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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长江文艺 2005年第07期-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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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总是刮得泛青,不苟言笑,一副随时要捕捉阶级斗争新动向的神态。贺老五半躺在炕上,塌朦着眼皮,爱搭不理的样子。
  青歌说贺老五,陆干部找你问案子,你看你啥态度。
  贺老五大不咧咧地说,咱一不想当官,二不想发财,不用舔谁的尻子,谁来我也是这样子,看得惯了看,看不惯了请便,我没请谁来。
  老陆端着架子问,贺老五,我问你,你要如实回答,你为啥对社会主义心怀不满?
  贺老五说,我对社会主义满得很。
  老陆问,满得很?满得很为啥还要折社会主义的小杨树?
  贺老五一惊,欠起身子问,谁说我折社会主义小杨树了?是哪个王八蛋说的,你把他叫来,咱们当面锣对面鼓地对质。
  老陆说,不用对质,小杨树就藏在你家的红芋窑里。
  贺老五说,放屁也不拣个地方,我家的红芋窑里连根球毛都没有。
  三个人来到贺老五家的红芋窑,十六棵小杨树正躺在那里,蔫拉巴几。贺老五急赤白脸,原地转着圈儿,一个劲儿地喊不是我不是我。
  老陆说,背的牛头不认赃。说毕,朝门外一声喊,来人!随着老陆一声喊,六个武装民兵冲进来,三下五除二就把贺老五来了个五花大绑。
  贺老五软了身子,也软了语气,他说,陆干部,不是我呀。
  老陆说,在你家的红芋窑里,不是你就是你媳妇了?
  贺老五拧头看惠萍,惠萍垂着头,揉搓着衣角,浑身筛糠,他知道,借她一百个胆子她也不敢折社会主义的小杨树呀。
  贺老五猛地想起昨天晚上青歌来过他家里,一定是这个臭婆娘趁他和惠萍不注意,把小杨树扔进他家红芋窑里了。贺老五转向青歌,喷着唾沫星子愤愤地骂,你个臭婆娘,一定是你害的我,我骂了你,你就害我,你就悄悄把树苗扔进了我家的红芋窑,你真是个心比蛇还毒的臭婆娘! 
  贺老五被判了十六年,一棵小杨树一年。泔河村的人们说,妇女队长也是你贺老五惹得的?自讨苦吃!
  宣判贺老五的第二天早晨,惠萍牵着思庆离开了泔河村,她要领着儿子回到她的老家去了。青歌一直把惠萍和思庆送出了村口。
  惠萍拉着青歌的手,拉得离思庆远一些,才悄声说姐,靠了你。
  青歌叹一声,说走吧。
  惠萍说姐,这一去,这一辈子怕是都见不着你了。
  青歌说心里想着,啥都有了。
  惠萍说姐,你对我那么好,我没啥报答你。
  青歌说好好过日子,把日子过好了,就算报答我了。
  说到这儿,惠萍的目光躲躲闪闪,欲言又止的样子。
  


二哥的婚事
■  阿 蹦
  我现在跟你说的并不是鼻子的事。
  那件事真是糟透了,没有人把我从屋后的老榆树上推下来,是嘎厸的叫声实在太好听了。嗄厸是一种鸟,指甲那么丁点儿大,只有我们那才有那种奇怪而有趣的鸟。可我母亲从来不这么认为。我母亲说,嗄厸是给阎王爷报信的,一听到嗄厸的叫声,鬼就会从池塘里出来。
  我母亲的意思是嗄厸总是傍晚时叫。但是嗄厸有彩色的翅膀。苍蝇也有,所以它们都是鸟。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我从树上摔下来后,母亲找来一块白布,在流血的地方洒了一点云南白药,然后把我的脸缠了起来。我母亲一边缠一边骂骂咧咧的。我对她说,天天捉嗄厸的孩子,哪能不从树上掉下来?因为我母亲做饭时,经常把我们兄妹从灶屋赶出来。
  “不好吃的狗子,不在锅边嗅。”
  我母亲一边说,一边会拿锅铲打我们伸向菜盘的手。我只见过一次她没这样干,那是我大哥第一次把我侄子石头从山西带回来的那一次。大哥在山西农村的一个小集镇做手艺时,找了个当地女人落了户。我母亲笑呵呵的,额头的汗珠掉进了锅里,她也顾不上去擦一下。
  我的鼻梁骨摔断了,这事听上去就有些可怕。从现在起,我就是个塌鼻子,跟村东头的翠花婶婶一样,脸上只看得见二个细孔出气。我母亲咬牙切齿地对我说:“老八,你长大了准跟老二一样,打一辈子光棍。”
  我一直躲在纱布后面笑。我从来没有想过找媳妇的事,为此我瞧不起二哥。他都三十多岁了,还那么傻头傻脑,经常和父亲吵架。自从上次我对母亲讲过那件事后,我母亲就张罗着给他找媳妇。去年夏天的一个黄昏,我爬到村子最高的榆树上捉嗄厸,刚爬到树顶,突然刮起了大风,树枝剧烈地摇晃,从河滩那边吹来的乌云从我头顶掠过。
  我随着树枝在空中幸福地摇晃,感到自己真的变成了一只嗄厸。
  很快,暴雨倾盆而下。我抬头西望,看见娘娘凹守桃树的狗肠子躬着身子狼狈地往山脚下跑。我赶紧从树上溜下来,钻到桃树林。桃子还未成熟,我坐在桃树枝上,吃得肚儿都圆了。准备下来的时候,就看见我二哥从对面山坡的坟堆里提着裤子钻了出来。
  过了一会,塌鼻子的翠花婶子也像鬼魅一样从坟堆里钻出来了。他们两人都淋成了落汤鸡。
  我回家跟我母亲说了这件事,我母亲的脸立即红通通的,接着她打了我一巴掌,告诫我以后不准在外人面前说这件事。我不明白她为什么那么喜欢打人。她生养的孩子一大串,像藤架上结的葡萄。可是她既然那么喜欢打人,为什么还要把我们生下来?
