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2期-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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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起来非完美主义者似乎更有道理，但之所以“有道理”，是因为非完美主义者远比完美主义者多得多。所以完美主义者的看法，在主宰不完美世界的全体非完美主义者眼里，总是“非常奇怪”的。
　　所有的完美主义者都是天生的完美主义者，所有的非完美主义者都是后天的非完美主义者。非完美主义者在“成熟”以前都是完美主义者。大体说来，青春期以前的人都是完美主义者，但大部分人在度过青春期以后就“成熟”了，从完美主义者变成了非完美主义者。非完美主义者固然分为强人与弱者，但强弱总是相对的。
　　没有在所有方面永远强的强人，也没有在所有方面永远弱的弱者。每个非完美主义者都时强时弱，在此时此地此人面前强，在彼时彼地彼人面前弱。强与弱不断转换，在此时此地委屈别人，在彼时彼地委屈自己。一旦碰到更弱的弱者，弱者就会像强人一样委屈别人。
　　强人与弱者是一对好搭档，强人愿意委屈别人，弱者愿意委屈自己，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根本不关完美主义者什么事，然而完美主义者偏偏对这对好搭档横竖看不惯，但他看不惯还是要看，他看不惯的人却根本不看他，全力以赴地演好各自的对手戏，对完美主义者不屑一顾。世界属于非完美主义者，也属于完美主义者，但归根结底属于非完美主义者。
　　人类确实是不完美的，然而世界原本却是完美的。拒不接受人类对世界的委屈，正是世界原本完美的表现。世界不会接受人类的“完美”观念，人类眼中的“完美”，在世界眼里恰恰是不完美，所以人类改造世界的冲动和要求世界接受委屈的痴念，常常遭到世界的严厉报复和无情惩罚。再强的强人也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世界，再强的强人也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类，所以任何强人试图通过委屈世界、委屈别人使世界和人类仅对他一人显得完美的痴念从未实现过，但不完美的世界和不完美的人类倒被这些强人的痴念折腾得更不完美了。
　　完美主义者是不完美人类中的异数，不完美的人类却是完美世界的炎症，不完美的人类使原本完美的世界变得不完美甚至病人膏肓，而完美主义者试图恢复世界原初就有的完美和健康。


杂览随笔
■　　潘小松
　　因了居室的改善，旧习又来，从城南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旧书摊上陆陆续续买回许多曾经过眼或未曾过眼的书。对于满眼的书，我是易患馋痨病的，贪多嚼不烂，所以这回的读书笔记无论如何不会有焦点。好在所看到的文字都让我有感想，因此不管怎样凌乱，终归还是有思想的闪光的。否则，记下来便没有什么意义。对于没有什么意义的东西，文章架构得再严密，恐怕也还是没有什么意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的著作流传到今天，我独取《苏鲁支语录》（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徐梵澄译本），因为读来有凌乱的亲切，就像家有好东西没来得及收拾。“看呵！我厌足了智慧，如采取了过多的蜜的蜜蜂，我需要向我求索之手。我愿意赠与，分给，直使人群中的智者重欢其愚庸，贫者更欢其富足。”这便是语录体的思想录了，鲁迅先生早年的文字是很受了尼采的语录体的影响的。在冷摊上捡到1972年版的《鲁迅杂文选》，这本没有标明出版社和定价的书想是“内部发行”读物之一种。第二篇选的是1924年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演讲“未有天才之前”：“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森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拿破仑所以敢说自己比阿尔卑斯山还高，在鲁迅看来是因为他背后有许多士兵：“倘没有兵……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类似的议论几年前似乎听同胞散发过，只是比先生晚了七十年。小说家格非说专家与非专家的区别在于专家有常识，否定鲁迅的文字恰恰是没有常识的表现。写于1925年的“杂感”有这样一段话当年也是被收入《鲁迅语录》的：“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这样的话大概算很“尼采”了。曹聚仁先生的《我与我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是我喜欢反复阅读的回忆录。他曾对鲁迅说：“我相信你并不要希圣希贤，你是一个智者。你是尼采！”
