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邓尼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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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有人给我送来一份关于船上发生的情况的详细报告，说该船靠岸后，船上的看守人员似已迅速潜离。
长途运输当然会给囚犯们的处境带来困难，但在我看来，事情很清楚，船上的情况是由于一种违反法律和道德的罪行所造成的。这就是我和我的同僚们从这次运输中得到的关于集中营虐待囚犯事实的第一个“警报信号”。
1945年5 月7 日，我派去与艾森豪威尔进行投降谈判的冯·弗雷德堡海军元帅从美国司令部回到了我这里——弗伦斯堡的米尔维克。他给我带来了一份美国士兵报《星条旗报》。报上登载了魏玛近郊埃特斯山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照片。这些被杀害和饿死的集中营囚犯的照片惨不忍睹。即使在战争结束时，集中营的供应会遇到困难，致使情况恶化，但我认为那里出现的状况无疑是犯罪，这是任何其他理由都无法为此辩护的。弗雷德堡和我，’还有我的司令部的全体人员，全都大吃一惊，我们过去总认为象这类事情是不可能出现的。5 月9 日，我接到了港务监督关于上述维斯杜拉河小船的报告。
在5 月初的这些日子里，就是说，在德国投降后的头几天，我们还陆续收到了有关德国集中营情况的消息。
我的副官吕德·诺拉特海军少校，在他的5 月11日的日记中记下了一段话，这段话也说明了这件事：“12时，外交部长凯特尔陆军元帅声明：“最近时期，有关集中营中无法维持的情况和违法事件的消息，日见增多。此外，因原有看守人员逃离，而由国防军承担了看守和照料任务。由于德国人民和国防军不明实情，因而有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声明，我们与这些罪行无关。”
我们总是希望这类事件仅仅在个别地方发生，但我仍然认为应该立即彻底地、毫不容情地把罪魁祸首调查清楚。考虑到德国人民的利益，我认为把在严格保密的幌子下所犯的这类罪行调查清楚也是必要的。因为德国人民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他们无疑有权提出要求，通过澄清这些事件来公开表明他们自己的纯洁性。
在和我的外交部长、帝国临时政府首脑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取得一致意见后，我以国家元首的名义颁布了一道命令，委托帝国法庭作为德国最高法院立即追查这些事件。
命令如下：命令： （一）、凡属违反普遍有效的法律与道德原则和已公布的法律条例而逮捕、审问囚犯，把他们关进集中营并在集中营中处置和虐待他们的事件，必须立即调查清楚。所有违法事件应根据有效的刑法对有关人员加以惩办并立即判决和执行。
（二）、 （1 ）我授予帝国法庭的最高检察官行使调查这些违法行为和起诉的权力。
（2 ）帝国法庭对此类案件的判决必须负责到底。
（三）、此命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海军元帅邓尼茨（签字）。
1945年5 月15日于大本营。
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伯爵把这个命令及一封附信寄给了盟国武装力量最高司令部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施威林·冯·克罗西克在附信中说：“1 ．德国人民对集中营里发生的情况迄今一无所知。集中营与外界完全隔绝，在集中营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绝对保密的，甚至德国的领导人员也不可能获悉集中营中的真相。
“2 ．德国人民一致愤慨地谴责如盟国报道中所描述的关于拷打和惨杀囚犯的事件，因为这些事件与德国人民的品德和道义感的原则格格不入。立即严惩犯罪分子，是符合德国人民真正的正直感的。
