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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帝国如风   -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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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胆巴之名,现在几乎无人知晓,但在元朝时,他的大名仅次于八思巴。胆巴本人是“法王上师”萨班的高徒,中统年间(也可能是圣元年间)由帝师八思巴推荐,得以面见忽必烈,得到信任,奉诏居于五台山主持佛事。由于他名气大,常往来京城间,为蒙古王公们授法灌顶,加上他能以藏药治病什么的,很受器重。胆巴的相貌很特别,长有两颗大而长的暴牙,露于齿外。这种大眦牙,在当时蒙古人眼中都被视为“异相”。这哥们一张大脸虽然有些像鼹鼠,为人却很正直。
  至于桑哥,由于一直“狡黠豪横”,胆巴对这个徒弟日益生出反感,斥责并与之疏远。但是,桑哥“好言财利事”,正得忽必烈欢心,先把他升为“总制院使”,类似今天“宗教事务局”的主管,“兼治土蕃之事”,又有治理藏地的实权,地位越来越高。他入相后,向忽必烈进谗言,把胆巴国师外贬,一会把这位高僧贬往临洮,一会儿又把他流往潮州,很想在途中使胆巴劳累得疾而死。
  恶徒欺师,从此即可看出桑哥卑劣的人品。不过,胆巴命大,桑哥被诛后,终于活着回到大都。
  其实,阿合马、卢世荣被诛后,忽必烈也意识到儒臣的重要性,并任命程文海(字钜夫)为侍御史,行御史台事,派他到江南招募汉族名儒。
  台臣对奏,表示说程文海是“南人”,年纪又轻,“不可用”。忽必烈大怒,叱责道:“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以此,忽必烈也想平衡西藏色目“财臣”和汉人儒臣在朝中的政治势力。
  行诏江南时,忽必烈一改昔日蒙古文书,“特命以汉字书之”。
  程文海此次江南之行收获颇丰,为元朝网罗招致了叶李(曾在南宋上书指斥贾似道)、赵孟(宋太祖之子秦王赵德芳之后)等二十多位名儒,惟独南宋旧臣谢枋得坚守臣节,力辞不至。
  汉人儒臣虽得任用,儒户御役也得减免,但元朝兵戈繁兴,维护帝国如许大的摊子,没钱万万不行。于是,吐蕃人桑哥又被忽必烈当作新一位“财神爷”。
  公元1287年初(至元二十四年),在麦术丁建议下,忽必烈任桑哥和铁木儿为平章政事,重新立尚书省,“改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六部为尚书六部”,更定钞法,在朝境内颁行“至元宝钞”。
  桑哥这位吐蕃人翻脸不认人,上任后首先检核中书省账目,查出中书省“亏欠钞四千七百七十锭”,时任尚书省平章的麦术丁自认倒霉,只得“自伏”,心中暗悔日前荐引桑哥当“理财”大臣。于是,桑哥雷厉风行,在省部及各地大行“钩考”,当众命从人殴打汉族大臣,杀了不少与己议不和的人立威。
  由于桑哥敛财有道,为元廷在半年多时间内增加了不少收入。汉人左丞叶李等人希旨,上奏忽必烈认为桑哥应该任“右丞相”。所以,同年十一月,元廷就诏任桑哥为“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领功德使司事,进阶金紫光禄大夫”。桑哥乘机又擢升了好几个私人党羽。
  纵观桑哥的“经济改革”措施,其实与阿合马如出一辙。其一,“以理算为事”,设征理司这样的新部门,对江淮、四川等六个行省财赋进行理算,“钩考”地方仓库,大肆搜刮,“毫分缕析,入仓库者,无不破产,及当更代,人皆弃家而避之”,天下骚然。其二,更定钞法,发行“至元宝钞”新钞。新钞折中统旧钞一贯文折五贯文。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增加课税,盐引由三十贯增为一锭,茶引由五贯增至十贯,商税方面更是大幅增收,江南地区增至由先前十五万锭至二十五万锭,内地由五万锭增至二十万锭。“世祖(忽必烈)皆从之”。
  其实,桑哥“改革”重要内容之一的“钞法”,原意是想“新者(至元钞)无冗,旧者(中统钞)无废。”但岁赐和饷军等事皆以中统钞为准。百官会议时,桑哥等人提出“至元钞二百贯赃满者死”。众人唯唯之时,新入朝的赵孟年轻气锐,高言道:“始造钞时,以银为本,虚实相权。今二十余年间,轻重相去至数十倍,故改中统(钞)为至元(钞);又二十年后,至元钞必复如中统(钞)。使民计钞(以钞额数量)抵法,疑于太重。古者以米、绢民生所须,谓之二实,银、钱与二物相权(相比较),谓之二虚;四者为直(值),虽升降有实,终不大相远也。以绢计赃,最为适中。况钞乃宋时所创,施于边郡,金人袭而用之,皆出于不得已,乃欲以此(钞额)断人死命,似未可也。”这位宋朝王孙以刑名说事,实际上是他已经指出了桑哥“钞法”的虚弊。
  大臣中有人为巴结桑哥,又欺赵孟是新入朝的“南人”,厉声指斥说:“现在朝廷推行至元钞,所以犯法者以此钞来计赃论罪,你这么一个黄口孺子,怎敢有异议,难道是想阻碍至元钞的颁行吗?”
