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爱的本质:少有人走的路-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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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也能坚持下来，这足以证明他们比别人更健康、更坚强。
迎接挑战（2）
迎接挑战（2）
病人接受心理治疗，就是迎接他人的质疑和挑战。日常交往和接触，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接受挑战的机会：在冷饮店里、在会议上、在高尔夫球场上、在餐桌上、在床上；同我们的同事、我们的上司或雇员、我们的伴侣、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情人、我们的父母以及我们的孩子之间的沟通。曾有一位女士前来治疗，她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在一个疗程即将结束前，我注意到，她突然多了一个特殊举动：从治疗椅上坐起来，把头发梳理一遍。这让我产生了好奇，于是询问起原因。“就在几周前，每次从您这里回家，我的丈夫都会注意到，我后
面的头发，都被压成了扁平的形状，”她红着脸解释说，“我没有告诉他原因。我害怕他知道我在接受心理治疗，他就会狠狠地嘲笑我。”由此看来，除了治疗本身，我们还要解决治疗以外的问题。心理治疗的任务，似乎从50分钟的办公室治疗，转变成为处理病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关系。只有让接受挑战成为习惯，心理治疗才能够真正成功。当这个女士对丈夫开诚布公，告诉他一直与我配合接受治疗时，她的治疗才取得了飞跃。
病人起初只是寻求“安慰”和“解脱”，极少有人有意识地寻求挑战。挑战即将来临时，不少人就可能“落荒而逃”，或至少在脑海里产生逃避之念。让病人明白：接受挑战，才可以带来真正的安慰；心灵接受长期的、甚至经常碰壁的自律，才可能使治疗成功———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心理医生要运用有效的技巧，进行大量工作，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心理医生有时还需要设置“陷阱”，有意“引诱”病人坚持治疗，才能避免半途而废。有时候，即使医生和病人有过一年以上的接触，治疗也并未真正开始。
为让病人迅速接受挑战，心理医生经常采用“自由联想”，鼓励病人说出真相。譬如，病人需要说出最先想到的事，“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管它们看上去多么不重要。哪怕它们看上去毫无意义，你也要把它们说出来。如果同时想到了两三件事，就说出你最不愿意说的那件事。”病人积极配合，往往能取得神奇的效果。有的病人有很强的抗拒心理，他们假装配合医生，一边自由联想，一边喋喋地倾诉，却有意隐瞒最重要的部分。比如，某个女人可能用一个钟头时间，说起童年的种种经历，却不想提及引发神经官能症的核心细节———就在某天早晨，她的丈夫一再逼问她，为什么从他们的银行账户中透支了一千元。这样的病人，存心要把心理治疗变成记者招待会———发言人面对提问，总是闪烁其词。实际上，这样的病人不是习惯于撒谎，就是有自欺欺人的倾向。
不管个人还是组织，声称敢于接受质疑和挑战，他们的地图就要接受严格的审视，因此尊重事实、献身真理的人，必然心胸坦荡，以诚待人。我们必须不断自我反省，在言语和行动上，确保我们与别人自如沟通，诚实地反映认知的事实。
诚实可能带来痛苦。人们说谎，就是为了逃避质疑带来的痛苦。在“水门事件”中，尼克松总统说谎的情形，既单纯又可笑，就如同一个打破台灯的四岁孩子，在母亲面前拼命辩解，说台灯是自己从桌子上掉下去的。畏惧挑战带来的正常的痛苦，因而不断逃避和撒谎，无异是有意回避有益的痛苦，这就可能产生相应的心理疾病。
