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她的卫士长-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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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9月29日，宋庆龄致靳山旺的亲笔复信
历尽磨难的邓小平明显消瘦了，但看上去面容刚毅。在交谈中，邓小平向德高望重的宋庆龄畅谈了他的改革蓝图，特别谈到现在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要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工作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宋庆龄对此极为赞同，他们两人都认为：宋庆龄的特殊身份和巨大影响，在祖国统一问题上将起着其他任何人都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俩相约为此而奉献余生。
这以后，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设想和通过了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中国统一的新政策；宋庆龄则充分利用自己在台湾、香港及美国的各种关系，不遗余力地为促进国共第三次合作而奔走呼吁。
这时候，靳山旺已结束了在江西省进贤县“五七”干校的劳动，回到陕西任西安新华印刷厂党委副书记与副厂长，并正利用手中的“职权”，一次次地把厂里刚印成的各类政治书籍往北京后海北河沿46号里寄，送给宋庆龄参考阅读。
宋庆龄与她的卫士长始终保持着书信的联系。
1979年9月里的一天，正是西安临潼石榴收获的季节，这一天，靳山旺终于能公费出差北京了。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时，第一个跳入他脑海的念头，那就是可以趁机探望敬爱的宋庆龄了。那时候，虽说靳山旺担任着一家工厂的副职，但由于政策迟迟没落实，他依然每月只有120多元的工资，因家中要供三个孩子求学读书，还要赡养没有分文收入的父母亲的生活，所以，经济上总是那么的拮据，以致他一直想去北京看望老太太的想法成为泡影。现在好了，中央办公厅终于来信了，催他赴京参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的会议，久藏在靳山旺心底的愿望可以实现了。
靳山旺来到北京，下了火车第一件事，就是提着装有不少临潼石榴与新书的提包，不顾火车上没好好休息带来的疲劳，直奔向后海北河沿46号。
令靳山旺感到高兴的是，四年多不见，宋庆龄却不像1975年见到她时那么憔悴，而且思维与谈吐举止也比那时敏捷得多，想必是她获得政治上的解放后，身心宽松了的缘故。一见到久别重逢的靳山旺，她连忙放下手中的笔，站了起来。
“大炮，这次请侬来京开什么会呀？”宋庆龄让顾金凤给靳山旺端上了一杯来自江南的碧螺春绿茶后，笑吟吟地问道。
“开会。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实行机构改革。”这时，靳山旺还不知道这次把他召去北京开会的真正用意。后来他才明白，原来，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仅是一个方面的内容，而传达中共中央办公厅有关揭批“两个凡是”才是主要内容。
刚柔相济迂回斡旋（4）
“我真眼热（羡慕）侬，大炮。”在听到靳山旺来北京开会的事后，宋庆龄不由触景生情，感叹道，“侬十八九岁就入了党，可我八九十岁了，还在党的大门外，一些党内的重大活动与机密，都不能及时了解，心里总有点那个。”
“话可不能这么说，宋副委员长。这可是周总理、刘少奇他们当年的远见，是中国革命的需要。”这几年，靳山旺学习了一些有关宋庆龄的文章讲话后，思想认识更深刻了，“我看过侬好多著作，侬总是在关键的时刻，引导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其实，侬在思想上早就入了党。我在这里再次向侬表个态，我一定不辜负侬长期以来对我的谆谆教诲，不管到了哪里，我都会沿着侬当年给我指引的方向，为党为国家作出贡献，不给侬丢脸。”