  赵孟气势仍盛,据理力争道:“法者,人命所系,议有重轻,则人不得其死。我此来乃奉诏参与议论,不敢不言其真。今中统钞虚,故改(为)至元钞,如谓至元钞终无虚时,岂有是理!您不与我相较财理,而空口陵蔑,可乎?”一席话,说得对方愧然而退。虽如此,蒙汉色目大臣皆知桑哥有忽必烈撑腰,基本没什么人出头对“新法”说不字。
  “桑哥即专政,凡铨调内外官,皆由于己,而宣其敕,尚由中书。桑哥以为言,世祖(忽必烈)乃命自今宣敕并付尚书省。由是以刑爵为货而贩之,咸走其门,入贵价以买所欲。贵价入,则当刑者脱,求爵者得。纲纪大坏,人心骇愕。”所以,桑哥专政后,“组织部”归于“财物部”,又兼“国务院”功能,桑哥把朝廷当成了市场,官位当成了商品,卖官鬻爵,肆无忌惮。
  当婊子不忘立牌坊。为相两年后,他差使手下谄谀小人上“万民书”,要求元廷为桑哥“立石颂德”。忽必烈得知此事,对这个能为他敛财的“大狼狗”很支持,吩咐说:“民欲立则立之,仍以告桑哥,使其喜也。”为此,翰林院蒙汉高手奋笔疾书,详列桑哥功德,在中书省府院前坚立一巨石,上题“王公辅政之碑”,规模还不小,“楼覆其上而丹雘之”。“丹雘”本是指赤石脂一类的鲜红涂料,在此名词动用,是讲元廷在“桑哥辅政碑”的大石头外面又盖了色彩鲜艳的宏丽阁子,雕镂精细,惟恐内外不知桑哥的“政绩”。
  折腾了四年,桑哥弄得天下怨起,人不敢言。最后,还是赵孟对忽必烈的高级侍卫彻里(奉御官,“怯萨”的一种)讲:“皇上论贾似道误国,常责留梦炎等宋朝大臣不能挺身而出。现今,桑哥之罪,有甚于贾似道!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辞其责!然我乃疏远之臣,言必不听。侍臣中,惟君为皇上所亲信,读书知义理,慷慨有大节。倘若您能不畏天威之怒。为百姓除此凶残之贼,真仁者之事,公必勉之!”
  有赵孟一番激励,趁忽必烈在柳林打猎心情好的机会,彻里纵言桑哥误国害民,“辞语激烈”。起初,忽必烈闻言即大怒,责斥彻里“诋毁大臣”,命令左右卫士猛搧彻里嘴巴,“血涌口鼻,委顿地上。”稍停,忽必烈又问彻里是否知罪,彻里“辩愈力”,朗声言道:“为臣我与桑哥无任何私怨,现不顾生死揭发他的罪状,实出于对国家的忠心。如果我害怕皇上震怒而不敢谏,奸臣何得而除,万民何得而息!”
