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智慧-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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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了，做“视窗2。0”，“视窗2。0”失败了，做“视窗3。0”。始终不渝，锲而不舍。这是第三个例证。当“视窗95”大行其道，大发其财的时候，却来开发“视窗NT”，是第四个例证。普通人永远只能看到眼前而看不到未来。
一个公司的领导应该对将来的用户有一个很好的把握，比尔．盖茨总是能够在大多数人动摇的时候执着地坚持，事实证明，他通常都是对的。当然他并非“万能的主”。
有些时候，芸芸众生全都看明白的事情，睿智者却被蒙在鼓中。也许是他在“个人计算机”时代的预见太精彩，造成了他对以往成功的过分偏爱，所以当大多数人都在248谈论“网络时代”的时候，他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此嗤之以鼻。直到1995年的某一个时间，他才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迟钝。他的与众不同不在于不犯错误，而是绝不打肿了脸充胖子。他不认为自己永远“英明”，当他发现自己错了的时候，立即写了一个电子邮件给麾下两万多名员工。信的题目是《因特网大冲浪》，看上去是一个新时代的宣言。李开复当时远在硅谷，也有所闻。比尔．盖茨在那里面说，网络将要彻底改变我们的产品。
还命令他的员工，从明天早上开始，把你们计算机硬盘上的所有软件都删掉，以便重新开始。那个早上微软公司乱做一团，很多人都不高兴，因为有很多非常赚钱的产品小组，就这样解散了。成百上千个工程师不得不跑到新的办公室去上班。但是要不了多久，所有人都承认他是对的。
比尔．盖茨今天的财富纪录无人能比。但作为一个大公司的领导者，他同时兼有的两种品格，比他的财富更加珍贵：其一，大家都错了，只有他是对的，他执着地坚持着自己的判断而不肯人云亦云，因为他知道只有他认定的东西才是未来社会的主流；其二，大家都对了，249只有他错了，他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纠正错误，扭转方向。按照李开复的说法：“在其他公司，这两件事情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一个人的威信既不是建立在权势之上，也与金钱无关。如李开复所说，“不是因为你是世界首富，或者你是公司首脑，大家就一定要相信你的话。你一次一次的判断都是对的，大家才会相信你。”从纯粹科学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解释必可得到比尔．盖茨本人的认可，因为他在向别人解释微软的成功之路时，总是会说：“我想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我们最初的远见。”微软公司迄今为止的历史，就是这句话的实践。
基础研究：发明现在不可能的事一个好的领导者，应当知道自己正在走向何处，应当知道在未来的某一年里，那个地方有多少人在等待他的来到。当比尔．盖茨在1995年写下“现在我们又站在一个新的地平线上”这句话的时候，他显然正在试图把他以往的英明变成永远的英明。当李开复在1999年写下“我们很难断定5年后的社会将是怎样，但是我仍然试图做一些大胆的预测”这句话的时候，他显然正在试图250成为这样的领导者。
对于那些研究微软公司动向的中国人来说，这一段时间，李开复的嘴巴也就是比尔．盖茨的头脑了。1999年的春天，真是一个多事之春。3月，比尔．盖茨从太平洋的那一边飞到这一边，在中国南方城市深圳宣布了他的“维纳斯计划”。我们国家的计算机业和家电业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一群编辑记者以及一些自诩“信息业评论家”的人们，便热血沸腾起来。没过多久，微软又在北京状告中国“亚都”公司盗版侵权，让中国的消费者觉得又是心虚又是愤怒。这一边，李开复在希格玛大厦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他，微软真的要在中国掀起一场竞争的浪潮吗？