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她的卫士长-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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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警卫局知道后，很快解除了那个警卫员的工作。据说警卫局考虑到这个警卫员随身带枪，如铤而走险，危险性很大。为不出意外，他们通知警卫员去汇报工作，一到办公室，左右两旁出来两人，将他手臂抓住，把他随身带的手枪摘下来，同时宣布撤销他的警卫员职务，另派一名接替他的工作。宋家里的公务员也陆续换去，这样家中就平安了。”
Ｓ警秘被驱逐出后海北河沿46号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立即派了一位年轻力壮、身材魁梧的汉子，他就是宋庆龄身边的最后一任警卫秘书、时年四十一岁的杜述周。
杜述周，中共党员，1927年3月出生，山西晋城市城区人，他1946年参加工作，曾任晋城县三区副区长，是一个工作踏实、思想先进、作风正派的人。他自1968年4月来到宋庆龄身边工作后，长达十三年。1989年，他从北京宋庆龄故居离休。
这时，那个使宋庆龄每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油然想到的“大炮”靳山旺，在政治前途上和家庭生活中都取得了进步：1968年夏天，他奉命调任中央办公厅政治部党委书记，与此同时，膝下已有了两个可爱的小宝宝—一儿一女：大的叫靳利平，小的叫靳茹萍。
说起这个出生于1960年的大儿子利平，当时他还只有八岁。
刚柔相济刚柔相济（3）
一天，他从家对面那个半瞎老爷爷那里讨来了一对小鸽子，欢喜得整天捧在手里不肯放，连晚上睡觉也搂在被窝里。然而，他心爱的鸽子被爸爸看见了，没想到靳山旺看到鸽子就一下子想到了宋庆龄，想到了前年差点让那个Ｓ警秘赶尽杀绝的鸽子。于是，他不顾那对小鸽子已是儿子的最爱，好说歹说、软哄硬骗地居然从儿子手中要过了那对小鸽子，然后第二天就亲自赶到后海北河沿，把这对鸽子送给了宋庆龄。
靳山旺始终关注着宋庆龄的情况，想念着这位可当他母亲的老太太。为了报答宋庆龄一向对他的关心与爱护，这天，靳山旺又把一张两个孩子的近照寄给了宋庆龄。
照片寄去不久，宋庆龄的回信就到了：
“山旺同志：
你好！
首先请你愿（原）谅我不能早些谢谢你送给我两个可爱、聪明、活泼的孩子的照片。我收到了极高兴！大的像你，小的像妈妈？我一定好好保存起来，时常用放大镜看，更加像你！
今年我身体不太好，已快有四个月没下楼！时常关节痛，发荨麻疹。近来发高烧，血压高。兴宝有胃肠病，不能工作。
现在找一个洗衣服的女同志，可以省许多麻烦了。
这里的服务员同志，特别是小张（指张友）忙得很，差不多天天要去参加管理局的会、游行等。这里的警卫同志也调换了。老钟（指钟松年）已退休，他的大儿子下放到青海去了。
老刘（指司机刘凤山）有病，快要住医院去动手术。
今天就写到这里。
祝你和你的全家身体健康！
林泰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从宋庆龄的信中不难看出，当时，她确实已成功地把家中那个警卫人员撤换掉了。
这也正是靳山旺想知道与核实的，这样，他也就更加放心了。
1969年4月中旬，靳山旺被抽到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会务组工作。
在整理材料时，他惊异地发现大会主席团乃至所有代表的名单中，都没有宋庆龄的名字。
靳山旺表面上不动声色，内心里却为老太太着想，但他更担心的是老太太因此而生气不高兴。
5月25日傍晚，靳山旺利用工作的便利，把一大包装有“九大”的政治报告、党章、相关文件及十几枚发给会议代表的毛主席像章带出了会务组，同时还写了一封汇报自己近阶段工作情况的信，一并交给了他最信得过的张友，托他捎给宋庆龄。