“为了使宣判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持久的影响，海军元帅根据我所作的一份附有副本的报告，认为有必要把调查与宣判的权力移交给作为德国最高法院的帝国法庭机构。海军元帅对我附有副本的报告作了答复，他指定帝国法庭对各个事件立即进行全面的调查和作出惩处，并颁布了上项命令。
“3 ．将军先生，我请求您使帝国法庭能尽快地执行宣判，以满足海军元帅和帝国政府对罪魁祸首进行宣判和惩罚的愿望。
冯·克罗西克（签字）”。
1945年5 月17日，美国大使墨菲到弗伦斯堡的米尔维克来找我。他是艾森豪威尔司令部中的一位美国政府的政治代表。我同他进行了会谈，主要是谈了我对于德国东部的担心和我被任命为国家元首的法律依据，我还告诉他，我派人寄了一份关于命令帝国法庭调查集中营罪行的文件给艾森豪威尔将军。为了使帝国法庭尽可能迅速地在这方面开展工作，我请墨菲大使帮我在艾森豪威尔将军跟前说几句话，以便能采纳我的请求。
由于德国国防军和德国人民对我们现在所获悉的集中营的情况一无所知，我认为有必要通过向德国国防军发布下述命令公开地说明真相。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海军元帅邓尼茨）。
1945年5 月18日于大本营。
德国武装部队！
在我们的祖国遭受失败面临严重考验的日子里，我们要能维持秩序和安全并能履行由于投降而加在我们身上的义务，其重要条件之一，就是把那些重要的刑事犯和违反道德犯关进牢房去，从而使他们不能再犯罪作恶。
我以深恶痛绝和不胜遗憾的心情了解到在集中营内对待和处置囚犯时那些损害人类尊严的情况。
我知道，德国士兵包括我们队伍中履行军人义务的武装党卫队的普通成员，对以下的事件是一无所知的，这就是发生在集中营里的主要是由于战事所造成的那些事件，这些事件严重地违反了道德和法律的一般原则。
对于那些正直而又公正地战斗过并履行了他们义务的成千上万的德国士兵和阵亡战士来说，我感到自己有责任明确地指出，我们的士兵与违背军人意志和荣誉感的暴行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我们对这种暴行深恶痛绝。
如果穿着灰绿色军衣的人们由于干了一些卑鄙无耻的勾当而玷污了德国军人制服的荣誉，那末，我们就要自己来清洗这种污点。因此，我将立即遣人追查所有逮捕和审讯囚犯的事件以及把他们关押在集中营和虐待他们的种种罪行，只要这些事件违反了普遍有效的法律和道德原则，或者违反了已经公布的法律规定，那就要尽快地给肇事者以法律制裁。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
武装部队作战部总参处。
（1945年第16号）。
1945年5 月18日于大本营。”
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依据投降以后仍然有效的命令，相应地向弗伦斯堡米尔维克的盟国管制委员会代表、美国陆军少将洛厄尔·Ｗ·鲁克斯呈递了一份我给德国武装部队的命令，并请他批准和公布这一命令。约德尔上将把我的命令送给了鲁克斯，但得到的回答却是禁止公布这一命令。
为了维护德国士兵的正直和纯洁，而首先是为了对英勇阵亡的将士表示敬意，我认为我的命令是必要的，可是它却不能贯彻执行。
同样，我请求艾森豪威尔将军批准关于帝国法庭追查集中营犯罪事件的命令，也是杳无音讯。
显然，盟国当时认为，由我们德国自己的法庭来追查这种犯罪事件是不合适的。也许他们认为，只有战胜国才能主管这类事。我过去和现在都一直认为，如果由当时德国法庭对上述违反人道的罪行立即进行追查的话，那就更为正确。这是我们德国的应尽义务。立即弄清这种非人道的暴行，也许对德国人民恢复道德上的名誉是重要的，这样做，也许不会给我们带来由于后来战胜国追查犯罪事件而必然产生的政治上的不利，而这种政治上的不利对联邦德国来说迄今依然存，在，这全是因为当时盟国拒绝了我提出的立即由德国法庭追查犯罪事件的建议所造成的。
对德国人中的一小撮人犯下的罪行问题，我想用纽伦堡审讯的回忆来作解答。在那里，我们看到了由美国方面拍摄的一部影片，它向人们展示了德国投降后，魏玛城居民接到美国占领军的命令，要他们从魏玛到埃特斯山去观看那里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恐怖景象。这些魏玛城的德国人多年来一直生活在集中营的附近。人们在电影里看到他们兴高采烈地交谈着、带着无忧无虑的脸部表情向埃特斯山公路走去，接着出现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可怕镜头。影片结束时，魏玛城的居民又在镜头里出现了，他们在看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情况后又返回魏玛去。在回去的路上，这些人的脸部表情个个都充满着恐怖，无一例外。看来，这次参观给他们留下了一个清晰而又抑郁的印象。纽伦堡法庭审讯时的美国医生，在电影放映时站在我的附近，放映后他立即向我走来并对我说：“魏玛人在去参观的往返途中脸部表情的变化，最有力地证明了他们对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内幕是一无所知的。”