“谢谢侬，谢谢侬。大炮。”宋庆龄脸上浮现出了欣慰的笑容，连声致谢，还表扬靳山旺变得“会说话了”，“觉悟也提高了”。
他俩正谈得高兴，钟兴宝端着饭菜走进了书房，一老一少再次像1975年那样促膝相对，共进午餐。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宋庆龄因为身体的原因没有喝酒，而是非要给靳山旺倒了一杯葡萄酒。
席间，他俩继续边吃边谈。
这时，宋庆龄见只有他们两人，所以，再次向靳山旺吐出了她心中的话。
“大炮，这一阵来，我感到有点苦闷，心里有种孤独感。”
靳山旺一怔，心想：这几年来，老太太的身心都获得了解放，国事活动相当频繁，她何来这种感觉呢？他不由得停止了进食，静静地聆听老太太的下文。
“一是我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越来越虚弱。侬勿晓得我现在身体里有多少种毛病，它们纠缠得我吃不好，睡不香，这边痛，那边酸，我真担心哪一天我会倒下去后再也爬不起来呢。”
“看侬，又要瞎想了。侬勿会的，勿会的，侬至少要活一百岁。”
宋庆龄听了，凄然一笑，接着压低声音说道：“二是身边的人员跟我的话语明显少了，是认为我身体不行了呢？还是我哪里做得不对了？我想不明白；三是年纪太老了，行动不方便，一天不如一天了，连到院子里走走、看看我的鸽子也办不到。”说到这里，宋庆龄蓄在眼眶里的泪水，终于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靳山旺见老太太掉泪了，不由慌了手脚，连忙安慰说道：“主席侬又要瞎想了。老话说，有种事情是不能瞎想的，越想越像。再说，侬也勿要急，以后有时间，我会经常来看侬、和侬一起说说话的。”
“经常来是不可能的，侬处得那么远，不会方便经常来看我的。”
宋庆龄掏出一方她亲手绣着几朵白玉兰的真丝手帕，一边轻轻拭着眼泪，一边实话实说。
有关宋庆龄心中的这种孤独感，事后靳山旺才知道，她原来是和当时她最喜爱的、从小到大一直在她身边成长起来的隋永洁去纽约求学、隋永清结婚成家大有关系的。人老了，都到了近九十岁的年纪了，这种想法情有可原。
2004年2月，靳山旺与隋永清合影于北京宋庆龄故居
为不影响宋庆龄下午的休息，靳山旺吃完中饭就起身告辞了，宋庆龄非要站起来送他，拉着他的手，从卧室一直送到楼梯口，靳山旺生怕她摔倒，执意要扶她回卧室，但犟不过宋庆龄。
“大炮，侬有辰光就来看看我，如果没辰光就勿要来了。”老太太站在那里絮絮叨叨地说着，这时候，靳山旺分明看见老太太哭了，泪水顺着她浮肿的面庞无声地流淌着。
这时，靳山旺心里泛起一阵酸楚，离别的惆怅使他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他生怕让宋庆龄看见了更伤感，所以急忙转过脸，松开手，走下楼梯。
都转弯走到楼下了，回头望去，宋庆龄还站在楼梯口，朝着他频频挥手呢，那手中的白手绢，挥动得像面迎风飘扬的旗帜；而她那臃肿的身躯，却似一座巍峨的大山，让靳山旺一看见心里就有种踏实感。
靳山旺的泪水终于不可阻挡地流了下来。
但他怎么会知道，他与宋庆龄的这次会见，竟会是他与老太太的最后一面、会是他们今生今世的永诀呢？
刚柔相济生死诀别（1）
2004年4月10日，北京后海北河沿举行了宋庆龄最后一任警卫秘书杜述周的追思会，在会上，展出了杜述周捐献出的700多件孙中山、宋庆龄的文物，其中大到一顶孙中山先生1924年冬为国事北上时在天津购买的盛锡福出品的皮帽子，小到宋庆龄平时委托他采购物品的便条与布片样式，还有他晚年手书的10万字的《宋庆龄大事记》。之前几年中，杜述周已先后两批向北京宋庆龄研究会捐献了400多件宋庆龄与孙中山的遗物。2004年2月28日，杜述周因病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七岁。在他担任宋庆龄警卫秘书的十三年间，他精心收集与珍藏的这批珍贵文物，对后人研究宋庆龄有着一定的意义。
这其中就包括宋庆龄生前亲笔写给他的两封信。
其一是关于退还1975年1月18日中央负责同志批示给宋庆龄的3万元生活补助的亲笔信：
杜同志：
你的信已收到了，请代向中央负责同志谢谢他们的好意。
但我是绝不接受的，我的工资579元已超过别人的工资多倍了，从文化大革命时起我就有些感觉，因此退还些了。
这次有几个人需要帮助付医院的账，因此超过了我的预算，否则是完全够用的，请不要代收补助费了。
谢谢。
宋
1975。1。19
