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逃离"大学 作者:吴苾雯-第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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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惨痛的，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我现在除了亲友的爱和一技之长，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一失足成千古恨啊，想起往事我就非常难过，非常惭愧。父亲去世后，本来家里是最需要我的时候，可我……奶奶今年90岁了真不知能不能再见她一面。母亲56岁了，这些年受的苦很难用语言形容，我最大的心病是出狱后如何去见母亲，最怕看见的就是母亲头上的白发。
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失去自由。多少次我做梦都梦见出去了，我给妈妈打电话，可是电话总也打不通，在梦中我都能想起自己还在监狱里，醒来时心里凉透了，特难受。
在监狱里，我负责电脑培训，教40个学生，培训后他们要参加统一考试，成绩合格可以获得劳动部门发的等级证书。管教干部很重视人才，有特长的人在这儿都能得到发挥。
这儿每隔一天吃一顿肉菜，每星期可用IC卡给亲友打两次电话，管教干部鼓励我们读书，我的英语和计算机一直没丢，每天坚持背单词，读英文原版小说，《教父》、《双城记》、《廊桥遗梦》都是我在这儿读的。对我影响很大的两本书是《人人都能成功》和《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给我的启示是：人的成功需要有积极的心态，再加上勤奋、正确的方法。人的成功就是要拼搏，那怕起点低一点，只要每天前进一点，就没有达不到的目标。我希望早日重返自由世界，趁年轻多做些事，用自己的汗水洗刷污点。
刘元准备离开那座用高墙围起来的监狱时，邵昌让她看了自己写的一首诗，那是他在狱中收到母亲第一封信后写的：
儿行千里母担忧，忧儿寒来忧儿饥，忧儿在外遭人欺，忧儿年少不知事，忧儿走路误入歧。
儿行千里儿担忧，忧母日日五更起，忧母顿顿煮小米，忧母黑发成银丝，忧母思儿伤身体。
母也忧儿也忧，母子情深无可比。母盼孩儿早还乡，儿盼还乡报母恩。功名富贵全看破，只愿母子常相依。长相依，长相依，母子从此不分离。
2001年6月，刘元忽然收到邵昌寄自家乡的信。原来，邵昌因给监狱管理系统开发了软件，获得重大立功奖励，减刑两年，提前出狱了。
他在信中写道：
“今年5月26日，我终于获得了盼望已久的新生。本来，按照当地传统，离监时应该吃几个鸡蛋（多寡根据实际监禁的年数而定）代表滚蛋之意。但像我这种情形，即宣布减刑后马上获得释放而事先又不知道，时间上就太仓促，来不及做了。我的全部行李就是一个背包，里面几乎全是书籍。办完释放手续后，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监狱的大门。这又是一个传统，其含意是显而易见的。
脱去耻辱的囚装，脚踏簇新的皮鞋（在监狱内是不允许穿皮鞋的），走在碧树蓝天下，呼吸着清新自由的空气，我忍不住想竭斯底里地呐喊：‘我回来了。’我想扑进大地母亲的怀抱，想捧起芬芳的泥土痛吻，想泪流满面，就象阔别故土浪迹天涯多年的游子。”
天才加邪恶等于毁灭
天才加邪恶等于罪恶，也等于毁灭。
2001年4月15日，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小区发生一起命案。
死者关某，男性，24岁，是日本三菱银行的计算机主管。
从作案现场分析，这是一起入室抢劫案，且作案手段残忍，死者身中数十刀。在案发现场，公安人员发现了一部寻呼机，经查，机主是朱正。
家住北京的朱正被列为重大嫌疑人。
几天后，朱正落网，供出共同作案人为于喆。
于喆杀人啦？听到这个消息，别说他的父母不相信，他的老师和同学也都不相信。因为在他们眼里，于喆是个品学兼优，聪明过人的孩子。
