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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24堂财富课--陈志武与女儿谈商业模-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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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大量的棉布,英国人用不了,必须找出口市场。本来,从棉花原料到棉布出口,都可依赖在北美的殖民地,可是,美国在1776年要独立了,对英国打击很大,逼着英国在亚洲找市场。而在亚洲,中国和印度人口最多,是最理想的出口目标市场。

“当然,有一点背景需要知道,在那时候,国家之间的贸易无法以纸币支付。比如,今天,美国公司到中国做进出口,可以付美元现金,纸币就行,因为各国间讲信用,整个世界更文明,更有秩序了,所以,中国人能相信美国的纸币,美国人也相信中国的人民币。但是,在18、19世纪还不是这样,那时,中国人、印度人不认外国钞票,英国人也不会认中国、印度的货币,各国之间只认黄金、白银做支付手段,或认实物。所以,美国独立之后,英国感到北美作为其外贸市场越来越不可靠,必须在人口更多的亚洲开拓市场,中国和印度自然是理想的地方。”

 

陈笛:“是呀,当时,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占世界一多半,英国的制造品往那里出口,不是很好吗?这也能促进中国产品出口到西欧。”

 

“从1760至1800的四十年里,中英贸易发展特别快,贸易额翻了十倍,主要依靠东印度公司在其间运输。但,这也带来两方面的挑战。首先,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乾隆盛世,没兴趣扩大跟外国人的交往,只许英国人在广州做贸易。为了巩固、扩大中英贸易关系,英国于1793年派特使马戛尔尼,率高厄勋爵、斯坦登爵士、麦金吐司船主及随从700余人组成使团,前往中国,向乾隆皇帝祝寿,但主要是商谈‘港口通商’问题,希望与中国建立正式、稳定的贸易关系。可是,后来因为磕头礼的问题,引发中英两方争议,也就是说,中方认为乾隆是天下的皇帝,所有人前往必须行叩头礼,要趴在地上叩十几次头;但马戛尔尼认为,这不可能,因为在英国即使见国王,也没有叩头礼,更何况他作为英国人,只有在英国国王面前才会下跪。争执之下,乾隆皇帝认为,不行叩头礼是天大的冒犯。结果,整个访问不欢而散,乾隆朝廷拒绝与英方就贸易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从此中断了中英两方的正式沟通渠道,为后来的鸦片战争埋下了种子。

“其次是贸易支付手段问题。刚才讲过,那时的跨国贸易只能以实物、金银支付,没人要钞票。到18世纪末,中国出口的80%到90%是茶叶,10%至20%为丝绸,而当时,中国基本不从国外进口货物,英国试过向中国出口机制棉布,但中国人不喜欢。所以,到18世纪末之前,东印度公司主要以银子换中国茶叶和丝绸,中国因此进口很多银子。问题是,美国于1776年独立后,英国越来越无法依赖来自美洲的银子。但如果没有足够的银子,拿什么来付给中国的茶商、丝绸商呢?随着从中国进口的茶叶越来越多,英国的这个问题日益严重。”

 

陈笛:“我们的老师说,18世纪,英国通过‘三角贸易’获得银子:英国货船先从本土装上制造品、烈酒等物品,运到非洲海岸卖掉,完成第一笔交易;再用得到的钱买下非洲黑人,装上船,运到中美洲如墨西哥等地,卖给那里的农场主做奴隶,得到当地盛产的白银,即完成第二笔交易;这些收入一部分用来购买美洲白糖、棉花、咖啡,运回英国再卖掉,剩下的以银子形式运回英国,即完成第三笔交易。照你这么说,当时的这些美洲白银,对英国在亚洲的贸易很重要了?”