当时，宋庆龄正回上海准备过春节，上级考虑到宋庆龄并不宽裕的经济，准备向宋庆龄拨款3万元。时在北京的杜述周知道后，立即写信把这事向宋庆龄作了汇报，但是，宋庆龄很快回信并拒绝了这笔钱。
其二是1981年3月，跟随了宋庆龄五十三年的李燕娥的骨灰盒运往上海下葬之前。
当时悲痛万分的宋庆龄支撑着病体，亲笔给已在楼下等候发车命令的警卫秘书杜述周，写下了她对李燕娥后事安排的指示：“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的坟头，要立她的碑。我以后也要埋在那里。”在最后两句话的下面，宋庆龄还专门画上横线以示强调。
尽管事先她曾早就不止一次地把自己的这个决定分别对沈粹缜、钟兴宝与顾金凤说过，并且写在了遗嘱上。
1981年5月29日晚20时18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宋庆龄与世长辞，终年九十岁。
始终通过报纸电台密切而又紧张地收集着宋庆龄病情消息的靳山旺看到这个消息时，当即忍不住心中的悲痛，伏案呜咽了起来。这个以刚强著称的陕北汉子，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第二天，他就收到了从北京拍来的加急电报：宋庆龄治丧委员会请他立即前往北京，参加宋庆龄的善后工作。
靳山旺昼夜兼程，赶往北京，直奔后海北河沿46号。
此时，后海北河沿46号里一片混乱：整个楼下都住满了人，钟兴宝与顾金凤已搬到了楼下，与沈粹缜妈妈住在一起。靳山旺环视着这物是人非的故居，不禁又悲从中来，泪眼婆娑。
6月2日上午9时整，在人民大会堂的吊唁厅里，靳山旺凭着治丧委员会发放的吊唁证，从人民大会堂北门进入吊唁厅（北门为中央首长的出入口）。
他向慈母一般敬爱的宋庆龄深深地三鞠躬，向她作最后的诀别。当他抬起头来时，已是泪流满面。
静卧在鲜花翠柏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的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终于在她生命的最后一息，实现了她的毕生追求与夙愿，含笑于九泉之下。
靳山旺参加宋庆龄同志治丧委员会证书
2004年5月，靳山旺留影于北京宋庆龄故居花园中
1987年，瘫痪在病榻上整整二十年的隋学芳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四岁。令他九泉下仍能感到欣慰的是，宋庆龄在她晚年的最后几年里，仍记挂着他，把他的病情告诉一些朋友；她人生中最后写给沈粹缜大姐的那封信中（1981年3月8日），还提到了隋学芳，告诉她隋永清从厦门归来后去上海看望她的父亲的事。
1981年，靳山旺获得平反后，任陕西省某饭店党委书记、总经理。1983年至1989年任陕西省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1989年至1993年任陕西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党委书记副主任，并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工作者。1994年离休，从事社会活动，任陕西省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陕西省企业信用协会名誉会长。直到如今，他还以充沛的精力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的大嗓门的分贝丝毫没有减弱，仍不时出现在家乡的医院、学校和乡村，为党和人民贡献着余热。
2004年2月28日，杜述周因病在北京逝世。弥留之际，鼻子上插着氧气管的他还一字一顿地嘱咐家人，一定要把他几十年收集珍藏的宋庆龄与孙中山的文物无偿地捐献给宋庆龄研究会。可以使他瞑目的是，他这一遗愿实现了。2004年9月22日上午，笔者在专程前往他家对杜师母进行采访时，看见在杜家客厅的茶几上、墙壁上乃至桌子上的玻璃台板下，都供放着宋庆龄与他人合影的照片。可见，宋庆龄的魅力不但影响了他，还将影响他家的几代人。
记得有位诗人曾留下过这样著名的诗句：
有的人活着，但已死了；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
这首诗充满着哲理。
事实确也如此。
现在，笔者想蘸着自己纯真的感情，以历史为纸、取公正为笔，写一首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