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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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第１２章：南下失利（3）
百丈决战是红军南下以来打得最激烈、最残酷的一场恶战。战后红军指挥员写了文章，认真总结教训。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军百丈决战失利，教训何在呢？第一，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口张得太大。川军是我们的老对手，被红军打怕了的，历次作战中往往一触即溃，望风而逃。但这次却不同，经过整编，蒋介石向各部队都派了政工人员，多数军官又经过峨嵋军官训练团的训练，敌军的战斗力有较大的加强。为确保成都平原，刘湘亲自坐镇，不惜代价，挥军与我死打硬拼。加上敌人兵力众多，运输方便，地形熟悉，堡垒密布，炮火强大诸条件，便成了难啃的硬骨头。战役过程中，薛岳部又压了上来。对于这些情况，我们战前缺乏足够估计，想一口吞掉敌人，打到川西平原去。这是导致决战失利的主要原因。第二，与此相联系，我军高度集中兵力不够。刘湘在这带集中的兵力，达八十个团以上。纵深配备，左右呼应，凭碉坚守。我军只集中了十五个团的兵力进击，一旦遇到敌人的拼死顽抗和反扑，深感兵力不足，捉襟见肘。部队两次过草地，体力消耗很大，乍到新区，人地生疏，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无法积极配合红军作战。这样，就难以取得战役战斗中的优势地位。第三，战场的选择失当。百丈一带，地势开阔，部队的集结、隐蔽、攻防受很大的限制，极易遭受敌机袭击与炮火杀伤。当敌发起反攻时，我军处在十余里的长弧形阵地上，三面受敌，相当被动。另外，部队习惯于山地战、隘路战，而对平地、水田、村落战斗，则缺乏经验。有些干部到了平川地带，连东南西北都辨别不清；敌机来了，无法对付；部队撒出去作战，抓不住，收不拢，影响了指挥信心。仗打得比较乱，有的部队‘放了羊’；有的部队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协同配合不好；有的部队不讲战术，增大了伤亡。如此种种，都与我们在战役指导思想上的急躁和轻敌有关。广大指战员的浴血奋战精神，是可歌可泣的。”
百丈决战，是张国焘南下由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本来，百丈大战后红军和川军都打得筋疲力尽，战场呈相持状态。红军打算巩固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在这里发动群众，准备过冬。如果有几个月的休整，红军就可能东山再起，卷土重来。但是命运偏与红军作对，这一带物产不丰，人口稀少，红军的兵员、粮食、被服补充都发生困难。这里本来冬季并不太冷，但１９３５年冬天却下了十年来罕见的大雪。夹金山以北的懋功等地也是大雪封山，天寒地冻。驻守丹巴的５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１９３６年１月８日报告总部：“３７团在毛牛获得敌人的军米，吃了半个月，军直属队只吃了一餐大米稀饭，现在各部队每天一顿馍两顿稀饭，包谷占大部分，小麦差不多已吃尽。尤其是３７团因毛牛东固地区小，粮食不多，现在的粮食要从丹巴供给一天吃一天，蔬菜以萝卜为主。油盐问题由于供给的注意，部队未感缺乏。但驻丹巴部队柴火非常困难，要离城数十里才有柴火，现由政府发动群众卖，能解决一部分的困难。”在这样的形势下，红军要再次出山冲击成都平原，显然是不可能了。张国焘虽处于艰难处境，还是想让主力在宝兴、荥经地区熬过冬天，再作打算。
