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7.2-第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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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都退出去了，就这七个人留下。
　　退出去的人，离席前都禁不住把这七个人多看两眼，七个人故意弄出笑脸，只是很僵硬。
　　他们都是代课教师。
　　闭校长让七个人都坐到前排去，他也从主席台上走下来，先给抽烟的人发了一支烟，再站着跟他们说话。他说：“同志们哪，这些年来，你们辛苦了。拿不了几个球钱，活路一样也不少干。我本来想让你们就这么干下去，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上级不准收学费，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体收入减少了。不是减少了一点，而是减少了很多。斋饭少了，就养不了那么多和尚，这道理大家都是明白的对不对？这里除了王安是一个人干一所学校，其余六位同志都是给你们的校长打工我们就姑且这么说吧。今天开会前，我把你们的校长找去谈了话，我希望他们把你们留下。但他们都愿意自己多分担点活，到头来把你们的那份工资领到手。你们不要怨他们，他们也要过日子。那你们就回家种田吧，或者出门打工吧，对，就出门打工，挣的钱比这里多十倍，多几十倍！你们实在没啥值得惋惜的。我知道大家心里难受，这当教师的人，贱哪，干了些日子，就对讲台和学生有了感情……不过你们实在没啥值得惋惜的。你们只是脱了个枷锁。种田去吧，打工去吧！当然王安没办法走，他走了，南山小学就垮了。”
　　会议室里静得像飘荡的烟雾。
　　闭校长喷了几声鼻子，大声说：
　　“今天中午，我私人请你们几个喝酒，都要醉！谁不醉，老子往他脖子里灌！”


　　六

　　日子一天天过去。王安一如往常地守着那所学校，工资还是那么多，学生却少多了。六年级只有四个学生，全校学生共四十七人！其他村小的教师见到王安，不再叫他跛子，也不叫王老师或王校长，而是称王教授。转来转去只有四十七个人，不就等于带研究生吗？眼下，有的大学教授一次性带博士生也不止四十七人呢。这称呼比叫他跛子还“毒”，王安是教师，教师守不住学生，就是失职。而且他明显感觉到，这四十七个人中的一部分，还会中途从他手里溜走。他捧在手上的是水，随时可能从他粗大的指节间漏掉。像周汉这种早先出门打工的孩子，已经做出了榜样，他们不仅不花钱，还给家里挣钱。家长们已越来越不关心孩子的学习，只是关心孩子的个头，只希望孩子的骨头长快些，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出能够去派出所办理假身份证的理由。尽管镇派出所收钱就可以办，但也不能太出格，这是他们的原则孩子的个头能够帮助他们维护那种原则。
　　王安的担心很快得到验证，一个学期没满，南山小学又走了五个学生。
　　那天王安把全校学生集合在操场上平时他给学生讲话，都是站在平地，今天他却费不少力气爬上乒乓球台，在上面颠了几圈。他说：“还有没有要走的？要走现在就走！”这是心里话，他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学生今天少几个，明天少几个，那是软刀子，他宁愿挨钢刀。但最终，那句话没把学生吓住，倒把他自己吓住了。要是真有那么两三个学生站出来，他将如何面对这一天？这是极其普通的一天，太阳早早地升起，大地温暖，鲜花盛开。这一天是值得感恩的。可要是有两三个学生从他眼皮底下走掉，从此拦腰斩断自己的童年和少年，很快学会拼命，学会抽烟，学会喝酒，学会说粗话，他该怎样向天老爷交代？王安并不信某一个具体的神，可他的心直接与天老爷对话，他的所作所为，都受到天老爷的评判。
