公室里面去，但是，这个大楼你是可以随便进的。甚至在国会和五角大楼上空都是不禁空的，私人飞机可以在上空飞来飞去的。

　　但是，“9？11”以后，一切都变了。这些东西都取消了。我们在2004年，在华盛顿还看到那个联邦调查局（FBI）的大楼门口有一个牌子，说是由于反恐的需要，在2006年之前就不对游人开放了。现在2006年早就过去了，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开放了。我怀疑它现在还是没开放。

　　也就是说，为了安全，即使是美国人，也愿意把他们的自由减少。

　　但是，正是由于那种不自由的体制从来就没有办法实现它所声称的理想，无论是物质方面的还是道德方面的理想，而且不断地在这两个方面都积累不公正，甚至带来灾难，所以，只要有机会，人们还是会力图去建立这样一种制度。

　　那么，这个以经济人为预设的制度安排，它强调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他的不可被剥夺的权利，这是他的权利。用我刚才讲的话叫，我的一毛是属于我的，我愿不愿意拔，那是我的事。只要我愿意，不要说拔一毛，抛头颅洒热血都可以。但是，这得我愿意。

　　从交易权利问题到交易成本问题

　　那么，这个东西是亚当？斯密时代西方经济学的核心。但是，到了20世纪，人们就有了一些别的问题。当时人们就发现，在有些情况下，这个市场是有效率的，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市场是无效率的。那么，市场无效率，有些人就想，那可能就是市场失灵了。

　　比如，在西方经济学中，有个概念叫做“外部性”。什么叫做外部性呢？就是一种产品，它带来的利益和为这个产品支付的成本是不能一一对应的。讲的简单一点，就是你为这个产品付出了代价，但是别人是可以免费享受的，比如路灯。我如果装了一盏路灯，那不仅我能够享受，别人也享受。那么，很可能就会出现，谁也不愿意装路灯的情况。因为谁都希望别人来装，如果别人装了，我也可以被照亮，那我何必要装呢？

　　在西方，这种情况在经济学上叫做“搭便车”。其实在中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什么话呢？大家想想，和这个“搭便车”一样的话是什么话？我们现在虽然是在讲西方文明，但是老实说，所谓西方文明，其实很多最深层次的人性根基，我觉得是不分什么东西方的，只不过这个制度安排，首先在他们那里实现罢了。

　　关于“搭便车”中国最常见的说法是什么？最典型的一句话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不是因为大家不知道要喝水，而是这个水是有外部性的，谁挑了我都可以喝，因此就没有人愿意挑。没有人愿意挑怎么办呢，有的人就说，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是失灵的。像这样的东西就是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来提供，如果你政府不装路灯，那很有可能就是黑的。因为没有人愿意去装，除非你有一种机制，使得某个人装了以后，其他人路过要收费，那可能就会有人装了。如果不是这样，很可能就没人装。

　　因此，很多事情就需要由政府来提供，而不能由市场来提供。但是，战后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很多情况也不是这样。他们说，以往人们认为，由于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的那些领域，其实真正的原因都不是市场本身失灵，而是由于交易费用太高。如果这个交易本身要花很多精力，那么我就不愿意交易。

　　因此，这个交易成本的节省，就成了20世纪下半期以后西方的很多经济学流派，比如制度经济学，考虑的一个核心问题。

　　其中的一个代表是罗纳德？科斯。他就提出来几个很有名的概念。第一，他说，企业是个什么东西，大家想想看，企业是一种组织。那么，这个组织把具有各种要素的人用一个契约结合起来，比如说，我只有劳动，你只有资本，他只有技术，这个人就持有某种点子、知识产权之类的，然后我们用一个契约把大家拢到一起。

　　我们为什么要把他拢在一起成为一个企业呢？大家知道，只要是拢在一起，你将有扣除。一个工人在企业干活，他的劳动产出肯定是不能全得的，这个企业起码要有利润嘛，要扣除的，但是，如果他自己当个体户，他赚多少都是他的。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当工人，不愿意当个体户呢？大家想想为什么？我们都知道，正式有工作的，叫做正规就业，街头的小贩叫做非正规就业，一般的人都愿意正规就业，不愿意非正规就业。

　　尽管从理论上讲，街头的小贩，我们姑且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讲，是“小资产阶级”，不受剥削的，一个工厂的工人是“无产阶级”，也许是要受剥削的，但是，人们还是愿意做一个工厂的工人，不愿意做那个被城管追的到处跑的街头小贩。那是为什么呢？科斯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做小贩的话，成天需要应付许许多多的交易，这个成本很高。但是，你作为一个工人，你只要在加入企业的时候做一次买卖。讲的简单一点，就是劳务合同，如果这个条件你愿意接受，那从此以后你就不需要交易了。