于喆生活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到大，他在学校都是佼佼者，三好学生、优秀团员，他得的荣誉证书摞起来足有一尺厚。他学习成绩优秀，高中毕业后即以高分考入某名牌大学。在大学里，他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业，不到20岁，就获得了网络工程学士学位。
在父母和老师眼里，他是一个文质彬彬、性情温厚的好学生、好孩子。其实，这只是于喆在人们面前展示的一面，他的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只能在网络世界里才能看到。那是另一个于喆，一个完全陌生的，也许更接近真实的于喆。
在网络世界里，于喆以“无情”的名字行走。在这个“谁都不知道我是一条狗”的网络世界里，于喆不用再扮演好学生、好孩子的角色，也不用以文质彬彬、性情温厚示人，他骨子里深藏的冷漠和狂傲找到了释放的空间。他在网络上扮演着技艺高超的黑客角色。他参加过针对美国、日本的黑客大战，“黑”过美国著名公司的网站。“无情”这个名字因此在网上不胫而走。并由此被IBM公司发现，于喆被该公司聘用为高级程序员。
可是做一个高级白领并不是于喆的理想。在科技时代长大的于喆对网络世界有着近乎狂热的痴迷。在他的眼里，网络是高手的玩具，是游戏的天堂。所有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梦想和野心，所有无处表露的人性弱点，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都可以尽情地展现。
他甚至认为，虚拟的、尖端的网络是用于高科技的，平民的用途很小。他梦想着建立一个“骇客帝国”，那个帝国将是高手的天下，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将遵循一定的游戏规则。
于是，于喆给自己设计了这样一条道路：运用自己的黑客特长，开办防黑客的网络安全公司，在5年内包揽国内所有大网站的网络安全服务。他自信“至少会比张朝阳强”。这种自信缘于他的“精英理论”，在他心目中，把网络平台平民化的张朝阳无疑属于“下里巴人”，而“黑客”之类的高手才是“阳春白雪”，才是网络世界的真正主人。
开公司需要钱，于喆渴望快速获得财富。知识分子的家庭不可能给他这笔财富，去IBM公司做高级程序员虽然有令人羡慕的薪水，可是比起开公司需要的钱，仍是杯水车薪。渴望财富的欲望使于喆的心理迅速地扭曲，邪恶的魔鬼在他心里出现了，他认为获取财富最好的捷径是将别人的财富据为己有，要据为己有就只能去偷去抢。他想找一个同伙。
于喆想起了朱正。朱正是于喆的“发小儿”，朱家与他家是邻居，两人从小在一块长大。可是两人走的路却不同，一个进了大学，一个却因抢劫、盗窃进了监狱。2001年3月，因为对钱同样的渴望，两个人又走到了一起。于喆将自己想弄钱的想法告诉了朱正，朱正与他不谋而合，他也正想着弄笔钱上学。
行动之前，朱正和于喆准备了足有半个月。他们买来了水果刀、绳索等凶器，怕刀子不锋利，还在磨刀石上开了刃。他们还伪造了物业管理人员的证件，准备了洗涤灵和刷子，想假扮成清洗工人。
他们将作案的目标定在望京新城。他们听说住在那里的大多是有钱人，而且是新建的小区，地点较偏僻。
2001年4月15日上午，他们背着包、扮成清洗工人去了望京新城。他们随意进了一幢居民楼，顺利地上了电梯，随意按下了7层的按钮，然后又随意地敲开了一家房门。
这户人家姓关，当时只有关某一人在家。见门外站着两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便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于喆说是来清洗管道的。关某未及多想便开了门。他俩假装进厨房清洗管道，于喆还“好心”地对关某说：“这儿挺脏的，您进屋吧。”说着，一个眼色递给了朱正。朱正马上将刀架到了关某的脖子上，于喆立即进屋翻找钱物，可是翻箱倒柜只找到了十几本集邮册和一个寻呼机。朱正问关某钱在哪里，并在他脖子上割了一刀。关某奋力挣脱逃向屋外，可是刚跑到门口就被堵在门口的于喆用铁扳手击倒了，这一扳手砸在关某的脑门上，造成颅脑两侧蛛网膜下腔出血、脑水肿、小脑扁桃体疝形成。关某倒下时，在门上留下了一道鲜红的血手印。朱正又扑上去向关某颈部连砍18刀，刀砍断了，于喆又递上去一把新刀。
