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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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日２４时
张国焘的电报列举了一大堆南下有利的理由，说明他南下决策的正确。我们今天来看，张国焘列举的理由似乎很实际。四川是他们的老根据地，甘肃、陕北则是一个陌生的地区，凶吉未卜。相比之下，张国焘是不愿意冒险的。他在胆略和魄力上显然不是毛泽东的对手。在长征就要胜利在望时，他却要倒退回老路上去。但是这封电报拍发时，党中央和红三军团正在秘密向北开进，徐、陈正在熟睡之中，接到这封电报时，党中央与右路军已经分开了。
再说９日下午，陈昌浩去向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报告准备执行张总政委的南下命令时，对中央来说是一个极坏的消息。这就是说中央以前作的一切北上的决议，现在完全被张国焘推翻了。毛泽东很清楚：南下对一方面军来说，是死路一条。因此，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陈昌浩。陈昌浩是奉张国焘的命令，虽然一肚子委屈，也不敢发作，沉着脸走了。
陈昌浩的转向，使毛泽东不仅指挥不动右路军的四方面军部队，在左路军的五、九军团也被张国焘卡住过不来了。还有朱德、刘伯承等一大批干部，会是什么命运？正当毛泽东焦虑不安时，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秘密的报告，促使毛泽东下了单独北上的决心。关于此事的经过，叶剑英本人的回忆说：
当时，我们到了巴西一带的一个村子里。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同住在一间喇嘛寺里。中央机关和毛主席他们也住在附近。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意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上，他就是不干。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我们在巴西那一带等他。
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我一看电报报头是给陈昌浩的，便递给了他，他讲话正在兴头上，没顾得上看，又顺手给了我。我一看，才知道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看到这个电报后，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我出去拉尿，就趁这个机会，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里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
当时彭德怀也在毛泽东那里，他回忆说：
向毛主席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南进，毛主席亲到徐、陈处商谈行动方针。陈谈，张总政委（国焘）来电要南进。毛主席即说：“既然要南进嘛，中央书记处要开一个会。周恩来、王稼蔷同志病在三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三军团司令部就周、王开会吧。”陈昌浩同意了，他们未想到是脱身之计。我和叶剑英商量，如何偷出地图和二局，在明晨拂晓前到达三军团司令部北进，叶示意想办法。毛主席脱险来到三军团司令部，发了电给林、聂，说行动方针有变，叫一军团在原地等着。天明还未见到叶，我以为出了问题。正怀疑之际，叶率二局（局长曾希圣）连地图都拿来了。陈昌浩布置的监视，全被叶摆脱了，幸甚！
就这样，中央和一方面军三军团与四方面军在９月９日夜里不辞而别，两大主力红军在会合两个多月后，便发生了如此令人痛心的分裂。其责任主要在张国焘，其次是陈昌浩。在当事人均已作古的今天，我们回头研究一下当时的情景，可能有些令人深思的地方。
首先，叶剑英拿给毛泽东的电报内容是什么？使得毛泽东如此紧张，感到中央和一方面军处在危急关头，非走不可。据毛泽东在１９３７年３月３０日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判张国焘的发言中说，电报上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话。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寻找这份事关重大的“密电”原件，长征期间所有的往来电报都完好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尤其是１９３５年９月间的电报，每天都有明确的记录。但是唯独没有找到这封９月９日张国焘致陈昌浩的“密电”。
其次，从上面引用的电报、回忆，我们很难指出陈昌浩搞了哪些阴谋。张国焘来的每份电报，他都向中央作了汇报。所以，中央对张国焘的每一个变化，都是很了解的。即使是徐向前、陈昌浩表示同意南下决定，也是等待中央一起行动，并未以前敌总指挥部的名义向右路军各部队下达具体的行动命令。
第二部分第８章：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4）
得到叶剑英的报告之后，毛泽东考虑再三，决定对徐、陈做最后的争取。傍晚时，毛泽东独自来到前敌指挥部。他没有进屋，在院子里问徐向前：“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向前回答：“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没有再说别的，辞别徐向前走了。而徐向前则完全没有体会到毛泽东来访的含义，更不会想到夜里会发生什么大事。
这天晚上，党中央和三军团秘密而紧张地行动起来。我们看一看叶剑英元帅的回忆：
毛主席提议上三军团开政治局会议，他们临走的时候，张闻天和秦邦宪找到我，对我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我知道有危险。但是我想，军委直属队还在这里，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我要等直属队走后才能走。我对他们说，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如果我一走，恐怕大家都走不了啦。我以后会来的。
究竟怎样带直属队走？我一时没有想好。忽然，我想起了张国焘要南下的电报，决定利用他要南下的电报做文章。