  闻此言,忽必烈沉吟。随同忽必烈外出的蒙古贵族也里审班、也先帖儿等人见状,也一同跪下,劾责桑哥专权黩货等罪。
  忽必烈还是不大相信,急召出使在外的翰林学士承旨不忽木来问情实。不忽木在行宫营帐里见皇帝,痛心疾首地说:“桑哥壅蔽聪明,紊乱政事,有言者即诬以他罪杀之。今百姓失业,盗贼蜂起,召乱在旦夕。如不诛桑哥,恐此人将为陛下深忧!”在场的贺伯颜等人也力证桑哥奸邪,“久而言者益众。”见这么多蒙古贵族指斥桑哥,当然害怕危及元朝的统治,忽必烈就下决心把“财神爷”送入阎罗殿。于是,他下诏御史台及中书省辩论桑哥之罪,并命人毁弃“桑哥辅政碑”。
  怯萨,从职责看仅仅是皇帝身边的带刀侍卫,诸王贵族身边皆有“怯萨”。与历朝历代不同,元朝皇帝的“怯萨”源由蒙古旧制,其组成人员皆是蒙古或色目的高官贵族子弟以及各地地方长官子弟。这些人,皆是蒙古帝王最信任的贴心人,他们负责皇帝的日常起居和宫廷内事务,基本把太监该干的活计都干了,这也是有元一代没有太多宦官乱政现象的最主要原因。怯萨不仅仅是充当皇帝禁卫军那么简单,他们常常出任地方高级官员,或口含天宪巡视地方,因此元朝才有“怯萨入仕”这个名词。当然,“怯萨”到了元朝后期,滥竽充数者不计其数,只要花钱就能买这个“身份”。忽必烈时代,怯萨可说是除亲王、嫔妃外最接近皇帝的人员,所以赵孟才激身为怯萨的彻里前去说服忽必烈。如果换了汉人官员在忽必烈面前讲正当红的桑哥坏话,估计会立时被砍掉脑袋。
  忽必烈不做靠山,桑哥肯定玩完。有司抄家,桑哥的家财竟然“半于大内”,皇帝首富,他第二。
  几个月后,元廷有诏斩这个吐蕃人于闹市。金山银山,地狱里也享受不到分毫。恼怒之下,忽必烈又派彻里到江南行省,把桑哥的妻党要束木以及忻都、王巨济等党羽押还大都,审问之后,均送闹市开斩。


从沙漠到大海——元朝的越海攻击


  忽必烈继位后,于1274年、1281年两次东征日本,1282年进攻占城,1292年又出兵爪哇,同时,元军又试图征服流求(台湾)。所以,海上扩张,是忽必烈中后期的一个中心任务。这些进攻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
  二次征倭台风败事
  讲起元朝对日本的二次海上远征,不得不先叙述一下高丽。因为,两次征倭,都以高丽为重要的海军基地,合浦(今朝鲜釜山以西的马山浦)港口,成为蒙古海军杀向日本的出发点。所以,开讲海上征倭,首先要交待清楚元朝与高丽的关系。
  《元史》中的《高丽传》,大多是因袭前史:
  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又扶余别种尝居之。其地东至新罗,南至百济,皆跨大海,西北度辽水接营州,而靺鞨在其北。其国都曰平壤城,即汉(朝)乐浪郡。水有出靺鞨之白山者,号鸭渌江,而平壤在其东南,因恃以为险。后辟地益广,并古新罗、百济、高句丽三国而为一。其主姓高氏,自初立国至唐乾封初而国亡。垂拱以来,子孙复封其地,后稍能自立。至五代时,代主其国迁都松岳者,姓王氏,名建。
  而且,应该交待的是,这个王建,虽以“高丽”为国名,其实他的血统应该是岛上土著“三韩”种,与昔日的高句丽王国皇族血脉根本不搭边,扯虎皮做大旗而已。不过,这老王家“高丽王”传承时间不短,自王建到王焘,二十七代,“历四百余年未始易姓”。蒙古人最早与高丽人接触,是“太祖十三年”,即公元1218年,蒙古元帅哈只吉追击逃入高丽江东城的造反契丹人。高丽人正愁打不过占了自己地方的契丹人,见有人来“帮忙”,乐得屁颠屁颠的,送粮送物助攻,很快就帮蒙军消灭了契丹人。眼见蒙古兵如狼似虎,高丽国王忙对蒙古使臣“迎拜设宴”,孙子一样装得十分恭敬。蒙古贵族恃势,不断派人催促高丽王“遣使入贡”。后来,见蒙古人索要的东西越来越多,高丽人思忖反正蒙古兵距离远,就派人把蒙古使臣杀死在半道,借口为盗所杀,连续七年断绝了与蒙古的关系。窝阔台继位后,1231年(元太宗三年)秋,派元帅撒礼塔出征高丽以报复杀使之仇,在高丽境内横冲直撞,杀人无算。加上有高丽人洪福源充当向导,蒙军如入无人之境。胆破之余,高丽王王皞忙求和,派其弟王侹为人质向蒙古称臣。蒙古军见好就收,临走在高丽地盘设七十二“达鲁花赤”监守,把高丽当成自己的地盘来管辖。转年,高丽上层见蒙军主力撤走,心生反复,竟然把蒙军留置的七十二个“达鲁花赤”蒙古大爷全部弄死,然后王室大搬家,窜逃至海岛避祸。撒礼塔不是吃素的,轻车熟路,率虎狼蒙军又至。不过,这位元帅此次来高丽运气不好,在外仁城下被流矢射死,蒙古不得不退军,高丽人终于敢喘出一口长气。
  两年多以后,已经端掉金国的蒙军终于腾出手,蒙将源唐古率大军与洪福源一起杀向高丽。打了近五年时间,高丽人自知不是对手,高丽王王皞只能上表乞降,并送宗室到和林当质子,成为蒙古藩属。蒙古人把高丽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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