 

“在英国、非洲与美洲间的‘三角贸易’,是另一个赚‘坏钱’的例子,贩卖非洲人当时很赚钱,但是不道德。1807年,英国和美国通过法律,严禁贩卖人口做奴隶。可是,在这种‘三角贸易’受阻之前,英国公司的银子就已经吃紧,美洲银路受挫后,英国当然更难找到那么多银子去中国购买茶叶、丝绸。

“在18世纪末,东印度公司形成了一个新的‘三角贸易’,即英国、印度与中国的三边贸易圈。东印度公司的货船从英国装上制造品,运到印度卖掉,再装上印度盛产的鸦片,然后,运到广东沿岸,把鸦片在中国卖掉,换成茶叶、丝绸,装上船运回英国,就这样完成整个英、印、中‘三角贸易’。换句话说,正因为有了印度的鸦片,才大大减轻了英国公司的银两支付压力,不用银子支付,而是用鸦片换茶叶、丝绸。解决了跨国贸易的支付问题后,中国的茶叶与丝绸出口量当然猛增,但同时进入中国的鸦片也大增。1730年中国进口鸦片15吨,1773年增长到75吨,到1820年升至900吨。”


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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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笛:“既然鸦片能替代银子,促进外贸发展,给中国茶农、丝绸商更多赚钱机会,这很好。当时的国际秩序下,这可能是合理的安排,让大家都赚钱。”

 

“但是,鸦片是毒品,随着鸦片进口量的增加,太多中国人吸鸦片上瘾了,一天没鸦片就无法活了。所以从19世纪初开始,鸦片进口已不再是帮助解决外贸支付问题,而是为了满足不可收拾的毒瘾,毒瘾开始毁灭中国人的意志。到1834年,鸦片年进口量已超过1400吨,中国的茶叶与丝绸出口已远不够支付进口鸦片的钱,中国的银子开始大量流出。

“1839年,道光皇帝派林则徐前往广州禁烟。林则徐到广州后,立即执行禁令,把大量鸦片扔进大海。那年,林则徐发函质问英国女王,为什么英国在其本土、爱尔兰以及苏格兰禁止鸦片销售,明知道鸦片对人体有害,却把大量鸦片贩卖到中国?为什么他们为了赚钱可以这么没有道德,采用双重标准?

“之后,英国政府并没回应鸦片贸易的道德问题,而是指责中国将约300万磅的鸦片扔进大海,损害了英国的私人财产。随即,英国派出皇家海军,东印度公司从印度派出其舰队,于1840年6月抵达广东沿海,开始所谓的‘鸦片战争’。由于英国海军在当时世界上所向无敌,很快击败清朝军队。作为停战条件,清政府跟英国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地赔款。”

 

陈笛:“鸦片战争的背景原来是这样。不过,你说过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事件,是中国现代化、对外开放的起点,那不是也具有正面意义吗?”

 

“鸦片战争的负面意义在于当年大英帝国的不仁与霸道,在于它对中国主权的侵略,在于它的‘不管好钱、坏钱,是钱就赚’的一面。从更长的历史视角看,那次战争以及其结局也有积极的一面,逼着中国开放了,让中国接触世界,加入全球体系,走向现代化。试想,如果1793年马戛尔尼访问中国时,乾隆皇帝和朝廷大臣们能够有开放的眼光,而不是封闭自大,如果那次能积极利用英国与中国贸易的愿望,努力建立某种双赢的贸易体系,那么,鸦片贸易或许不至于走到那种地步。由于当时中国对世界不够了解,世界也不了解中国,在那种情况下,任何矛盾和误解都可能导致武力冲突。那次战败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迫使社会精英谋求自强,迫使中国朝野正视世界。可以说,如果没有那场危机,或许就没有你爸爸到美国来了,中国和世界也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陈笛:“东印度公司贩卖鸦片赚钱,这当然是极端的为富不仁行为,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商业伦理可能难以判断。特别是,既然我能通过卖某种东西赚钱,说明我卖的东西满足了别人的某种需求,他们的需求到底是好是坏,这不关我的事,是他们自己的事。满足了他们的需求,不就是对社会的贡献吗?”

 

“实际上,我们可以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去判断。在我们家里不能做、不能用、不能多吃的东西,就不要想法鼓励别人去做、去用、去多吃。”

 

当然,我跟陈笛关于商业伦理的讨论,到今天还没结束,看来这不是一两天的事。她认为“我只管赚钱”,而我说,赚的钱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既然有两种钱可赚,既然有选择,为什么还要去赚不道德的钱呢?