  所以我不喜欢她。我只喜欢偷偷溜到屋后池塘旁的榆树上捉嗄厸。
  我把它们放在玻璃糖罐里。到了晚上,我就用缝被子的大鼻针把它们挨个钉在床头上,然后躺下来睡觉。它们透明的翅膀在空中扑扑地飞,直到第二天早上还停不下来。不过,我二哥讨厌嗄厸。可能是有灯光的缘故,那些嗄厸半夜里也会偶尔叫几声,我二哥气鼓鼓地从床上跳起来,把嗄厸从墙上扯下来,用力甩在地上。
  我摔坏鼻子的那天,看见我二哥和父亲在堂屋里打了起来。
  二哥用力将父亲推倒在地,嚷道:“没用的老货,没本事就别把老子养出来!”
  父亲举着擀面杖的那只手无力地垂了下去。我觉得父亲确实没本事,要是换了我,我二哥准遭殃。我会像隔壁的明国叔对待他的儿子“小和尚”那样,把他丢到河里淹得半死再捞起来。我的母亲也有点傻头傻脑,为了哥哥们的婚事,她也没少上别人的当。村子里吃闲饭的懒汉、婆娘经常来我家骗吃骗喝。我家的几只老母鸡下的蛋都让这些人吃完了。随是什么人,只要人家说要给哥哥们说亲事,父亲就满脸堆笑,让母亲到灶屋忙这忙那。客人吃完,抹着嘴唇就走了。我记事时起就这样。
  就连好吃懒做的三婆也能把母亲骗得团团转。
  半个月前,她吃完我母亲给她做的一碗糖鸡蛋。我已经记不清我母亲给她做了多少碗糖鸡蛋了。她舔了舔嘴巴,很有把握地说,“女方就住在离我家二里多地的一个叫蔡洼的小村子,死男人都几年了,有二个孩子,只要老二愿意倒插门,我看能成。”
  我只听说三婆娘家在大别山脚下,离我们这里有三十多里路。山里的婆姨朴实,也能干农活,二哥听了就很高兴,我捉摸着他早想这么干了。他想学我的锁匠大哥那样离家远远的。那天,三婆在我们家吃了晚饭,父亲领着她来到我家前面的猪圈,看我母亲喂的那头肥猪。
  父亲说:“到了年底,猪就可以出栏了,到时候猪下水谢你这个大媒人啦。”
  父亲原来也是个锁匠。我听人说,他爱跟一些骚娘们勾搭。夜里,他常用自己配的钥匙去开那些女人的门。上个月的一个晚上,我到池塘边的柏树林子里捉麻雀。麻雀都是些见不了世面的呆货,手电光一照就懵头懵脑,等着人去捉。那天晚上我没有捉到麻雀,却看见父亲和一个妇人鸽子一样叠着脖子换气。父亲的裤子已褪到了脚跟。靠墙跟的一块平滑地方,地上垫着稻草。那妇人见到手电光,早溜得不见人影。那妇人的背影我认得,像是翠花婶子。
  父亲见是我,不紧不慢地紧着裤腰。
  “狗日的老八,这么晚了,还在照什么呢,没看老子在解手吗?”
