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这个人-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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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立志》
一、困学中的成绩
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２日黄昏，台湾基隆港。
天空灰蒙蒙一片，大雨滂沱，海风呼啸。海港两侧连绵起伏的群山在急雨中时隐时现、扑朔迷离，状如鸡笼的港口轮廓早已淡化在雨雾之中。
李敖乘坐的难民船中兴轮经过两天一夜的颠簸，像一位疲惫不堪的老人，在风雨飘摇中缓缓停泊在这个素有“雨港”之称的码头。
在李鼎彝全家人的眼中，这座漂泊在波涛中的小岛一切都是那么陌生、疏离、迷茫、吉凶莫测。
李鼎彝的老友张松涵早在码头上迎候多时。一家人上岸之后，未及停留，便于茫茫夜色中随张松涵冒雨驱车直赴台中。
台中市是台湾第三大城市，坐落于台中盆地的中央。这里四面环山，气候温和，发源于合欢山的大肚溪平静地依傍在小城的南侧，它的两条支流自北向南从市区缓缓流过，将小城的街巷浸润得洁净而幽雅。早在１８８６年（清光绪１２年），清廷便将此地作为台湾首府。在城内中山公园的炮台山上至今尚有清朝首任巡抚刘铭传建城筑楼的遗迹。日本侵占时期，亦在此设州厅。自古以来，这里便是台湾佛教文化的中心，寺院、学堂林立，有着浓郁的文化氛围。
第一部分困学中的成绩（2）
在张松涵等朋友的劝说下，李鼎彝决定在此安家。
踏入台岛的第二天，李鼎彝以三台两黄金买下了模范西巷云龙里７２号的日式房子。接着便奔波谋职。经过两个多月的周折，这位当年太原市的禁烟局长，在北大同学、“立法委员”王墨林的帮助下，做了台中一中的国文教员。李敖也以初一上的身份，跳班考取了台中一中，进了初二上。当时初二有甲、乙、丙、丁、戊、己六班，李敖编在初二上甲。
此时的台中一中正处在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一方面校长金树荣热心办学，一方面师资力量雄厚，许多从大陆逃难来台的高学历者为求谋生，多从教职。李敖就是在这个时候入的学。在这里，他从初二上到高二，度过了四年的少年时光。
初到台湾的李鼎彝最头痛的便是生计问题。此时他已５１岁，长年的奔波和操劳已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他本患有气喘病，妻子张桂贞又刚做过手术，靠自己一个人工作，要养活九张嘴，入不敷出。他在日记中便有“人多食少，担当不起也”、“卖出金少许，借维持数日，日来物益贵而金钱益贱，情况日非矣”、“为生计问题，详议甚久”等记述，其困境可知。
李鼎彝心情沉重。单靠从大陆带来的一点黄金维持家人的生活显然已远远不够，妻子又突然患恶性疟疾差点儿送命，小六因营养不良得了肺结核，自己又有病在身。但为了养家，他只好以带病之身到处寻找工作，除一中教职外，还要到处兼课，超负荷运转。即使如此，全家９口人的生活依然捉襟见肘，生活在贫寒之中。
李敖此时１４岁，这是一个充满了五彩缤纷的梦幻的年龄。
有一次，他所在的班要去远足，他兴奋异常，在大陆时就耳闻日月潭之名，便提议去日月潭，全班一致通过。当他兴冲冲地跑回家向爸爸伸手要钱时，爸爸摇了摇头，并板着脸对他说：“我们家早起刷牙，买不起牙粉，更买不起牙膏，只能用盐水刷牙，哪有余钱去日月潭呢？”就这样，他眼睁睁地看着同学们兴高采烈地踏上了远游之路，只能痛苦而无奈地呆在家中。几十年后想起此事，他的心中依然难以释怀，“全班在日月潭日月潭，我在家里日月潭。”
第一部分困学中的成绩（3）
初二时候，童军老师王福霖选拔优异学生参加菲律宾的童军大会，李敖被老师看中了。王老师找到他说：“应征需交一张头戴童军帽的照片，你快去办吧！”他哪里知道当时的李敖穷得连照相的钱都掏不出。但这次应征对少年李敖又是那样充满诱惑力，怎么办？他从家中翻出在大陆时的一张旧照，用毛笔画上一顶帽子交差。谁想画好后，横看竖看都像戴着帽子照Ｘ光，帽里的脑袋发生排斥作用，老朝外透，跟帽子打架。他愈看愈不敢亲自去交，乃央求班长陈正澄代递。害得正澄和他的现代画，一律被王老师斥回。王老师说：“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样的照片。”自然菲律宾是去不成了。于是，“别人在菲律宾菲律宾，我在家里菲律宾。”