　　因此，他就下了这么个定义。对于资本家也是一样，对于所有的要素所有者都一样。如果他不跟别人合作，那么他的交易费用会很高，那么有企业这样一个组织，这个交易就会被整合起来，一个企业和一大堆个体户，他们的区别就在于，这个企业的交易费用就要省，由此就产生了一整套如何降低交易费用的学说。

　　没有交易权利何谓交易成本　交易费用概念在中国的误用

　　但是，我们要想到，为什么在斯密、密尔的那个时代，人们没有想到交易成本？而到了科斯才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因为密尔这些人比科斯笨吗？

　　在我们今天的改革中，“交易费用”已经成了一个关键词，被大量的使用。我们现在很多人把交易费用用在什么概念上呢？比如，国有资产的改革，大家的东西应该给谁。如果让大家参与讨论，那交易费用就太高，由一个人说了算，我想把他给谁就给谁了，这样交易费用就减少了。

　　这是似乎算一个“右派”的说法，这是主张私有化的。那么，还有一种“左派”的说法，这是为公有制辩护的，也是这个意思。他也是这样说，为什么要搞人民公社呢？道理很简单，国家跟无数的小农打交道，交易费用太高。那么，如果我能够把这些小农都赶在一起，把他们都关在一个大农场里面，生产出来的东西我想调走就调走，这样，交易费用就减少了。

　　我们国家的经济学现在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左派、右派吵得不可开交，但是，在某些问题上，他们好像是有很多共同点。用强权来禁止大家讨价还价，减少所谓的交易费用，这好像是左派右派都在讲。只不过左派用这个说法为强制化私为公辩护，而右派用这个说法为强制化公为私辩护。

　　最后，这里讲的交易费用，是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那个交易成本吗？所谓交易成本是什么？我刚才讲的这两个东西中的所谓交易成本是真正的交易成本吗？所谓的降低交易成本可以这样理解吗？科斯讲的企业是降低交易成本的组织，这和我们刚才讲的这两种观点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如果我们仅仅说，不让大家讨价还价就降低交易成本，那老实说，最能降低交易成本的就不是什么企业了，而是奴隶制庄园。我把大家都绑来，在奥斯维辛里面有什么交易成本啊，什么都没有。那么，科斯为什么不说奥斯维辛或者奴隶制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呢？其实前提很简单，最简单的前提就是交易成本这个概念，是在承认大家交易权利的情况下来节省，通过整合交易来节省。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用剥夺大家交易权利的做法来为某些人提供利益，这就不是所谓的降低交易成本。

　　科斯写过两本书。第一本就是我刚才讲的《企业的性质》，企业是降低交易费用的组织。但是，科斯用不着说的一点是，大家都知道，企业本身是一个自由契约的安排，不是奴隶制，不是把人抓来。你进企业，本身就是在履行你的交易权。科斯不会说，奴隶制降低交易成本。可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两个例子，老实说，并不是在降低交易成本，而是在剥夺人们的交易权利。

　　第二，科斯另外写过一本书，讲交易成本的，叫做《社会成本理论》。这里我要请大家注意一下他的书名，什么叫做社会成本呢？那就是他讲的交易成本，并不是指一方的出价，而是整个社会为维持交易所支付的这个东西。可是，我们现在讲的交易成本呢？往往指的是为了一方而减少出价。讲的简单一点就是，国家如果不搞集体化，就要掏比较贵的钱来买粮食，因为你要跟私商竞争。如果自由交易，便宜了就不卖给你。

　　那么，搞了集体化，我就可以无偿调拨你的粮食，或者近乎无偿的调拨你的粮食。我们可以出现1960年那种饿死了几千万人，而粮食还可以照样调拨这种状况，这叫做降低了交易成本吗？是谁的成本呢？那三千万条人命算不算成本呢？这些人认为不算，只要国家掏钱少了，那就是降低交易成本了。科斯讲的交易成本是这个意思吗？当然不是。

　　所以，老实说，中国的经济奇迹的创造，很多人都说，这是由于中国的制度转型，交易费用低。那么，的确，东欧各国在经济转轨中没有产生经济奇迹，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经济转轨、各方面的讨价还价是非常复杂的。有一种说法，我想大家如果仔细去看事实，就会觉得，那是不对的，好像东欧搞的是休克疗法，而我们搞的是渐进式改革。

　　其实，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