也被靳山旺猜了个正着，宋庆龄正为自己受到江青之流的排挤、没有列席“九大”的资格而暗暗生气，为不能及时了解大会精神而着急呢，现在蓦地见这一堆珍贵的会议材料从天而降，不由高兴得笑逐颜开，心里充满了对靳山旺的感激之情：还是这门大炮对我最忠诚，对我最了解。
她连夜仔细阅读了这批材料。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她就伏在案头，给靳山旺写了一封短信：
大炮同志：
昨晚你托张友捎来的政治报告、党章和学习文件、像章等收到了。十分谢谢你！
见信你为“九大”的准备工作忙了一个星期，一定很辛苦了。
送给我的小鸽子已经当了妈妈，过些日子，等我关节痛好些，请你带孩子来看那只鸽子，并且现在的园子有些桃花，树木都有叶子，好看些了。
祝你和一家都身体健康！
林泰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六日”
见宋庆龄为能及时看到这些文件而高兴，靳山旺心里也乐开了花，之后，他又接连几次把“九大”的文件悄悄地弄出来，然后自己忙里偷闲地匆匆送到后海宋庆龄手中。
这时候，自隋学芳瘫痪后，从小就放在宋庆龄身边由她抚养的隋永清、隋永洁两个小女孩，已悄悄长大了。1970年，回上海家中住了一段又回到宋庆龄身边的隋永清，硬是让宋庆龄吓了一跳：半年没见，刚年满十四岁的隋永清已长得比宋庆龄还要高了，尤其是她的两条腿特别长，脚长得特别快，已能穿男人尺码的鞋子了。那天，隋永清下身穿的是她母亲的裤子，鞋子刚够脚，但裤子却因为太短而不能穿了，只好穿一条她爸爸的旧裤子。这一切让宋庆龄看着好心酸，并由此知道了隋学芳现在家中的经济状况实在太糟糕了。
就从那天起，宋庆龄拿定了主意，由她从每月的工资中再扣出一部分，正式开始抚养两个孩子，并直到她们完成学业、踏上工作岗位。
这时，瘫痪在床的刚满四十岁的隋学芳，已凭着他年轻的生命活力，顽强地从床上站起来了，并能拄着拐杖蹒跚走路了。他同样时常在心中思念着宋庆龄，思念着曾贡献出了自己全部青春的工作岗位，在听说宋庆龄回上海家中时，他曾有几次拄着拐杖，艰难地前往淮海中路1843号，想与宋庆龄见上一面，和宋庆龄说说自己的心里话。可是，不知为什么，他明知宋庆龄在楼上，但就是不肯接见他，使他心中好伤感。
这个谜底，当时，廖梦醒与沈粹缜等几位宋庆龄的挚友最清楚。因为宋庆龄在1970年1月25日写给廖梦醒的信中，明白无误地袒露了她不肯接见隋学芳的心事：
“我从没见到过隋学芳，虽然他来过几次，因为我不能忍受目睹一个年轻人成了离不开双拐的残疾者。但我见到了他的孩子们，她们长得好快。永清已经比我高了，穿着男人尺码的鞋子。她的脚真见长，吓了我一跳！她说，她穿的是她的母亲的鞋，但她母亲的裤子她不能穿了，太短，要不她也会穿上的！”
外人还以为宋庆龄不肯接见隋学芳，是因为她讨厌隋学芳，实际上，她把对隋学芳的关怀，都转移到了他两个女儿的身上了。她之所以不愿意接见隋学芳，实在是不忍看一个才四十出头、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就此成了一个残疾人。
从此，隋家两姐妹就成了宋庆龄家中特殊的常客，到后来，她们干脆定居在宋庆龄的身边、接受老太太的抚养了。也是真的有缘，宋庆龄对隋家两姐妹也非常喜欢，这不仅仅是隋永清从小就长得与她相像的缘故，还有永清能歌善舞、美丽可爱，而永洁聪明好学、乖巧懂事的缘故。
有关隋家两姐妹长期住在宋庆龄身边的故事，凡和宋庆龄过从甚密的好朋友，都能从平时与宋庆龄的接触与交往中略见一斑，甚至还能从宋庆龄给他们的信中得知一二。可见，宋庆龄对隋家两姐妹的喜爱之深。
刚柔相济刚柔相济（4）
1960年，一个才四岁、一个才两岁的隋家两姐妹，就已经依偎在宋庆龄身边，给老太太单调孤寂的晚年生活带来了许多乐趣。有时，家里来了客人，宋庆龄就请永清为客人唱歌、跳舞、弹钢琴。好几次，周恩来来后海做客时，还高兴地用左右手牵着两姐妹的小手，带她们去花园散步，希望她们长大后成为有用之才。周恩来的随行摄影师用手中的相机，留下了这永恒的瞬间。