由于经济困难，李鼎彝已把从大陆带来的一点黄金变卖光了，惟一的房产模范西巷的房子也不得不卖掉。好在台中一中分配给了他们半幢宿舍，是新北里存德巷１３号一幢日本木屋的一半，只有八个榻榻米大，外加前后两个小玄关，破旧而狭窄。一家９口人挤进去，其拥挤可想而知。后来因为长久付不出薪水，随他们来台的女佣老吴也“跳槽”转到“立委”阎孟华家帮佣，李家有幸住到木屋的另一半（有十多个榻榻米大），住房才稍觉宽松。李敖一人分到两个榻榻米大的空间，是全家最幸运的一个。在这个独立天地里，他一桌一椅四壁书，坐拥书城，俯仰其间，自得其乐。这一段生活，奠定了他在知识思想上过人的基础。
读书是李敖最大的快乐。在一中的大部分时间，李敖都是在学校的图书馆中度过的。该校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李敖以义务服务生的资格在书库中泡了四年之久，对一般书籍有了不少的常识。他曾回忆说：“最使图书管理员们惊讶的是，我甚至可以闭起眼睛，单用鼻子就可以鉴定一本书是上海哪个大书店印的，这是我最得意的一门绝技。”①
除了台中一中图书馆，李敖又向省立台中图书馆发展。
第一部分困学中的成绩（4）
台中图书馆位于台中公园（今中山公园）北侧，是台中市历史最悠久藏书最丰富的一座图书馆。他根据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开始埋头他的“学术研究”。在１９５２年８月２日到２７日的１８天中，他坐在图书馆的长板凳上，写成了约四万字篇幅的《四部备要暨四部丛刊书目对照表例》。《四部备要》和《四部丛刊》是泄两部学术精华大全。前者１１０００卷，后者８５４８卷。李敖做梦都想着拥有其中一套，然后把另一套中前套未收者购齐，但那丛书的天价使李敖的梦想不可能实现，于是他决定先做一些实现这一宏伟计划的准备工作，将两套大书对照，找出它们的书目差异，然后先购买两者皆未收入者，待条件成熟，再买其中的一套。这是他当初“研究”两书的主要动机。在这１８天中，他几乎每天都跑图书馆，当时他刚念完高中一年级，１７岁，已写了《李敖札记》四卷。可以看出，此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功力和用功。这与他３０年后的智慧和成绩，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
在台中中学，给李敖影响较大的一位中文老师叫杨锦铨，２７岁，学历不高，台湾海疆学校毕业，但书教得极好，又善于启迪学生。他任学校事务主任，有方便的条件为学生提供蜡纸、白报纸、油墨等等，鼓励学生办“初三上甲组报”，于是班长陈正澄任发行人，李敖做总编，赵天仪（后成为诗人）写钢板，他们办起了小报。一次还因为批评到了高班生，惹得众学兄来兴师问罪。这是李敖办刊物惹祸的开端。
在初二到高一这段时间，李敖由于中文程度好，经常参加各种演讲、辩论和论文比赛。初二时参加台中市第四届语文演说竞赛，得初中组第二名（第一名是四姊，她代表省立台中女中；第三名是张立纲，他代表台中二中。张的哥哥张立豫后来成了四姊的丈夫，张亦成为院士级的学者）。高一时，李敖参加台中市论文赛、本校论文赛，皆获第一名。高二时，他在《合作经济》第２卷第１２期发表了《合作制度与节制资本》，这篇文章是李敖参加庆祝第３０届国际合作节征文而作，获得全台湾第一名，并拿到他有生以来最大一笔数目的奖金。他用那笔钱买了中华书局版的《饮冰室合集》。
在参加各种比赛以外，李敖发表有《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英伦归来〉的启示》、《生也有涯知无涯》等文章；另外还写有《学习英语的目的》、《诸葛亮的军政》、《虚字的对联》、《字形的对联》、《“毋忘在莒”的出处》、《行李考》等十多篇短文。此时，他１８岁。
第一部分困学中的成绩（5）
在台中的日子里，李敖的思想一度处于迷乱之中。
此时的台湾，正处于一个泛政治化时代。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设防，退守台岛的蒋介石如同注射了强心剂，又伺机欲动。他把“反攻大陆”作为国民党当局的基本方针，提出“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确立了“反共抗俄”、“反攻复国”的基本对策。他把９０％的财政收入都用于扩军备战，经济上无长远的建设规划，一切配合“中心”展开。在政治上，他通过“国民党改造运动”重组中央领导机构，培养自己的亲信入阁，使国民党真正成为“蒋公天下蒋家党”。为了有利于独裁统治，蒋介石在保留了含有民主成分的原“宪法”的同时，又保留了当年限制民主的《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一手举着“民主”大旗，一手握着“临时条款”的大棒，在台湾实行持续达３８年之久的戒严状态。台湾成为双轨体制下的“白色恐怖岛”。