为了规避，人们会选取各种捷径。我们想克服困难，想更快地达到目标，总想选择更容易、更快捷的道路，这就是所谓的“捷径”。毫无疑问，作为正常人，我们都希望自己进步得更快，希望通过合理的捷径，实现心智的成熟，但不要忘记：关键的字眼是“合理”。事实上，我们忽视合理捷径的趋向，和寻求“不合理”捷径一样突出。为了通过某个学位考试，我们可以去阅读一本书的梗概，而不是把整本书读完，这完全可能是合理的捷径。如果梗概内容精炼，吸收了关键材料，我们就可以获得必要的知识，节省大量时间和精力。然而，以欺骗手段参加考试，就不是合理的捷径。它或许能使我们节省更多的时间，而且侥幸的话，欺骗者就会顺利通过考试，并获得渴望已久的学位证书，但他们无法拥有真正的知识。他们的学位，其实是一种欺骗，一种假象，完全不是他们的真实水平。假如这种学位成了人生的基础，那么，欺骗者呈现给世界的面目，也会变成假象和欺骗，而不是真实状况的反映。所以，他们需要更多地、不停地撒谎和掩饰，以保护假象不被揭穿。
迎接挑战（3）
迎接挑战（3）
要使心智成熟，合理的捷径之一就是接受心理治疗，这一点却常常被人忽视。我们听到的最常见的辩解，就是质疑心理治疗的合理性———“我担心治疗会使我产生更多的依赖，让治疗本身成了一种拐杖，而我不想依赖拐杖前进。”其实，这样的托词，只是对内心恐惧的掩饰。接受心理治疗，对于我们的心灵的意义，有时就和使用锤子、钉子建造房屋一样，它并非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拐杖”。没有锤子和钉子，照样有可能修建起一座房屋，但是，整个过程通常缺乏效率，难以令人满意，也很少有哪个工匠或木匠，因为不得不依赖锤子和
钉子而对自己异常失望。同样，一个人心智的成熟，即使不通过心理治疗，也完全可以实现，不过整个过程可能枯燥、漫长而艰难。所以，使用有效的工具作为成长的捷径，完全是合情合理的选择。
从另一方面说，心理治疗也可能被用作不合理的“捷径”，这种情形主要出现在某些父母身上。他们为孩子寻求心理治疗，只是一种形式而已。他们希望孩子在某些方面发生变化：不再吸毒，不再乱发脾气，成绩不再下滑，诸如此类。有的父母的确想要帮助孩子成长，他们来看心理医生时，带着想解决问题的良好动机。而有的父母则不然，他们对孩子的问题明显负有责任，但他们只希望心理医生想出神奇的办法，马上改变孩子的状况，但决不能触及问题的本质。例如，有的父母会开诚布公地说：“我们知道我们的婚姻有问题，这可能是导致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不过，我们不想让自己的婚姻受到太多干扰，我们不想你对我们进行治疗。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只希望你治好我们的孩子，让他变得快乐些。”有的人甚至连这种坦率也没有，他们在孩子接受心理治疗之初，尚且表示愿意尽一切力量与医生配合，可是一旦让他们相信：孩子出现心理症状，完全是因为他们夫妻的生活方式不妥，导致孩子日益不满和愤恨成疾，而且长此以往，对孩子心智的成熟没有任何好处，他们的反应就会非常激烈：“什么？想让我们为了他做出改变，而且是彻头彻尾的改变，真是太可笑了！”这样，他们就会离开诊所，寻找别的心理医生，而后者可能按照他们的愿望，给他们提供毫无痛苦的“捷径”———毫无效果可言。最后，他们就会对朋友，也对他们自己说：“为了孩子，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我们为他找了四个心理医生，但没有任何帮助。”
人们不仅对别人撒谎，也会对自己撒谎。但良知提醒我们不要撒谎，这使我们感到痛苦。违背良知而自欺欺人，由此产生的谎言不可胜数，最常见、也最具破坏性的情形，出现在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上，譬如“我们非常爱自己的孩子”，以及“我的爸爸妈妈很爱我”———也许这是事实，即使不是事实，大多数人也不愿承认。在我看来，所谓心理治疗，就是“鼓励说真话的游戏”。心理医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病人说出真话。长时间自欺欺人，使人的愧疚积聚，就会导致心理疾病。在诚实的气氛下，病态的心理才能慢慢恢复。心理医生必须释放心灵，对病人开诚布公。如果治疗者不能体验到病人的痛苦，又有什么资格要求病人承担面对现实的痛苦呢？医生了解自身和他人，才能根据自己的经验，为别人提供有效的指导。