我认为这位心理学家、有名望的精神病医生的看法是正确的。
三十、您对1944年7月20日的谋刺事件当时有什么看法？现在有什么看法？
对这样一件谋刺国家元首的重大事件，当然是不能脱离德国当时所处的政治形势来看的。如果人们只是根据以后所认识到的那种观点来作判断，那末，当时人们对这一事件的态度自然是不值得赞扬的了。
那末，在我看来，当时的形势是怎样的呢？
1944年7 月，德国正处于同外来敌人进行严重搏斗的战争状态。德国军事力量已支离破碎。我们的陆军在同日益增强的优势敌人进行着最激烈的战斗。
在海战中，德国的潜艇也同样处于失败的边缘：为了继续牵制英美迄今用在大西洋战场上的雄厚的军事力量和物质力量，潜艇在同具有优势的防御力量的敌方作战中尽管战绩很小，损失巨大，但它仍然不得不继续战斗下去。
德国海军和陆军的士兵们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同外来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之中。那些军事长官们，不得不要求自己部队的士兵以忘我的献身精神为了保卫祖国、保卫德国人民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不言而喻，在这种形势下，作为一个德国军事长官，必须防止发生任何可能削弱士兵在同外来敌人作战时的斗志的情况和事件，因为他要对那些忘我地作战的士兵的生命负责。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这些军事长官们在某一事件中采取某些行动的原因，就必须考虑作为一个军事长官的这种职责。毫无疑问，如果谋刺成功的话，势必会在德国内部引起分裂，因为当时大多数德国人还是支持希特勒的，而且即使希特勒死后，他的国家机器仍在有力地提防颠覆国家的活动。
同样，谋刺者也不可能期望得到国内和前线战士中大多数人的支持。
这样，如果谋刺成功，结果就会导致内战，并且会大大削弱前线与敌人作战的战斗力。
如果谋刺成功，我们的对外政策也是丝毫不会改变的，盟国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请看第二十八个问题的回答——仍将不变。就是说，战争仍将不得不在一个德国新政府的领导下继续进行下去。
当时我所知道的关于1944年7 月20日谋刺事件的形势就是如此。这一天，因为考虑到海军对外部敌人的战斗力，所以我想应尽快地努力消除士兵中产生的任何怀疑。因此，？月20日这天，我明确地声明反对这一谋刺事件。
这可以说是一种负责的决定，是一种出于良心、出于对那些信任我并正在战斗的士兵的责任感的决定，因为这一决定是为了尽一切可能保持他们的战斗力，同时也是为了用这一方法防止由此可能造成的更为重大的损失。
我认为，当时作为一个军事长官必须这样做。特别是在他对于那些多数在德国国境外东部所发生的、背着德国人民在干的、大规模的杀人罪行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更有必要毫不犹豫地采取这一行动。
我主要根据这一观点，讲一下今天我对7 月20日的谋刺事件的看法。
我今天认为，如果德国的男女公民们经过良心上的深刻反省并且相信，走上反抗的道路乃至实行叛国和采取谋杀行动能够抵制不法行为的话，那末这样做在道义上是合理的。
由此我认为，这是关系到双方两种不同观点但对双方而言却又都是道德观的问题，以及关系到相应地在良心上作出决定的问题：谋杀者的道德观和军事长官的道德观。
所以我认为，不谴责任何一方都是对的。这涉及到一个人指导自己行动的伦理上的动机，只有依据这一动机才能作出一种道德上的判断。如果双方都有这样的伦理上的动机，并且根据这一动机而作出良心上的决定，那末就是在今天，我们也要尊重双方，并且设法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