５０年代的台湾，在文化思想领域，如果说还有一点自由与民主的声音的话，那就是《自由中国》半月刊。《自由中国》的传播是逃台的自由主义文人为理想奋斗的一大盛事，寄居海外的自由主义学人林毓生称之为“政府戒严令下，民间最主要的、站在推行自由与民主的立场批评蒋氏威权体制的言论机关”。①而江南则在《蒋经国传》中把它称作是荒漠中仅有的一片“清泉甘冽、棕榈婆娑”的“绿洲”。李敖的中学时代和大学时代，正好贯穿了《自由中国》由生到灭的全过程。他不仅与该刊的雷震有了直接的联系，而且也成为该刊物的一名撰稿人，他的思想与《自由中国》及其同仁如胡适、殷海光、毛子水等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他是在胡适、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主义文人的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位新生代的典型。
第一部分困学中的成绩（6）
５０年代的台湾就像一只黑夜中迷途的航船，颠簸、震荡、骚动不安。正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氛围中，李敖带着迷惘和孤独走向了成熟。
在知识上，一方面，他能够博览群书，“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另一方面，台湾现代思潮的杂乱使他的思想一度处于迷离彷徨之中。老师和父母已很难在思想上“引导”他，书本已把他带入一种新的境界。早在六年级时，他的书架上已有了《中山全书》，也有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还有大量的左派书报，从《观察》、《新华日报》直到格拉特科夫的《士敏土》。他后来回忆说：“这些早慧的成绩虽然带给我那小头脑不少的骄傲，可是也带给我不少的迷乱。”
在进入台中后至高中二年级这一段时间里，李敖随着自己知识的增长，深感中学教育已难以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对制式教育愈来愈感到不能容忍，他说：
就客观环境来说，我总觉得我所经验的中学教育赶不上我在北京时的残余记忆。在残余记忆里，我认为北京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就主观感受来说，我读的课外书愈多，我愈觉得中学教育不适合一般少年的个性发展，更不要提ＩＱ较高的学生了。中学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师资、课程分配等等都有着极严重的缺陷与流弊，我高一时候那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就可看出我曾对杜威那种“进步教育”有着极强烈的憧憬。这种憧憬使我在有着强烈对比的中学里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经完全不能容忍，我决心不想拿这张中学文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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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知识上的傲慢”（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ａｒｒｏｇａｎｃｅ），使他打定了休学自修的主意。
１９５３年，李敖升入高三学习。入学十几天，他就向父亲提出休学的请求，甘愿在家自学。父亲李鼎彝时任台中一中中文科主任，随其自然，轻松地说：“好！你小子要休学，就休吧！”他跑到学校，向教务主任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