隐瞒真相
隐瞒真相
谎言通常分为两种：白色谎言和黑色谎言。所谓黑色谎言，就是彻头彻尾地撒谎，叙述的情况与现实完全不符；所谓白色谎言，其本身或许能反映事实，却有意隐瞒大部分真相。被冠以“白色谎言”的头衔，不意味着脱离了谎言的实质，并且值得原谅。政府利用检查制度，使人们无法了解真相，同样是一种白色谎言———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白色谎言欺骗民众的政府不比惯于撒谎的政府更加民主和开明。病人隐瞒大量透支银行存款的原因，对于治疗产生的妨碍，和彻头彻尾地撒谎一样严重。隐瞒部分真相，可能让人觉得无关紧要，白色
谎言由此成了最常见的撒谎方式。另外，由于白色谎言不易察觉，其危害甚至远远超过黑色谎言。
与黑色谎言不同，白色谎言常被认为是善意的谎言，戴着“不想伤害别人的感情”的帽子，更容易得到社会的宽容和认可。尽管我们抱怨人和人之间缺乏真诚———譬如父母对孩子的许诺就常常是“白色谎言”，但大量缺乏实质的白色谎言，却被认为是爱的体现。有的夫妻彼此尚能坦诚相待，却无法以同样的姿态对待孩子。他们隐瞒大量事实，比如吸食大麻，夫妻不和；因孩子的祖父母专横跋扈而心怀憎恨；经医生诊断，患有严重的心理失调；进行高风险的股票投机；隐瞒银行存款的数目……类似隐瞒真相的行为，被看作是为孩子着想，实际上，这样的“保护”没有效果。孩子早晚会知道：父母喜欢吸食大麻，经常吵架；他们的祖父母与爸爸妈妈关系不和；妈妈凡事神经过敏；爸爸做股票生意，赔得一塌糊涂。父母的白色谎言不是对孩子的保护，而是对孩子权利的剥夺，让他们无法了解到有关金钱、疾病、毒品、性、婚姻、父母、祖父母及其他方面的真实情形。他们接触的不是诚实的“角色榜样”，而是残缺的诚实、局部的坦率以及有限的勇气。父母以上述方式保护孩子，也可能出自对孩子的爱，只是选择了错误的方式。但大部分父母却以“保护”做幌子，来维护家长的权威，避免孩子发出挑战，其潜台词是告诉孩子：“听着，你要乖巧些，不要随便打听大人的事。就让我们自己来解决吧，这对我们都有好处。”“有些事你最好不要了解，这样你才会有安全感。”“爸爸妈妈的情绪出现异常，你没必要知道原因，这样我们才能相安无事。”
有时候，我们追求绝对诚实的愿望，可能与孩子需要保护这一事实发生矛盾。比如，你和配偶婚姻美满，偶因吵架而冒出离婚之念，这是很正常的事。假如婚姻果真出现危机，孩子终会察觉，即使不告诉他们，他们也会感受到潜在的威胁。可假如你们某晚吵过一架，第二天就对孩子说：“爸爸妈妈昨晚吵架了，而且想到了离婚。不过你们放心，我们眼下不会那么做。”这当然会给孩子增加不必要的负担。同样，心理医生在治疗初期，不要轻易对病人说出结论，病人可能在心理上并未做好准备。在医疗实习第一年，一位男性患者对我叙述起一场梦，他的梦境暗示出，他对可能成为同性恋感到焦虑。我为了表现专业水准，同时想使治疗取得进展，就告诉他：“你的梦表明，你担心自己有同性恋倾向。”他立刻紧张恐惧起来，随后三次接诊，他都没有出现。我花了相当大的努力，还加上一点点运气，才说服他继续治疗。后来进行的二十次治疗，给他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好处———尽管我们以后再未提及同性恋这一话题。他在潜意识里感到焦虑，不意味着他在意识上做好准备，可以公开地同我探讨个人隐私。我把观察结论告诉他，对于他没有多少好处，甚至是莫大的冒犯。我使他丧失了就诊的勇气，这对医生而言，完全是一种失败。
对于想进入政治和企业高层领域的人而言，限制性地表达个人意见，同样极为重要。凡事直言不讳的人，极易被上司认为是桀骜不驯，甚至被视为“捣乱分子”，是对组织和集体的威胁。若想在组织或集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更需注重表达意见的时间、场合和方式。若想成为符合需要的集体成员，发表意见须有所节制，而不是随心所欲。换句话说，一个人应有选择地表达意见和想法。当然，出于忠于事实的考虑，我们又渴望直抒胸臆，而不是遮遮掩掩，这使我们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我们担心祸从口出；另一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