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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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的洪流中，林家三兄弟天各一方。林育英奔走于武汉、安源、上海之间，从事工人运动。１９３０年被派往东北重建被破坏的满洲省委。在抚顺不幸被日本人逮捕，经历了１３个月的残酷折磨，才因证据不足获释。１９３３年他被派到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国际的代表。林育南领导过１９２３年的“二七”大罢工，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１９３１年１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他因反对苏联代表米夫和王明，被开除党籍。后遭国民党逮捕，被杀害于上海龙华监狱。林彪则投考了黄埔军校，经历了北伐、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成为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军团长。
林育英为什么会突然回国呢？原来，自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共产国际便和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１９３５年７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会议结束后，为了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决定派一个中国代表回国。从苏联回国有东北、新疆和内蒙古三条路线，东北被日本人占领，新疆路途遥远，只有从外蒙入境路途较近，但要穿越浩瀚的沙漠，又要通过国民党的关卡，文件不能带，要记在脑子里。派回国的人一要能吃苦，二要机智灵活，三要在党内有知名度，让中共中央相信。就这样，选中了林育英。
林育英接受任务后，化名张浩，扮成一个商人，取道蒙古回国。一路上他克服种种困难，穿越大沙漠，并沿途打听消息。１９３５年１１月他到了陕北定边，得知中央到了陕北的消息。他立即赶往中共中央所在的瓦窑堡，与张闻天接上了头。在上海中央工作过的领导人都认识林育英，喜出望外。１２月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开会，听取了林育英的传达汇报后，中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局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和《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表示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开展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要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猛烈扩大红军，巩固现有苏区，打通国际路线。
林育英到陕北后，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谈话，了解几年来国内革命和红军的情况。他对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情况深为关切，于是发了一封电报，向朱德、张国焘通报他到达的消息。
第一封电报的原件，目前尚未见到。张国焘回忆：“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大意是：他和王明曾参加１９３５年７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月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碍，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
第三部分第１３章：神秘的国际来客（2）
张国焘接到电报，也非常高兴。他以为找到一个向国际告状的机会，与毛泽东、张闻天算账，并寻求林育英的支持。于是他以“党中央”的名义，给林育英复了一封长电，回顾一年来的党内斗争。
林聂彭李转育英同志：
１． 给焘电已收读。党中央尚未收到七次大会决议，兄即到极好，请将国际决议速为指示。
２． 五次围剿在“决定胜负战争”左倾空谈之下，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对堡垒主义恐怖，放弃了集中主力，用运动战方法各个击破敌人的进攻路线。
３． 在持久战中未能取得胜利，突围成为必要。但在突围后，因失去反攻各个消灭敌人、创造新赤区的信心。过分夸大敌力，因此丧失许多反攻的机会，造成大量减员和严重失败情绪与张惶失措的逃跑。
４． 遵义会议是以决战防御对单纯防御路线，模糊了反围剿战争中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进攻路线。已成右倾机会主义的泽东和拼消耗的左倾空谈的防御主义的恩来的妥协，将五次围剿收到挫折之责任推到华夫（即李德——作者注）个人身上，暗中宣传应由国际负责。
５．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过低估计。两方面军会合后所产生之新逃跑，失去战败敌人、创造新根据地的信心。不顾一切，一心只朝着苏联和外蒙古逃跑，最后以无耻的手段分裂红军。
６． 机会主义的另一表现就在于抑压自我批评。在迅速进攻敌人的藉口下，阻止对于遵义会议和五次围剿经验的任务学习。利用两军会合后的一些小的误会和缺点，故意将反机会主义斗争转变为一、四方面军的冲突。
７． 毛周逃跑时破坏指挥统一，放弃对敌警戒，烧粮毁圹，公开反对南进。无异向敌告密，造成最大罪恶。
８． 我主力红军在党中央直接正确领导下，坚决向南进攻，发挥了布尔什维克的无上英勇，打坍了敌人九十个团以上。现在天全、名山、雅州（安）一带发展苏区，打破一切蒋介石统治，稳定南进是死路的胡说，揭穿了右倾逃跑的实质。
９． 临时中央主张在最近时期召开中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四方面军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尽力反对毛周路线。特别在抗日反蒋和红军胜利今日，应即团结全国同志，加强中央领导，来争取民族革命战争和反围剿的新胜利。
１０． 对陕北赤区及红军的任务，已屡有建议。望他们立即接受中央正确领导，反对毛周路线。并要求林彭聂李立即与中革军委和总司令部发生经常关系，恢复红军的指挥统一。
１１． 望你设法多派同志来这里工作，绍禹（即王明——作者注）和你及我党驻莫代表和留莫同志设法来此。切盼。
党中央 １２月１８日