他说：“对于微软来说，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某家具体公司，而是我们可能把握不住某种变化，从而丧失大片江山。”很明显，李开复的志向不在眼前，而在长远。他为研究院打出的旗号是“从基础研究开始”。不过，他的“基础研究”包含着一些中国人还没有了解的东西。有一次他对比尔．盖茨和里克．雷斯特说，他对微软的科研理念中“98％的部分都认可，另外的2％，是要在每一句话251前边都加上‘5年以后可以应用’，而不是做一些根本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两位老板都说他的想法是对的，但奈森．梅尔沃德认为，“人们通常会高估两年后的事情，低估10年后的事情。”所以应该在“5年”之后加上一点东西，变成“5年到10年”。
奈森．梅尔沃德是微软的首席技术官，满口谈论的都是未来。“我们的目的是要创造我们的未来。”他说。
当他发现削减基础研究经费在全世界成为“一种流行趋势”的时候（他曾经在一次演讲当中列出如下数据：1995年以前的10年中，在美国用于研究和开发的国内总支出从2。9％下降到2。6％，德国从2。7％下降到）2。3％*；英国从2。2％下降到略高于2％），就说：“这种趋势是非常让人伤心的，最终也是很危险的。”今天的技术是建立在过去几十年的基础科学研究之上的。看看因特网吧，它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只是在消耗大量资金，但突然之间，就使整个人类得到了巨大的实惠。“感谢上帝，它得到了长达25年的支持，”奈森说，“如果我们不以长远的眼光行事，那么我们在长远发展时必将陷入困境。”他说，微软不会做百年之遥的研究，因为那过于遥远。但他又252说：“我们目前所进行的理论性研究可能在10年后才能有结果，有可能不止10年，可能100年才能出结果。”他预期他的公司将有一些研究项目在任何时间段中都不会有用，但是，“它们只不过是很小程度上的失败。如果我们不冒这个风险，我们有可能一无所有。”3月下旬，也即比尔．盖茨在深圳发布“维纳斯计划”
之后两个星期，李开复来到中国西部古老的城市西安。
在交大演讲之后的几分钟里，又对《陕西日报》的两位记者张鹏和刘湘明说：“假如我希望搞基础研究，那我选择企业的研究机构时会考虑这样的问题：第一，这个公司对基础研究到底有多大的承诺，因为基础研究需要一个很长期的成果。第二，我觉得基础研究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写一些论文，最终目的还是要让上亿的人享受到你的成果。最后，我还需要一个没有产品压力的环境。
在这里不会听到‘你不要做研究了，赶快帮我们选择产品，这样我可以给你经费’这样的话。“大约就从这时起，”基础研究“这个词就悄然出现在微软中国研究院的词汇中了。当一个记者问李开复研究253院将对中国市场产生何种影响时，他回答：”对不起，这一点我不清楚。中国研究院从事的是基础研究，与市场联系不大。“在另外一个公开场合，他又说：”在微软中国研究院里，我们强调的是论文，对于产品开发没有兴趣。“又过了几天，李开复就把他关于”基础研究“的种种说法集中起来，成为”开复话题“中最富启示性的部分：基础研究需要一个特殊的研究风气。
基础研究的定义就是发明一些现在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期望的研究结果是在5到10年后能成为主流。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所有今天的产品都是建立在过去的基础研究上，我们必须投入今天的基础研究，才会有明天的产品。
科研成果应该不只是一篇论文，而应该是一个机会，能够转换成产品。让上百万、上千万、上亿人使用，这才是研究人员最大的成就感。
一时间，“基础研究”这几个字就像流行歌曲一样，成为中国国内大小报刊上频繁出现的一个词。对于这个254概念的最通俗的解释，就是所谓“冰球理论”。当一个冰球运动员被问及成功的奥秘时，他说：到冰球将要到达的地方去。
你若只盯着冰球现在的位置，就将永远落在后面。
图上显示的“冰球理论”本身并不新鲜，但在中国人看来却格外触目。君不见，这些年中国那些搞“基础研究”的科研所和大学，全都为了“一杯羹”而去争当“市场弄潮儿”！企业家们在一旁看着，面带得意地微笑，但那些信奉“冰球理论”的科学家们，早就对此痛心疾首。清华大学教授黄昌宁和浙江大学教授王坚，双双离开自己的学校投奔微软中国研究院。这两个人在希格玛大厦见面之后，有一段对话：黄：鼓励学校去办公司，鼓励教师去兼职，这在国外不可想像。