　　先前说了，这篇读书随笔因逛旧书摊而起，并没有什么专题和章法。买回德莱塞的《巨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2月版）是因为这本书是与鲁迅先生有些关系的韦丛芜翻译的。我想从后记里得到些消息，然而只有“本书是韦丛芜先生1957年翻译、1958年出版的。译者已于1978年12月去世……”在版权页上看到“据新文艺版重排”字样。我买旧译本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那时候的人对待文字比较虔诚，译书的人出书的人都还比较认真。假如有人想写文学翻译史，大概涨价以前的外国文学作品中文本可以成为搜罗的对象。可以称得上翻译家的，大抵也在那个时期之前。有些翻译家名气不很大，却有不俗的翻译成绩，比如《涅曼河畔》（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的译者施友松：“这天是夏季里的一个节日。人世间万物喜气洋洋，欣欣向荣，散发出香味，扬起了歌声……”地道的中文加上张守义美丽的封面设计，这书你就不能不买了。大仲马的《玛戈王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是郝运和另两个人译的，买它是因为自己不知道十六世纪法国胡格诺战争是怎么一回事。有时候，小说比正史更能给人们一些历史常识。旧版书的另一个好处是读者可以通过一个时期所出的书籍窥测那个时代人的精神面貌和意识形态追求。《苏联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上下册，二十年前的出版物，现在单看标题就恍如隔世；不要说更早的“内部发行”的《现代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了。这部当年被《真理报》批评为“在塑造现代人的形象，评价现代生活方面失败了”的苏联小说在地摊上仅值一元钱。三十年前，能读到这本书的翻译本子是需要一些特权的。我父亲当年在宣传口管图书，我因此知道有这样一本书。谢苗·巴巴耶夫斯基写的另一本书《人世间》曾在潘家园旧书市重遇，可惜当时我也正往外清理书，没有买下。同一类“内部读物”这次买到的还有西蒙诺夫写的《最后一个夏天》。这本苏联小说是上海外语学院俄语系集体翻译的，“译序”是上棉二十一厂文艺组写的，很有时代特色：“西蒙诺夫炮制这套三部曲，前后花了十六年时间，经历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两个时期，得到了他们同声赞赏，被吹捧为‘战争小说中最受欢迎的’作品。”被“苏修喉舌”吹捧为“充满生活和艺术的真理”的《最后一个夏天》是反斯大林的小说：“反斯大林，这是修正主义上台的需要……”谢泳先生曾在一篇文章里阐明整理苏联文学译介过程的必要（见工人出版社今年出的谢著《杂书过眼录》），我以为这至少是一件有怀旧意味而因此有趣的事情。最近也思索过文学史的另一种写法。无论怎样，文学史是离不开当时的出版物的。有志于写“文革文学史”的人现在有必要去抢救那些废品收购站的“文革”小说了。它们无论怎样没有审美价值，终归还是第一手的文学史料。
　　E．B．怀特说散文家有一种幼稚的信念，以为别人都有兴趣读他的东西。“他是彻头彻尾激赏自己作品的那种人，犹如提着鸟笼散步自得其乐的玩主一样。”　（见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4月版《美国经典散文》）其实，读散文的人也有类似幼稚的信念，以为有趣不过散文这样的文体。散文是否有趣，我们不妨让读者自己去判断。“你为什么读散文？”这样的问题倒可以自己来回答，尤其是为什么读美国散文。闲着是看散文的时候，冬夏无事更是看散文的好时候。散文的文体奔放自由，信马由缰，少有拘束；没有规矩自成方圆。按这个条件，我以为美国的散文应当从爱默生算起。爱默生等“超验主义的贡献就在于在理想主义的旗帜下重新审视了美”。爱默生怀疑抽象推论，主张回归自然：“落日、森林、暴风雪、河景对于我来说，比朋友更为重要……”常说文如其人，其实这是一种文人对另一种文人的误解。散文的妙处正在这里。你可以从另一种叙事的散文里读到文章其实和人并不合一。《美国经典散文》里收有爱默生致卡莱尔的信，我因此断定爱默生并不是性情中人，倒是那个梭罗有点性情：“风轻轻地低声吹着，风吹过百叶窗，吹在窗上，轻软得好像羽毛一般；有时候数声叹息，几乎叫人想起夏季长夜漫漫和风吹动书叶的声音。”梭罗的《冬日漫步》经夏济安的译笔显得很有灵气。这篇文字给《美国经典散文》增色不少。我很怀念这样纯粹的文字。长于写景的作家，发起议论来面目就不那么可爱了。不知道是该怪梭罗还是该怪夏济安，《冬日漫步》结尾那段议论实在是不好恭维。
　　散文是靠了文字的韵致招徕读者的，所以你喜欢哪个美国作家，大可以找原文来读；翻译终究隔了一层。然而，我们仍旧不能无视中文版《美国经典散文》的意义。我注意了一下篇目，《美国经典散文》所收远不止一般意义上的散文家，所选作者几乎可以代表美国文学。题材也是散文集的要素。《美国经典散文》的题材广泛能从福克纳等作家的入选篇目里体现。不专门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翻译的读者从编者那里能收获的其实就是他们长年阅读的偏好和体会。认真的文学翻译在应约翻译的时候总要考虑自己适合翻译哪一个作家，哪一种风格。《美国经典散文》也体现这方面的优点。这本书跟流行的文学不太一样；阅读的人需要一些文学常识和文学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