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顶级预测大师教您预测未来:定见-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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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地区的经济问题应该可以通过在全球市场中寻求机会而得到解决。如果变革的利益能够明显地显现出来，那么人们肯定会欢迎它的。
人才的大规模定制
在现今的商业领域中，人们可以从世界各地找到各种层次、拥有不同技能的人才，就像体育界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我们可以从其他公司聘用一个优秀人才来加强公司的实力，而且我们还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通过电子手段进行招聘，这样足不出户就可以广召天下英才。在斯坦？戴维斯（Stan Davis）的大规模定制概念基础上，我把这种趋势称为人才的大规模定制。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对于劳动力的分类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对人才的分类，大规模定制也从衬衫和牛仔发展到了人才行业——根据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招募人才。体育行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们从国外招募的不再是廉价制造业劳动力，而是费用不菲的人才。想象一下，以后在全球进行流动的人才不仅有足球运动员，还会有工程师、医生、设计师、科学家和管理人员。这样，我们的世界将会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进行重组。
现在，防止机构规模过大和官僚化的策略就是使机构更加本土化，并且进行海外招募，甚至对原来一直由本国人员管理的人力资源部门也是如此。（比如，英国石油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就是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公司来全权负责的。）几个月之前，化工巨头杜邦公司（DuPont）把自己的人力资源管理，包括员工总人数规划、劳工关系和绩效管理都以外部采办的形式委托给了俄亥俄州一家叫做辛辛那提肯沃基公司 （Convergys Corporation of Cincinnati）的企业。这份为期13年的合同涵盖了全球70多个国家的60
000员工和100
000名退休人员，总价值达到110亿美元。
这一发展为中介和小公司为大公司服务提供了大好良机。尽管它们的首席执行官和人力资源经理多年来一直在强调“人力资源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但它们现在已经愿意请陌生人来管理了。
就像休斯顿火箭队从中国引进了姚明一样，日本索尼公司引进了美国人霍华德？斯普林格（Howard Springer）做自己的首席执行官。这位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高管不会说日语，甚至在日本连办公室都没有。面对人们对他不学日语，不去日本的批评，斯普林格回应说：“我不住在好莱坞，但是负责电影制作。我不唱歌，但是却管理一个音乐公司。”
人才引进可近可远
人们通常并不把密苏里州看作是改革创新的中心，但是就是在那里，麦当劳却采取了一项跨度长达900英里的措施来改进自己的服务。当顾客在点餐窗口停下，为自己点了一顿丰盛的汉堡大餐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定单会被传到900英里之外的科罗拉多，那里有一位服务员为他拍下数码照片，并且把定单在屏幕上显示出来以便他确认。然后这位服务员再把定单和照片传回密苏里的备餐室。这一切甚至在顾客还没有离开点餐窗口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
密苏里州工人的工作被科罗拉多人抢走了吗？是的，当然如此，但科罗拉多人赢得了工作。而且密苏里州的顾客也得到了更快、更好的服务。这样有什么不好吗？
通过远程传递的不仅是麦当劳的汉堡定单，印度的放射线学者也在通过网络传递的X光片来分析美国病人的病情。这样可以减少病人的费用，还可以提高美国医疗保健的效率，有谁会反对呢？当然，肯定有人会反对，那就是美国的放射线学者！
如果病人的X光片可以在印度以比较低的费用来进行分析，那么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止世界各地的医生找印度的放射线学者来为自己服务。如果一辆汽车可以在韩国以比较低的价格生产出来，那么它就应该在那里生产，而且也肯定会在那里生产。如果处理电话查询的价格在爱尔兰比较低，那么它就应该在那里进行。这样做会提高双方的收入，因为资源以更加有利的方式进行了重新部署。就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贸易是一个双赢的游戏。
当然，制造业大规模的海外招聘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了。现在刚刚开始的是具有技术和知识的各种高层次人才。高水平专业人士的迁移是全球贸易竞争方面的变化的体现。世界贸易体系现在正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重组。虽然我们对此已经谈论已久，但是直到现在公司才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适合自己的优秀人才。现在人们所做的不是为自己的项目招募到全美国最优秀的工程师小组，而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工程师组成的小组。现在，海外人才输出最多的国家依次是印度、中国、马来西亚和捷克。在高层次人才方面，还有新加坡、加拿大和新西兰。
因此，所有国家都要提高自己的教育和培训水平。这个话题我们已经谈论很久，但是现在我们必须真正行动起来。现在，美国在竞争激烈的全球经济中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如果它不对自己的基本教育体系给予足够重视的话，这一领先地位迟早会丧失。近年来，毕业生的质量一直在下降，而且就像美国的钢铁行业一样，政府补贴在增加，产品质量却在下降。美国的小学和中学教育就在下降，它们的“产品”质量越来越差。它们就像是一个垄断企业，靠补贴来维持生存，有强大的保护和极差的管理。现在它的情况已经十分糟糕，我只能寄希望有一天它能够实现私有化，用竞争机制来改善这种状况。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之所以在世界处于一流地位就是因为它的竞争体制。
许多年来，我一直在敦促各个国家把教育和培训放在经济建设的首位。如果想要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一员，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必须把教育放在首位。教育一直在国家和个人的发展中起着基础性作用，而且将来也会如此。