一个无辜的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惨死在他们的手下。被杀前一天，关某还和朋友度过了一个快乐的假日……
杀人后的于喆表现出了在网上做黑客时的“冷静”。逃离现场时，他带上了门，并用火柴棍把门锁堵上，以拖延被发现的时间。他拿走了集邮册，把寻呼机留给了朱正。然后两人匆匆下楼逃离了现场。
刚走出望京新城，朱正发现自己的寻呼机掉在了作案现场，于喆让他赶快回去取。分手时两人约好下午在团结湖公园门口见面。可是于喆下午并没有按约定的时间去团结湖公园，他匆匆赶到订票点订了一张飞往上海的机票。
当没敢去作案现场找回寻呼机的朱正，再拨于喆的手机时，于喆早已关机逃之夭夭了。
警方根据遗留在现场的呼机把朱正列为重大嫌疑人，与朱正来往过密的于喆也被从上海“请”回北京协助调查。面对侦查人员的提问，于喆编的谎话似乎天衣无缝，他说他最后一次见朱正是在4月13日，15日上午他呼朱正，说他要出差，然后他就去了飞宇网吧。下午便坐飞机去了上海。他用这套谎话来证明自己和朱正没在一起，更没有作案时间。
由于朱正仍在逃，于喆的话真假难辨。回到家里的于喆惶惶不可终日，他又逃到了上海。可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朱正落网后，逃到上海的于喆很快就被抓获归案。
11月1日，法院开庭公开审理于喆、朱正入室抢劫杀人案。可是，当被害人的父母捧着儿子的遗像走上法庭时，面对遗像上死者的眼睛，于喆竟一脸漠然。无论是问讯笔录还是庭审笔录上，于喆甚至没有对死者及其家属说过一句道歉的话。
于喆的罪行和冷漠激起了公愤。人们不能容忍“只要成功，就可以不择手段”，更不能让一个对罪行毫无忏悔之意的冷血杀手得到宽恕。望京新城的居民、死者生前的同事、同学联名写信，要求法院严惩凶手。他们认为：“第一次犯错就是杀人，事后还那么无所谓，这让人觉得不是人类该有的正常行为。世人不容邪恶天才。”
开庭审理此案时，于喆的父亲、姑姑和姑父都来了。他们伤心欲绝看着站在被告席上的于喆，他们不明白，平时看起来那么文弱那么温顺的好孩子怎么一下会堕落成杀人罪犯。
北京市二中院以抢劫杀人罪一审判处于喆、朱正死刑。
随着庄严的宣判声，于喆的父亲伤心地离开了法庭。望着父亲绝望的背影，网名叫“无情”的于喆终于掉下了眼泪。也许直到那个时候，他才开始悔恨和忏悔。
眼见建立自己网络王国的梦想成了泡影，甚至连生命都将要从此终结，他对采访他的记者哭诉着悔恨和遗憾，可是，他似乎忘记了那个倒在他刀下和他同样年轻、同样充满了梦想，也同样是计算机人才的青年。“为了成功，就可以不择手段”，抱着这种极端自私念头的于喆只因为4600元钱，就让一个与他素不相识的年轻生命倒在了血泊中。而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在于喆的忏悔录中却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于喆在看守所里曾写过一封悔过书，在这封悔过书里，他竟轻描淡写地将自己的暴行说成一个“错误”：
“我和所有青年一样，有一颗不容置疑的爱国之心，深深热爱着我们伟大的祖国。我对不起父母，辜负了国家对我的培养，更无颜面对母校。我的理想及我的能力注定我将为我的母校增光，应对国家有所贡献，应成为一个对现代化建设有用的人，但是因为这次无法弥补的错误，失去了报效祖国的机会。
自小到大，我一直是父母及师长的骄傲。国家学制的改革，使一次次荣誉降临在我身上。三好生、优秀团员、提前大学毕业，这一层层光圈使我对自己放松了要求，忽略了对法律知识的学习，现在我懊悔万分。
在看守所，我和在押人员共同研发了一套防止黑客攻击的人工智能防火墙软件程序，它能使我国在计算机安全领域有明显提高，请求法庭给予足够的重视。此外，我还想写一本自己成长经历的书及一本我对计算机病毒程序、黑客攻击原理的整套理论的书。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站在这里，而且还是如此重大的刑事责任。请求法庭对我的问题从轻处理，使我能有更多的机会为祖国多做一点贡献。”
这也许正是于喆的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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