  我以为很快就会忘了这件事。我之所以现在还时时记着,是因为父亲的屁股太白,太亮了。在黑暗中灯笼一样发光。我相信我会一直记着这件事的,到死也不会忘记。但我不敢告诉母亲那件事。我怕她会打我。可是,从昨天起我相信父亲再也干不出这样的事了。
  一大早,二哥从蔡洼相亲回来了。他是和媒人三婆一起回来的。他前天就去了,和女方相亲后,在三婆的娘家住了一夜才回来。二哥很高兴,就像已经把那寡妇搞到了手似的。三婆说,女方也比较满意,就是男人死时家里欠了几百块钱的债,如果我家能拿出五六百块的彩礼,这事就算成了。
  父亲愁苦着脸,走到厨房和母亲小声嘀咕着。
  “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孩子—生的终身大事,你们看着办吧。”
  三婆吃完糖鸡蛋,示威似的丢下一句话就走了。那天晚上,二哥和父亲又吵了一架。父亲劝他说:“那女的结了扎,给人家养后人不划算,找个瞎子跛子,生个一男半女,也比找个绝户头强。”
  二哥摔着凳子,回道:“你一辈子养了这么多伢,到头来又有什么吊味?”
  他们两个就这么又吵起来了。我三姐吓得大哭。我父亲气得浑身哆嗦。他从母亲手里夺过火钳,撵得二哥疯狗一样满屋乱跑。我母亲扯不住,被父亲一胳膊甩在地上嚎啕大哭,父亲这才愤愤地停下来。
  二哥悻悻地回到房里蒙上被子睡觉。我和父母亲在一个床上睡。夜里,父亲翻来覆去睡不落觉,几次坐起来靠在床头抽烟。母亲小声对他说:“他伯,急也没用,我看明天到二丫头和我娘屋里把钱凑齐了吧,把这个冤孽的大事解决了,随怎的也算翻了一页书,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啦。都三十好几的人了,让人家看笑话也不是个事。”
  父亲长叹一口气:“我养的是儿,哪晓得到头来喂成了骡子,老大跑到外省给人家养后人,现在老二也这样,早晓得还不如一出生就丢在尿凼里淹死了还省心一些。”
  天没亮,父亲就带着我一起到二姐和舅舅家借钱。父亲说,带着个小孩借钱时有个由头,好说话。一听说借钱,二姐夫就找人把仓里的几百斤早谷用板车拖到镇上去卖。这工夫,二姐已经注意到我的鼻子。我撒了谎,把二姐拉到一边,告诉她说是我睡着了,被猪啃的。
  二姐显得很伤心,摸着我的头疼爱地说,“老八,塌鼻子找媳妇难啦。”
  二姐的话与母亲所说的如出一辙。我暗笑二姐太蠢了,只有人吃猪,猪怎么会吃人呢?再说了,我的鼻子也不是为媳妇长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我二姐太蠢了。
  舅舅是二姐的媒人,两人在一个村子。二姐嫁给了舅舅的远房侄子。舅舅中午和父亲在一块喝酒。一直到二姐夫从镇上卖谷回来,父亲才讷讷地把借钱的事说出来。
  


椿树下的悲剧
■  胡晨钟
  民国十三年,一场洪灾降临了。
  椿树镇被淹没在浊黄的洪水中,这官道上繁华的店铺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只剩下一些屋顶和房屋的残骸。
  绸缎铺的商老板跌跌撞撞地奔走在乡间小路上,在一场洪峰涌来之前,商老板伤佛有神灵指点,他抓起平日珍藏的一袋大洋跑了出来,房子轰然坍塌,一家老小葬身于洪水中。水还在漫延,商老板高一脚低一脚地拼命往前奔跑,他拉锯一样地呼呼直喘粗气,泥点子糊满了全身全脸,与平日那个光鲜、体面的老板判若两人。在逃命中他听到身后有涉水的响声,商老板回头一看,发现骤急的雨丝中裹着一个熟悉的身影,稍近才认出,是平日在绸缎铺门口卖荞麦粑的韩青山。
  韩青山家境贫穷,靠卖荞麦粑糊口度日,对于这种又黑又粗的粑粑,商老板是不屑于品尝的,他在撩起长衫进店时,有时顺便也给韩青山一个微笑,但两人不是一个层次的,绝无交往。
  小路到了尽头,尽头处是一棵两丈余高粗大的椿树,极为醒目,椿树镇因此而得名。水,还在一个劲地往上涨,到了脚部,到了腰部,环顾四周,除了水还是水,商老板无奈,只好抖抖地勉力爬到椿树的枝杈上,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抚了抚那袋大洋,欲哭无泪,大洋限制着他再爬高的愿望,也宽慰着他那颗惊慌失措的心。
  韩青山也随后爬到椿树上来,也许是负重较轻,韩青山爬到了商老板头顶上的那股枝杈上坐下来,两人在洪水的包围中成了生死邻居。
  浑浊的一望无际的洪水缓缓地往前流淌,不时有死尸、木料、耕牛等牲畜漂浮而过。光阴在死神的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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