林育英看了张国焘这封口气傲慢的电报，感到中共党内的分歧比原来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张国焘自立“中央”，是不合法的，也没有得到国际的认可。但是张国焘掌握着大多数红军，没有他的合作，革命力量就太弱了。毛泽东、张闻天与林育英商量，他们相信朱德和党中央是一致的，可以通过朱德做争取张国焘的工作。估计到仅仅以中央的名义尚不能约束张国焘，必须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毛泽东、张闻天要林育英以“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调解矛盾，教育、帮助张国焘，党中央同张国焘之间的组织关系也可以暂时变通一下，做些让步。这样，林育英就开始了一项共产国际没有授权的新使命。
１２月２２日林育英复电张国焘，在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中央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后，对张国焘说：“关于你们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当转交代表团及国际。我想这些问题在国际及七次大会上自能圆满解决。因此，我现时有两点意见，望兄注意：第一，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因为目前的问题是一致反对敌人，党可有争论，对外则应一致。我已将这个意见同样的向这里诸同志提出。第二，国际对中国党的组织问题本来有如下意见：因为中国土地之广大，交通之不便，政治经济的不统一与发展之不平衡，特别是中国革命在各地爆发等原因，中共中央势难全部顾及。因此，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此成为目前使全党统一的一种办法，此项意见望兄深思，见复。共产国际及绍禹同志对四方面军希望甚大，派人一事，不久定可做到。”
在中共早期的历史中，曾多次出现这样的现象：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中共中央对国际指示必须服从，而不能有所反对。这种服从一度达到盲从的地步，只要是国际来的人，不论身份如何，都被奉为“钦差大臣”。当年李德只是一个苏军情报人员，被派遣到东北搜集日军情报的。因组织被破坏，躲避到上海。上海中央负责人听说他是国际来的，又懂军事，就介绍他到中央苏区工作。而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人又把他捧为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就这样层层加码，李德居然变成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红军最高指挥官，发号施令地瞎指挥起来。他那套根本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阵地战术，断送了苏区，迫使中央红军进行长征。这个悲剧与其说是国际的责任，不如说是中央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盲目崇拜国际，自己把李德抬起来造成的恶果。现在林育英的使命就是传达国际代表大会精神，国际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变化和具体情况，怎么会让林育英来解决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矛盾呢？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中央需要借助国际的威望，由林育英出面来争取张国焘。张国焘尽管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但他不敢得罪共产国际。所以，林育英的到来是一个机会，在调解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可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使分裂的红军重新团结起来。
林育英的来电很快在四方面军中传开。朱德闻讯十分高兴，１２月３０日他给中央发了电报。这是自草地分裂以来，朱德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发出的第一封电报。通报敌情后，朱德告诉毛泽东、林育英：“育英同志电悉。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是对敌与互相情报，即时建立。”
在久无音讯后，突然收到朱德来电，毛泽东也很高兴。于１９３６年１月１日致电朱德，通报了陕北情况后，毛泽东说：“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什维克化，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我处不但与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也已发生联系。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
张国焘看了电报，很不满意。第一，中央始终没有答复他提出的“路线问题”；第二，中央也没有承认他的“中央”。１月６日，他又以“党中央”名义，给林育英发了一封措辞强硬的电报，说“为了党的统一和一致对敌，必须坚决反对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然后他重提通南巴、两河口、沙窝会议争论的问题，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后来又将党向北进攻的路线曲解为向北逃跑，最后走到分裂党和红军。上述的一贯机会主义路线若不揭发，就不能成为列宁主义的党”。但他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中共中央研究了张国焘的电报，１月１３日由张闻天复电张国焘，重申：“我们之间政治原则上的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的解决。但别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绝非革命之利。此间对兄错误未作任何组织结论，诚以兄是党与中国革命领导者之一，党应以慎重态度出之。但对兄之政治上的错误，不能缄默。不日有电致兄，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军进入正轨。兄之临时中央，望自动取消。否则长此下去，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第三部分第１３章：神秘的国际来客（3）
１月１６日，林育英再次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
此时，张国焘依然不肯退让，反而在复电中说中共中央是“假冒党中央”，拒绝承认遵义会议决议，不但不取消自己的第二“中央”，反而要中央“自动取消中央名义”。这下把矛盾激化了，１月２２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全文如下：
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红四方面军中公开成立了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１９３５年９月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