但是蒋介石却不给红军喘息机会。他见红军和川军拼得差不多了，便将嫡系部队——薛岳的六个师近１０万人马从贵州调到川西，担任进剿红军的主力。在成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贺国光与薛岳长谈，详细介绍了他们掌握的红军情报和川军与红军作战的经过。薛岳曾经参加围追堵截红一方面军的行动，有些经验。与贺国光谈话后，心里有了底。他回到指挥部对部下分析说：“自古以来事业成功者，都要得到天时地利人和。如今红军天时很坏，严寒将至，岷山已降雪，天寒无衣岂能久居？论地利，红军所据尽是汉彝杂处的山区，地瘠民贫，作战无粮何以为继？论人和，据贺国光说：毛泽东主张北上，张国焘主张南下，这显然是分裂征兆。红军分散兵力，加之久战疲惫，同心协力的条件已不复存在。又加之弹药不足，虽因滇川军屡败使他们得到一点弹药，也不能久战。红军防线北自大邑、邛崃，南至荥经、汉源，区区一个方面军，数万之众扼守３００里以上的防线，已到了强弩之末。中央军增援上去，当然旗开得胜。”部下听了薛岳这番见解，都点头称是。中央军毕竟比川军老谋深算得多，贺国光的行营参谋团与薛岳共同制订了围剿红军的计划：第一步要在年底以前解名山、雅安之围，打通川西荥经、雅安、汉源一线交通；然后第二步收复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将红军主力逼到雪山以北。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下旬，薛岳部队集结完毕后，开始向荥经方向进攻。担任主攻的是吴奇伟纵队。荥经南边是４军许世友的防区，陈昌浩找许世友布置任务，要他在峡口一带阻击敌军。许世友认为：敌人来者不善，守峡口至少要三个团。陈昌浩不以为然，认为薛岳是稳扎稳打，堡垒政策，不会一下把主力用上来，红军在峡口摆一个团就够了。许世友只好服从命令，把３５团调上去。谁知战斗打响后，才发觉国民党军用了绝对优势的兵力，对红军阵地猛攻。在激烈的炮火下，３５团寡不敌众，团长、政委和大部分战士都牺牲了。许世友打过许多恶仗，还没有经历过这样惨痛的失败。红军防线被连续突破，许世友不得不边打边撤，退至天全、紫石关一线。薛岳的第一步行动达到了目的。国民党军官巡视战场，发现死去的红军衣衫破烂，断定红军后勤供应十分困难，决定不停顿地向红军发起第二轮进攻，并催促川军的刘湘、刘文辉部配合，从三面向红军压来。
１９３６年１月，薛岳命令孙震的４１军攻占名山的金鸡关，逼近蒙顶山红军主阵地前沿。吴奇伟纵队占领冷水场，打通了荥经到泸定的交通。为解雅安之围，薛岳派一个师攻飞仙关。飞仙关是雅安北至芦山、西至天全的要隘，南临雅江，水流湍急，就是冬季枯水季节也很难徒涉。在渡河攻击时，国民党军的一个团长被打死在河里，但他们投入两个团兵力猛攻飞仙关。红军弹药缺乏，被迫撤退。薛岳部占领天全县城，解雅安之围。在城内困守三个月的刘文辉得救，对薛岳感激不尽。这时，刘湘的川军也攻到了宝兴境内。
在各路敌军的联合进攻下，红军处境日见艰难。三个月的恶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耗过大，得不到补充。去年９月南下时，红军有８万多人，此时已锐减到４万人，损失近半。指战员们都意识到：再打下去会把红军损失殆尽。面对现实，张国焘也承认“难以在此与敌长期周旋”。１９３６年２月初，张国焘、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在芦山任家坝红军总部开会，研究制订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其纲领是：“我军为继续扩大南下胜利，扩大民族统一战线，更有力的策应二、六军团行动，并取得在广大地区的运动战中粉碎蒋介石卖国军，决以一部位邓生、跷碛、达维、抚边钳制南、东两方之敌，主力迅速向西增进，取得道孚、炉霍、康定一带地区，以便尔后之发展。”
根据这个新计划，红军于１９３６年２月１５日后陆续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再次翻越夹金山，经达维、懋功、丹巴向西转移。跟随总部行动的军委三局局长伍云甫（原中央红军无线电总队队长）在日记中写道：“２月２１日，晴。０时３０分由草棚出发，６时３０分至夹金山顶，２０时到达维宿营（约８０里）。在冰雪中行数十里，寒冷彻骨，溜滑难行，甚疲劳，右腰跌伤。” 寥寥数语，表现出一种沉闷的心情。这次行军已经失去了南下时那种热烈高昂的气氛。张国焘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南下计划，显然没有什么收获。”去年９月毛泽东的警告：“南下是绝路。”果然得到了证实。
第三部分第１３章：神秘的国际来客（1）
陕北中央与张国焘联系——张国焘态度傲慢——林育英到达陕北——张国焘告状——中央要林育英以“国际代表”身份调解——朱德冲破阻挠与中央联系——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四方面军干部拥护中央——张国焘“急谋党内统一”——中央提出新方针——四方面军决定北上