如何让员工心疼公司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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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名叫Dunkin’ Donuts的连锁店,专卖早餐面点、咖啡和其他饮料,光带甜味的烤面包就有50余种。自从1950年创办到现在,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已有7000多家加盟店,每天客流有300多万人。Dunkin’ Donuts跟星巴克在商业模式上特别相似,在全球的渗透面几乎同样广泛。它的市场定位是社会的中低层,是一般大众,所以,饮料的价格较低;而星巴克的定位高,咖啡饮料价格相比要高得多,而且它的分店主要在高档社区、高档商业中心和办公楼。

对于多数服务业公司而言,运营管理、员工管理是决定其成败的关键之关键。像Dunkin’ Donuts这么庞大的跨国公司,特别是它许多分店都在极为普通的社区,甚至在不太安全的贫民窟,员工素质也常常很一般,所以,如何管理其品牌和庞大的公司组织,不会是件容易的事。

过去几年,不知不觉地我也喜欢上了它们的面饼,这里也成了我和陈笛经常光顾的地方。2007年2月18日早晨,开车带陈笛去附近的一家Dunkin’ Donuts分店。那天,我们比较懒,不愿下车,就坐在车里点了所要的东西,我要一杯咖啡和一个鸡蛋与奶酪夹饼,她要了半打叫做“Munchkins”的炸面球。“Munchkins”是美国人对小朋友的昵称,就像我们中国人喜欢把小孩叫“小不点”一样,所以,称这种小面球为 “Munchkins”有一语双关的效果。一个“Munchkins”,一口即可吃完。

 

等我们交了钱,拿到东西,陈笛看看袋子装的,就说:“爸爸,你看,她们又给了10个,我们只付钱买6个,可她们还像上次那样,多给我4个。”

 

“是不是她们喜欢你,为了让你高兴,多给你几个?人家是好意吧。”

 

陈笛:“也许是。不过,这店子不是她们自己的,她们多给少给都无所谓。等以后我办自己的公司时,绝对不会允许我的员工这样无所谓!”

 

“为什么你觉得她们会无所谓呢?”

由此看到国有企业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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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笛:“因为反正公司赚不赚钱,跟她们没关系,她们拿到工资就行了。人为自己干活与为别人干活就是不一样,为自己干活会处处仔细认真的,也不会浪费。”

 

“你这个观察很好,很到位!人们常说,花别人的钱不心痛,只有花自己的钱才心痛!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国的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突出和普遍。”

 

陈笛:“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国有企业?企业由国家或政府所有,不等于是不归任何人所有了吗?谁还会在乎这些公司经营的好坏,亏损还是盈利?这些国有企业的员工肯定像Dunkin’ Donuts的员工一样,工作起来无所谓。”

 

“实际的经历的确像你说的那样。在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有化运动,几乎把所有土地、生产性财产都收归国有,变成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有土地,等等。中国经济国有化之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到20世纪70年代头半期,国有企业出现大规模亏损,使中国人的收入、经济状况降到低谷。爸爸在1974至1979年读初高中时,每顿饭不到三两米,除了白菜、南瓜外,也没什么菜吃,吃了上顿盼下顿,总是处于半饥饿状态,或许这就是为什么爸爸身高才一米七。即使对于那时已参加工作的你大伯他们,也是四个月的工资才够买一辆自行车,或一块手表。在农村,你爷爷下地干活一天只够买一只鸡蛋,五天才够买一斤肉或一斤鱼。1978年,中国国有经济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终于开始了改革开放,重新允许民营企业发展,使中国经济得到快速状大。

“不仅中国,几乎所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都实验过国有企业,由国家拥有并自己经营企业。比如,奥地利在‘二战’期间被德国占领,1945年‘二战’结束后,德国在奥地利建设的军工厂、银行、基础设施都被奥地利没收,这些资产就成了奥地利的国有企业基础,使奥地利从此有较高的国有经济成分,1951年时其国企产出占全国的22%。到1985年,奥地利国营企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当年的亏损超过了1946年到1984年间所有国营企业的红利总和。从而引出争论,是否还要国有企业?1987年奥地利首试民营化,1993年议会通过法案正式把私有化作为主要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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