　　学生并没有走，带着几分怜悯地望着老师。正是这怜悯把王安刺痛了，他骂了起来：“娘的，我哪里是在教学生，我是在养猪！把你们养到这么长了，”他伸开双臂比划了一下，“就送你们出栏，让人屠宰！这就是我的光荣！”
　　那一天，学生回家都对家长说：“王老师像喝酒喝醉了一样。”
　　这不久，上面又来了新政策：所有教师都必须持教师上岗证才有资格走上讲台。这政策并不新，因为在城里早就实行了，然而对泽光镇这样山高皇帝远的中心校，尤其对村小，它却带来了不起的骚动。“教师资格证？我都教三十多年书了，我教的学生都当了爸爸，手脚快的都当了爷爷，有的升了中学，念了大学，现在都当处级干部了，我还没资格走上讲台？”这政策是山外来的，他们觉得山外是一个神奇而古怪的地方，那里是另一个太阳，那里经常出一些新招，都与他们的经验格格不入。
　　但不管怎样，他们懂得山外很大，山里很小，抱怨几声之后，就很听话地去参加了考试。他们一辈子都在教学生怎样答题，可轮到自己答题的时候，那些题目就不认他们是老师了。那些题目变成了山里的石头，叫不答应，摸着硌手。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过关。那些没过关的，也并没被取缔。把他们取缔了，整个泽光镇的教育就会得病，瘫痪病。听说现在毕业的大学生有六成找不到工作，但他们再怎么说也不会想到来泽光找工作，他们眼里根本就没有泽光这个地方，就连那些从泽光考出去的大学生，眼里同样没有这个地方。他们宁愿在城里耗着，住地下室，吃得饥一顿饱一顿。南山顶上那个卖了多年瘟猪肉的桂屠户，生了个女儿简直称得上娇花嫩朵，师范大学毕业后，为了在省城一所中学谋个位子，还陪校长睡觉呢。这些事情在山里人听来，怪叫人心酸的，他们却干得兴兴头头。不过这样也好，这给那些考不过关的教师留了机会。上面说，你们还是像以前那样好好干，今年考不过，明年考，明年考不过，后年考。
　　这好像是安了他们的心，可别人安了他们的心，他们自己的心却安不下来。他们一边给学生讲课，一边想：“你在忙乎啥呀，你还没资格当教师呢！”
　　在泽光镇，只有王安一个人没参加考试。他是代课教师，他连参加考试的资格也没有。
　　闭校长对王安说：“没关系，那些都只是形式。”
　　可没过多久，闭校长又带信让王安去见他。
　　这一次，王安走进校长室的时候，闭校长用他的紫砂壶泡了新茶，泡来不是自己喝，而是递给王安喝。王安很局促，说这咋成啊！整个泽光镇的教师，谁不知道闭校长的紫砂壶别人连碰也不能碰的。闭校长说：“你尝一口，看味道咋样？”王安双手捧着茶壶，还是不尝，可闭校长温和地催促他。闭校长站在他面前，庞大的身躯给王安一种热嘟嘟的威压。王安就吸了一口，嘴唇与壶嘴隔着一段距离，但一点水星子是碰到舌尖上了。“好喝！”他说。
　　闭校长笑笑，把壶接过去，随即变得严肃起来了。他说：“王安啦，有件事情我不得不跟你说。上次我就想跟你说的，但我忍住了。现在是再也拖不下去了，上面催问得紧。既然连民办教师都取缔了，怎么还能允许代课教师存在呢？这意思你听明白了吧？我把南山小学的情况和你本人的情况反复讲给他们听，但人家是按政策办事，政策是硬的，其余都是软的。鉴于南山小学没教师愿意去的现实，那里的书你照样教，只是……只是我们再不会管你的工资了。不管你工资你怎么办呢？当然不会白干，我昨天才跟镇领导谈妥了，你把书费收上来，自己留六成，上交四成。你看呢？”
　　王安现在被彻底地从教师队伍里排除了。他成了一个包工头。
　　闭校长问：“你还有多少学生？”
　　王安说三十九个。
　　闭校长毛算了一下，而今每个学生每学期交一百八十元钱，这么算下来，王安每学期比拿工资的时候还多收入千多块。
　　“这我就放心了。”闭校长说。