宋庆龄在1960年4月26日写给李丽莲、张淑义两位的信中也写道：“另附上隋学芳同志的小女隋永洁（五个月时拍的）照片一张。我认为这张照片很好，谁看了都会喜欢的。因此，我建议这张照片是否能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时，作为《中国妇女》的封面或插图刊登。请你们和《中国妇女》杂志社商量一下。”字里行间，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了宋庆龄对这两个小女孩的喜爱之情。
十年动乱开始了，隋家两姐妹不能正常上学读书了，隋永洁甚至连上中学的机会也没有。宋庆龄就在家中，利用她娴熟的英文，亲自教授永洁学习英语，学习最基础的文化课。两个孩子偶感风寒，宋庆龄还冒着被人认出来围观的风险，亲自带着她们到国际和平妇幼医院去看病、取药。
靳山旺从江西归来看望宋庆龄时，形势已有所好转，永清与永洁已恢复了正常上学读书的生活，而且宋庆龄已根据她们的特长，安排她们学习将来可以立足谋生的专业技术。宋庆龄1974年8月26日给王安娜的信中，就已提到了这事：
“……站在我后面的两个女孩叫永清和永洁，正在学医和芭蕾舞。两个姑娘很有趣，父母在上海。我喜欢与她们在一起度周末。”
在宋庆龄1975年3月30日致沈粹缜的信中也写道：
“……永清及永洁每星期来，住在我处。前晚和永清去看《万水千山》话剧，永清在那剧中表演。”
如果说宋庆龄对隋家姐妹的爱是从隋学芳的不幸上转移而来的话，那么，她对靳山旺这门“大炮”的感情，却是直接而又特别亲切的，这可以从靳山旺1973年无辜受牵连被“打倒在地”、“发配江西”时得到证明。
1973年春天，正值事业巅峰的靳山旺突然遭到闷头一棍，使他一下子从一个中央办公厅政治部党委书记跌落为被监督劳动的对象，这场泼天大祸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这场莫名降临到靳山旺头上的飞来横祸，要从1970年的庐山会议说起。
中国共产党的九届二中会议是1970年8月23日在庐山召开的，原在开幕式上没有安排林彪讲话，但林彪突然抢先发言，为设国家主席大造声势。陈伯达打印和分发马克思、列宁论天才的语录。林彪、陈伯达在会议上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汪东兴在华北组有个发言，也同意陈伯达设国家主席的报告；而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的少将王良恩，也在东北组作了个同意设国家主席的讲话。
这份著名的六号简报很快让毛泽东看到了，毛泽东立即把汪东兴叫过去，神情严肃地劈头就问：“看到六号简报了吗？”
“看到了。”当时，汪东兴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毛泽东接着说道：“他们讲六号简报影响很大。”并严厉批评了汪东兴，责令他在大会上作检讨。汪东兴为此向党中央作了检讨，毛泽东还把那份六号简报定性为“反革命的六号简报”。
九届二中全会上出现的政治斗争，在中央办公厅内部引起了震动，特别是在“九·一三”林彪出逃坠机事件后，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王良恩的自杀，是发生在中央办公厅内部的一件大事，也是“文革”中一件不寻常的事。
1973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时，责令王良恩就庐山会议上同意设立国家主席的发言与六号简报作检查。因为王良恩在庐山会议期间主持着会议记录和简报的编辑工作。
当时，身为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部党委书记的靳山旺，也参加了此会。会议一共开了五天，有人揭发王良恩反对江青、康生。汪东兴就此作了检讨，但他始终说这个六号简报登了他的发言，却没有在印发前经他本人看过，而且把一些不是他说的话拉在他的头上。于是，一手遮天的江青大笔一挥，在批判王良恩的简报上作出了“他危害党中央，危害毛主席，在中央办公厅落井下石，陷害汪东兴，企图篡夺党的机要大权”的批示。江青的批示使王良恩不再属于“受蒙蔽上当”的角色，而是“荣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