１９３５年底，对陕北的中共中央和四川的张国焘来说，都是处境艰难的时期。中共中央与陕北红军会合，并取得直罗镇战斗的胜利，在陕北站住了脚。但形势依然严峻。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三面包围苏区，随时可能发动新一轮的围剿。经过长征的红军缺少武器装备和粮食物资，毛泽东日夜思考如何巩固苏区、摆脱困境。
在四川的张国焘面临不利的形势。百丈大战的失利，使红军由进攻转入防御。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咄咄逼人，企图把红军包围消灭。红军虽然拼得很顽强，但武器装备相差悬殊，难有胜算。天已经开始下雪，红军缺少粮食、棉衣和医药，伤员在痛苦地呻吟。张国焘心情沉重，左右为难。
尽管在草地的决裂双方都没有忘记，但中共中央与张国焘并没有完全断绝关系。在俄界会议和卓木碉会议的决议中，双方都在互相谴责，俄界会议决议给张国焘留有余地，不像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做的那样绝。但双方来往电报中都避而不谈。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２日，中共中央致电朱张徐陈，通报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告诉他们中央正在设法与白区党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电报警告张国焘：“你们以总司令及四方面军名义，在中央历次对蒙古的范围内发表主张外，不得用此名义作任何表示。”电报同意四方面军向川西发展，并要求张国焘“你们战况及工作情形，应随时电告党中央”。
当天张国焘就回了电报，当时四方面军刚攻下天全、芦山，士气正旺。张国焘电报中不乏得意之语，说这是“进攻路线的胜利”，“证明了南下不利的胡说”。他没有把电报直接发给中央，而是发给林彪、聂荣臻、彭德怀、徐海东等军事将领转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
中央察觉到张国焘的变化，再次致电说：国民党、何应钦在讲话或文件中都诬蔑党中央是“逃跑主义”，以此贬低中央威信。而“党内起而应声，请你们严重注意”。张国焘不再掩盖，１２月５日以“党团中央”名义致电彭德怀、毛泽东：
彭、毛等同志：
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乙、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丙、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
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党团中央
收到这封电报，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才知道张国焘另立了“中央”，其愤怒可以想见。但是张国焘远在四川，人多势众，中央此时对他确实没有约束力。如何能让他改变立场，带领四方面军回到中央的号令之下呢？
就在毛泽东、张闻天等苦苦思索时，一位国际来客突然到了瓦窑堡。他叫林育英，化名张浩。
林育英，１８９７年生于湖北黄冈县林家大湾。这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大村落。林家人多以从事织染业为生，生活比较富裕。他们经常到武汉三镇和长江沿岸码头贩运布匹，在农村是见多识广的人。村里的孩子不乏思想活跃的人物，林育英在武昌中学读书时，正逢“五四”运动。他是林家最早接受革命思想的人。１９２１年春，湖北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恽代英来到黄冈，在这里开展革命活动。林育英与他奔走活动，在当地开办了浚新小学。这是黄冈革命的摇篮。林氏家族就出了三位著名人物：林育英和他的堂弟林育南、林育蓉（林彪）。
大革命的洪流中，林家三兄弟天各一方。林育英奔走于武汉、安源、上海之间，从事工人运动。１９３０年被派往东北重建被破坏的满洲省委。在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