我和妻子多丽丝最近去了越南，我们在那里看到了这个国家正在努力推动自己成为一个重要的人才输出国。在越南，数学一直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环节，现在电脑课程也成为了他们的重点。而且这个国家的工资水平非常低。一家芝加哥公司World’Vest Base就在河内拥有38名员工，他们负责通过查阅网上信息为公司提供股票市场行情，然后公司再把这些信息传给世界各地的客户。它付给这些拥有金融或者会计学位的年轻人的月薪仅为100美元。
阿特拉斯（Atlas Industries）公司在西贡有一百多名员工，他们负责为英国建筑公司把建筑图做成设计图。越南人正雄心勃勃地打算不久的将来在人才输出方面与印度竞争。
廉价劳动力的消失
我们知道，寻求海外廉价劳动力的做法已经快要走到尽头，原因有二：
1．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正在大幅上涨，而且工资也能够反映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墨西哥的生产力是美国的五分之一。）而且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世界贸易越频繁，工资水平差距就会越小。
2．产品中的劳动力含量在大幅下降：1970年时它大概占到25％，而现在只有大约4％。
全球化就意味着美国化吗
全球化与分散化这两个同时进行的进程使我们从一个由国家组成的世界转变为由经济行业组成的社会，这并不是说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而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新视角。人们一直持有两种偏见：亚洲正在夺取我们的工作机会、美国正在蚕食我们的本土文化。但是我并没有从现实中看出这两种趋势。
我经常听到有人担心中国在抢夺西方的工作机会，也经常听到人们对于美国生活方式对东方国家的影响的关注。问题是：“全球化就意味着美国化吗？”我认为并非如此。在衡量全球化时，我们可以统计电话通话数量、货币流通、贸易总额等等，但是文化和思想的传播却很难衡量。人们没有意识到的现实是，在文化方面，美国自身的变化要比它对世界的改变大得多。因此，改变世界的是世界本身，而非美国。移民对美国的影响要远比美国对世界的影响深远。
人们所抱怨的所谓全球美国化只是最浅层的：我们吃的食物、看的电影和穿的衣服的美国化。但是考虑一下这个事实：美国的中餐馆比麦当劳还要多。
在民族构成方面，美国是世界上最多元化的国家。四十年后，四分之一的美国居民将会是拉丁美洲后裔。到那时，拉丁后裔和亚洲后裔将占到美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现在，伊斯兰教在美国已经是排在基督教之后的第二大宗教；汉语已经是在美国使用最广的第二大外语。这些变化都直接关系着美国人的构成和美国这个国家的文化。
全世界的人们都在极力维护自己的文化特征。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全球化程度越高，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加关注自己的文化特征。这一点是永远不会变的。我们的语言、家庭、社区、文化遗产都是因国家或者因人而异的。国家的任务将会越来越侧重于发扬自己的文化特征和遗产，以及发展教育。
在全球经济进程中，经济的重要性仍然会压倒政治，而且全球经济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也远远高于政治。未来就隐藏于现在的经济决策中。这也是我们需要更好的手段来衡量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原因。世界的经济关系和活动正在朝着一体化、自我管理化发展。观察、了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窗口就是经济行业。
所应用的定见：
定见 5 把预测未来当作一场拼图游戏：预测未来有时也是有感而发。近年来，我开始注意到以国家为单位的经济指数的实用价值越来越低。经济势力正从国家转向我所认为的经济行业。因此，要向预测经济发展，要关注的片段就应该是经济行业。
定见 10 旧的去了，新的才能来：我们往往会对自己的知识广度要求过高。世界经济中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是与我们有关的。我们的兴趣应该围绕经济行业。因为经济行业是独立运行的，因此你应该围绕你自己的经济行业规划出自己的领域，然后按照“旧的去了，新的才能来”的原则对它们进行管理。
定见 2 未来是隐藏于现实之中的：经济行业信息要远比国家GDP所反映的信息可靠得多，也比较容易统计。它们可以更加真实地反映世界经济活动的状况。开始的时候，经济行业指数可能会与GDP指数共同运行，但是它最终将取代GDP指数。
第三章 中国：外围就是中心（1）
许多人都担心中国会分裂。中国的确在分裂，但并非人们所担心的政治上的分裂，它的全球化和分散化程度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要高，这是保证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也使得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省、市和地区更加高效、强大。外围就是中心。
邓小平1979年访问美国的时候，参观了福特公司位于亚特兰大市郊的一家汽车工厂，当年这里一个月生产的汽车总量比整个中国一年的生产量还要高。在美国访问期间，邓小平曾经说，“在中国我们面临着改变落后面貌，快速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的任务。我们想要向你们学习。”他说希望能在21年后的2000年把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强国。1979年的时候，中国的汽车制造量只有13
000辆。在邓小平访美25年后的2004年，中国已经有了120家汽车制造商，年产汽车500万辆。
邓小平在1978年开始了农业改革，并在第二年访问美国，庆祝两国关系正常化，并且宣布中国的对外开放。我记得自己在那期间参加过在华盛顿为他举行的一次招待会，和许多人一样，我吃惊地发现拥有雄图大志的他竟然是个身材十分矮小的人。
我首次接触中国是在40年前。当时我住在泰国，帮助他们发展农业。与我合作的一位经理邀请我去了台湾。台湾当时正处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但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们的农业改革措施，我就是去那里了解他们的农业改革的。写到这里，我想起来1967年我们在台中吃过的一顿饭。那家餐馆是我的朋友特意为我们挑选的，但是即使台湾现在最普通的餐馆里的食物也要比那里的好吃的多，卫生条件就更不用提了。作为席间娱乐，一个好像刚刚从电影《成吉思汗》里面走出来的表情冷酷的大汉出现在我们的桌前，开始了他的喷火表演。就在这家餐馆隔壁，几百个近乎全裸的工人正在为一栋大楼挖地基。土都是工人们用铁铲挖出来，然后放在篮子里用肩膀扛走的。台湾的一切似乎都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原始状态。
现在，我越是回想对中国的记忆，就越能意识到那里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每年都要去中国三、四次，每次我都会为那里的变化感到吃惊。
在历史的车轮下
毛泽东1957年说过：“社会主义体制必将最终取代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