王：这和军队经商的性质是一样的。把科研人员都毁了。
黄：也破坏了学校的培养人的环境。
王：这是普遍的。
255黄：把科研所划给公司。打个比方，就像“文革”
中工农兵走进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东西叫创新？我不知道创新在什么地方，还说是“把科研人员推向市场”。公司要什么，研究所就做什么，那还有基础研究吗？
王：公司对学校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就是给学校上交一笔钱。
黄：我们叫“上贡”。
王：人家说，基础研究对富人是保险，对穷人是赌博。可是在学校，不能这样说。因为学校最重要的目的是产生人才。
黄：教授不是把目光注视国际学术的最前沿，而是要花很大力气争取资助，维持课题组的生存。研究的是生存，不是前沿。首先是管肚子，是饭菜票，是改善用的和住的，然后才是做什么研究。
这话不一定正确，至少有点偏激。但却不能说没有一点根据。
这一年，按照统计部门的调查，我们国家用在研究和开发方面的资金，折算成美元，大约有27亿，这和微256软公司每年用于研究开发的经费差不多。
在一片“资金短缺”的呼声中，圈子里面真正洞悉内情的人还在发出另外一种抱怨：拿中国学校和外国学校比，中学比他们的好，大学不比他们差，研究生就不如人家了。“硕士还勉强，博士就差得太多，”黄昌宁说，“差在科研水平上。你的科研在世界范围怎么样？如果是同一个水平，可以说，出来的博士也是同一个水平。
但如果差了10年，你的博士怎么会比人家的好呢？总体科研水平差，培养出来的人就差，这是可以推算出来的。“黄昌宁是我们国家最优秀的计算语言学专家，今年62岁，一副黑边眼镜，一头白发，两道眉毛又浓又黑，显得异常突出。人家都说计算机的世界是年轻人的天下，但黄昌宁却是个例外。1999年春天，他从清华大学教授的位置上退休，立刻成为很多学校和公司追逐的对象，香港大学还给他发来了聘书，但黄昌宁最后接受了李开复的邀请，来到微软中国研究院里担任自然语言小组的经理之职。在希格玛大厦，大家全都叫他”黄老师“或者”汤姆“，他也觉得自己就像眼前这些年轻人，事业的历程刚刚开始。
257但他毕竟和他们不同，他是“过来人”。他承认自己“有一些很痛苦的经验”。他这大半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读大学的时候，饿着肚子“大跃进”。后来搞核反应堆，搞原子弹和氢弹，又在清华大学做教师。
然后是“文革”，批判自己和批判别人，思想改造和下乡劳动。到了80年代，他开始学习计算语言学的时候，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这门学问既是计算机学又是语言学，说到底也就是让计算机懂得人类的语言。虽是半路出家，他特别有兴趣。不过，他始终不能全力以赴，他说他要“花费70％的精力去跑政府跑企业跑什么基金会，求爷爷告奶奶，要经费”。眼看着那些拿到钱的人不做研究，做研究的人拿不到钱，他就生气。清华大学很多课题组，就因为没有经费解散了。有些打着政府招牌的机构，“可以永远不做课题，但却永远有钱也不会解散”。他把一肚子的气憋了几十年，一直到他进入希格玛大厦的时候才吐出来。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居然可以只问研究不问钱：“在这里，你最担心的是本事不够大，做出来的事情不够水平。至于钱，那是不封顶的。”有人看他一脑袋白发还给外国人打工，说他“晚节不保”，“有损自尊心”。他说：“科学没有国界。”还说：“你只要看看市场上的汽车、258彩电、移动电话，就会知道让外国企业进来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听到那些大骂微软是“侵略者”的声音，他就反问：“让计算机在中国人的手里变得更好用，这件事对中国人价值不是更大吗？”看到周围都是年轻人，他不是感叹自己太老了，而是感叹：“学校太老了。这样下去，压制了年轻人，也耽误了整个国家。”无论是黄昌宁还是王坚的观点，都代表了许多人的意见。事实上，很多在外企工作的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忧国忧民之情，一点也不次于那些整天在嘴上高喊“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