　　王安回去没跟任何人透露这事，连母亲也没透露，可山里人很快就知道了。他们对山外的世界那么陌生，但对山里的世界，老鼠洞里的秘密他们也是知道的，打听这样的秘密并不需要费什么力气，风也会告诉他们，石头的脸上也明明白白地刻着。王安的身份一下子就变了，他以前虽然是代课教师，但他领的是中心校发的钱，中心校的钱是镇政府给的。镇政府是什么呢，镇政府就是国家。王安领着国家的钱，也就是国家的人。山里人对国家的人有一种出自本能的敬意但现在王安不是国家的人了！王安自己把自己看成包工头，山民们更是这么看。他们外出打工的亲人对包工头大都缺乏好感，打工者与包工头之间，存在着天然敌对的理由。家长与王安之间，而今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理由。区别在于，那边是打工者去包工头手里讨钱，这边是王安去家长们手里讨钱。以往王安基本上能把钱讨到手，那是因为王安背后有政府，有国家，他们对政府和国家既尊重又畏惧。他们不是把钱交给王安的，而是交给政府和国家的。
　　现在情况变了！
　　王安干了一个学期，别说自己的六成，连上交的四成也没收全。
　　闭校长听到这消息，马着脸对王安说：“走，我带你去找镇领导。”
　　王安跟在闭校长屁股后面，朝镇政府走。闭校长那么胖，但走起路来风风火火的，王安需要拼足了力气，才能拖着步子赶上他。书记和镇长都不在，闭校长问他们到哪里去了，镇长办公室一个长得干干瘦瘦的小伙子说，书记和镇长都下乡去了。
　　这是谎话，自从减掉了农税，镇里大大小小的领导就不再下乡了。他们以前下乡的唯一任务是催收农税提留，现在没农税提留可收，就等于没什么事干了。成天忙活的，不是去茶馆里打牌，就是去县城购房产、拉关系。
　　闭校长对小伙子说：“好的，好的。”闭校长在教师们面前那么强悍，可来到镇政府辉煌的大楼里，却显得那么卑微，对那个干干瘦瘦的小伙子说话，也希望自己能够弯腰。腰太粗，弯不下去，他就把圆鼓鼓的膝盖屈了一下。
　　一同回到中心校，闭校长让王安把应该上交的四成书费拿走了。
　　“我给你想法填补上。”他说。
　　闭校长的声音很小。走出镇政府大楼，他就意识到了自己表现出的卑躬屈膝。
　　南山小学继续开课，那个缺了一角的破铃铛，依然响起。它历经沧桑，成了真正的老人，声音越来越嘶哑了。它的疲态似乎不是因为老，而是缺了心气眼下，它只能召唤二十四个学生了。这二十四个学生的家长态度明确：无论如何，他们都会让孩子把书读下去，他们说虽然小学生是打工，大学生也是打工，但打工与打工到底是不一样的。他们还同时表态，要交钱，大家都交，只要有一个人不交，就谁也不交。这话的潜台词几乎就等于：到头来，王安一分钱也收不到。
　　王安的母亲听到这话，凄哀地对儿子说：“娃娃，你是哪辈子作了孽，要去给那些不要天良的卖命哪。”王安看不清自己的前生，他回答不了母亲的话。母亲让他不要去学校了，王安没听，时间一到，依然一瘸一拐地朝学校走去，在那个孤零零的山坳里摇响铃铛。
　　他觉得，家长们不会把事情做得那么绝吧，毕竟说来，我教了他们的孩子呀。
　　校舍却迅速遭了偷盗。首先遭殃的是两个乒乓球台，一夜过去，一个台子被摔成了几块，一个台子不翼而飞，下面的砖头，全都不见了。
　　王安把这当成了偶然的事件，他收书学费的时候，控制不住自己，跟好些人吵过架，他想一定是跟他吵架的人以这种方式来发泄不满。可第二天，几扇木格窗被撬走了。第三天，有人从窗子翻进去，搬走了五套桌椅。这已经不是偶然，这是偷盗！
　　夜里，王安要去学校睡，弓腰驼背的母亲一直隐忍着。可这时候再也忍不下去了，她从灶膛里取出烧红了的铁火钳，横在儿子面前，决绝地呵斥：“你敢去，老子就烙在你腿上！老子的儿子反正是个残疾，再残一次还是个残疾！”
　　母亲的声音从被压迫的肺里传出来，有种撕裂的感觉，大得惊人。
　　她是想让全村人都听见。
　　村里没有谁答话，却把银珠吓哭了。她见奶奶要烙爸爸的腿，跑过去把爸爸的腿抱住了。
　　王安身子一软。
　　可就在那天夜里，学校丢了更多的桌椅，丢了一扇门，旗杆也丢掉了，在旗杆顶端飘扬的红旗，不知去向。那是学校唯一的一面红旗。那根旗杆是楠木做成的，粗壮，挺拔，深梢，外表金黄，那是南山上最好的楠木，当年为了找到这根旗杆，十几个山民不知转了多少片林子！
　　偷这些东西的人，都是那些辍学孩子的家长。这所学校是南山人集资修建的，凭什么只让那二十多个人体体面面坐在教室里读书！
　　那天上午，王安把学生集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