我先和徐向前讲：“总指挥，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首先是粮食准备。发个通知给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食去，限十天之内把粮食准备好。”他说：“好。”得到他的同意后，我写了个通知，准备发给各个伙食单位。通知上说，今天晚上二点钟出发，自己找地方去打粮。通知写好以后，给陈昌浩看，他认为很对嘛，应该先准备粮食。接着，我就找直属队负责人开会。参加的有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大概七八个人。我讲了这个事情，我说：中央已经走了，今天晚上两点我们也走。大家对表，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整整两点动身。我要求大家严格保密，同时要按规定时间行动。
会后，我回到喇嘛庙。我和徐、陈住在一个屋子里，一个人住一个角落。中间还有一盏马灯，我们是亮着马灯睡觉的。
那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睡过了两点就完了。我九点钟上的床，心里老在想着时间。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一点，我躺在床上不敢睡着，大约一点四十五分左右就起来了。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即吕黎平——作者注），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衣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
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幅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我一摸身上，手枪忘记带了，要回去拿，萧向荣说：“你不要回去，回去危险！”我说：“不要紧的，我是公开出来的。出来检查去打粮的队伍。”我回去拿了手枪，又轻轻推了推睡在门口的警卫员范希贤，他没有醒来，我怕惊动旁的人，就走了。我装作巡视部队出发的样子，因为这是参谋长应该做的工作，不会引起怀疑。
就这样，叶剑英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前敌总指挥部，向阿西的红三军团驻地走去，与中央会合。他的身影很快消失在黑夜的旷野中。但是与他一起在参谋部共事的一方面军干部毕占云、吕继熙、陈茂生等却被留在了那里。为了不惊动徐、陈，叶剑英不可能把所有的一方面军同志都带走。
出了巴西村子，叶剑英遇见了等待他的杨尚昆，两人夜里一起赶路，来到军委直属队休息的地方。在一个岔路口，彭德怀、张闻天、博古正在焦急地等待他们的到来。互相问候了几句，博古催叶快走。等他们赶上三军团部队，已是拂晓时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见到叶剑英，都十分高兴。毛泽东激动地说：“你们可出来了，好！好！我们真为你们担心。”集合齐了队伍，他们便向一军团驻地俄界进发。
这一夜，住在各个村庄里的一方面军部队，都悄悄地开拔了。德国人李德从博古那里得到通知，让他半夜两点带领红军联合大学（一方面军的红军大学和四方面军的彭杨学校）的学员出发。至于干什么，他也不知道。李德忠实地传达了命令，在夜雾中开始行军。到天亮与中央纵队会合时，他才发现“显然不是右路军的所有部队，而是一方面军的部队接到了命令”。在整个队伍中，只有红军大学把四方面军的人也一起带来了。
林伯渠的征粮队却相当狼狈。在命令下达前两天，他把部属都派出去征集粮食了。命令突然到来，林老却无法把队伍集合起来。他懊恼地在日记上写道：
“９月１０日：晴。早三时半（得令）开行，先到阿西集中，是日行至拉界宿营，行八十里。行动前二、三日，将运输员全部调出割麦，临时未回。受训实非小。”
当时一方面军在外执行任务的同志，多数都没有接到紧急命令。其中包括杨尚昆的夫人——红军战士剧团团长李伯钊。包座之战结束后，中央派李伯钊到４军、３０军作巡回演出，慰问四方面军的战士们。李伯钊的舞蹈让四方面军将士看得如痴如醉，说什么也不肯放她回来。于是，李伯钊应邀在四方面军待一个月，为他们办文艺训练班。９日晚上，杨尚昆焦急万分，因为他无法把消息通知李伯钊，只好写了一封信托人送去，叫李伯钊马上请假回来。当李伯钊接到信与刘志坚等人赶回前敌总指挥部时，陈昌浩正在为中央的不辞而别大发雷霆。听说剧团回来了，立即下令把他们统统缴械，关进一个小房子里。直到一年之后，她才与杨尚昆在陕北重逢。
这一夜，徐向前、陈昌浩一直在酣睡。身边发生了这样重大的事变，他们居然丝毫未察觉。如果他们是在监视叶剑英和中央的举动，换句话说，如果陈昌浩真的有意危害中央，中央机关和三军团的大队人马，能否如此顺利地全部开走，是很难说的。所以，关于四方面军“监视”中央和一方面军的说法，事实证明不能成立。
９月１０日早晨，徐向前、陈昌浩刚刚起床，部下就来报告：叶剑英参谋长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陈闻讯，都大吃一惊。接着，４军住在前面的部队打电话说：中央红军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红军大学负责人何畏匆匆坐着担架来报告：红大的人都走光了，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叫他们赶紧回来！顿时，前敌总指挥部乱成一团，打电话的、请示报告的。徐向前回忆：“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轰轰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第二部分第８章：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5）
中央和三军团的突然北上，使四方面军上上下下都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４军战士宗国治回忆：“突然上级下来了紧急命令，叫部队马上出发。干什么去呢？也未听到动员。部队集合了，我们的营长在队前很简单的讲了几句话，只说我们要追！追什么？我们一点摸不着头脑，并说追回来就行，见到不要打枪。我们走了几里路，就见到前面有部队，我们追得快他跑得也快。”到底没追上。前面的干部打电话问前敌总指挥部：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手拿着电话筒，转过来问徐向前。徐向前果断地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