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活法-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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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们不但得到代理店的支持，而且得到客户的广泛支持。
在DDI公司创业后不久，我也给一般员工提供按票面购买股票的机会。因为我想，DDI公司迅速成长发展，迟早要上市，我要用获得资本收益的方式去报答员工的辛勤劳动和表达我本人的感谢之情。
另外，我作为创业者，原本可以持有更多的股权，但是，实际上，我连一份股票都不曾持有过。因为在DDI公司创业之际，我不想掺杂任何私心。
假如我那时哪怕只持有一份股票，别人也会认为我到底还是为了赚钱，而且DDI公司其后的发展也会与现在不同。
在开始手机事业（现在的au）时，也有类似的经历。自从开始DDI公司的事业以来，我确信手机市场前途光明，并认定它的普及将为国民的生活带来巨大方便。于是，决定参与该事业，但是这里也出现了大问题：
原因是紧跟DDI公司之后，又有一家公司参与了进来。由于频率方面的原因，在同一区域，除NTT公司以外，只能由一家公司运营。因为受其制约的缘故，新加入进来的两家公司必须把事业区域一分为二。
从事业收益性考虑，双方都希望得到人口集中的首都圈的区域，所以很难达成共识。我建议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公平决定。当时的邮政省指责通过抽签方式决定这样的事业是不慎重的。
但是，这样没完没了、看不到目标的拨河，事情将无法得到解决。如果这时某一方不让步，移动通信事业也许就不能在日本扎根——抱着该想法，我决定把首都圈和中部地区这个最大的市场让给对手，而把其余的区域留给自己。
由于是自己提议对自己不利的条件，在DDI公司的董事会上，大家面面相觑，指责我把包子馅让给别人吃而自己只打算吃包子皮。我说“舍一时利益得长远利益，忍一时之负以求最终的胜利”，希望大家努力把馒头皮变成黄金皮。于是，事业终于起步了。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事业一开始，我们的业绩就不断增长。大家都知道，现在手机事业部改名为au，和NTTDoo公司激烈竞争，难分胜负。
DDI公司和au公司的成功是因为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的信念赢得了上天的保佑。我认为这就是动机善则事必成的证明。
经营利润取之社会，用于社会
京瓷公司的经营理念是：“在追求全体员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幸福的同时，要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贡献”。企业经营的首要目的是实现员工的幸福生活。但是，如果仅仅如此的话，那将是为某一个企业牟利的自私行为。作为社会的公器，企业有为世界、为人类尽力的责任和义务。
正因为如此，公司在开展后来业务时也很顺利。这表明，从利己经营转变为利他经营，这种经营理念正在传播开来。
创业伊始，我就用心这样来经营。创业数年后，公司经济基础得到稳固时，我把年终奖金一个个交到员工的手里以后，建议他们考虑一下拿出奖金的一部分捐献给社会。职工拿出一点点钱，公司也提供与从等同额度的钱，捐献给那些连新年年糕都买不起的穷人。
员工们对此很赞同，爽快地捐献了一部分奖金。这是京瓷公司今天所从事的各种社会贡献事业的开端，这种精神今天仍在继续没有改变。
也就是说，从创业不久起我就努力实践利他精神，即把自己辛勤汗水的结晶哪怕是一小部分用他人，使它有益于社会。
出于“奉献于社会、奉献于人类的工作是一个人最崇高的行为”的个人信念，在1985年，我创设了“京都奖”。投入我所持京瓷公司的股票和现金等个人财产200亿日元成立稻盛财团，挑选出尖端技术、基础科学、思想艺术等各个领域取得优异成绩、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进行表彰，颂扬他们的功绩。在这种宗旨下成立的奖项，现在，已经成为与诺贝尔奖匹敌的国际奖，深受大家的好评。
由于京瓷公司发展的结果，我的个人资产也意想不到地剧增，这是在大家的支持和帮助下获得的，决不能据为私有。社会给我的、或者说社会暂时给我保管的资产以有益于社会的形式还原于社会才符合道理。这个京都奖在回报社会的同时，又是我的利他哲学的一种实践。
我的社会慈善事业受到高度评价，在2003年，我被卡内基协会授予“安德鲁。卡内基博爱奖”。在过去的获奖者中，有比尔。盖茨，乔治。索罗斯，特德。塔纳等世界级慈善家。作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日本人，我在颁奖仪式上这样说道：
“我是工作‘一边倒’的人，我创办了京瓷和KDDI两家企业，并幸运取得了超出预想的发展，也积累了一大笔财富。我对卡内基说的‘个人的财富应该用于社会的利益’这句话十分认同。因为我自己以前也有这样的想法，财富得自于天，应该奉献于社会、奉献于人类，因此我着手开展了许许多多的社会事业和慈善事业。”
先前讲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认为“君子疏财亦有道”，也就是说用钱比赚钱难。用利他精神赚取的钱财应该以利他的精神使用。尽管微薄，我希望用这样正确的“散财”方式为社会作贡献。
日本啊，把“富国有德”定为国策吧
善意的思考和恶意的思考自然而然就导致事物最终走向不同的结果。
比如，在和他人发生争执的时候，特别想驳到对方，让对方自己承认缺点。我想，还是体谅对方，与对方一起寻求解决良策，这在解决同一问题时，其结果是迥然不同的。有无对对方的“体谅”是产生差异的原因。
以前，围绕日本市场的封闭性，日美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我提议成立“日美21世纪委员会”，以两国的民间人士为中心，就两国之间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坦诚的对话，以此促进日美关系的改善。
当时，我建议相互之间不要剑拔弩张指责对方不对。如果不考虑对方的实情和背景，一味地说“你不对”，“不，你让步才对”，这样一来，原来可以一致的都达不成共识。仅仅以得失或争论的输赢为目的的谈话一定无果而终，甚至造成更加不信任。
所以，首先要尊重对方立场的态度，不只固执于自己的意见，也充分关心对方的想法，把利他思想作为基础就能够促进对话。而且，我认为如果有必要的话，日本应该率先让步。为什么呢？因为战后的日本是得到美国的很多恩惠——不遗余力地提供粮食和技术或者为日本产品开放了一个巨大市场等——才复兴、成长起来的。
即使它是美国世界战略的一个环节，但是，他们对我们非常宽容，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这次我们向对方表示“体谅”，该让步的让步，掌握利他之心，这难道不是已成“经济大国”的日本应尽的职责义务吗？
基于这样的宗旨，该委员会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讨论后，向日美两国政府递交了建议书。
在设计今后的“国家的模式”中，关键词除体谅（关心他人）的精神外，还有以德为基础的建国方略。
以前，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川胜平太教授曾说过“富国有德”。他提出“立国不凭富而因德”。即有效使用财富的能力，以德行报答他人和他国的建国模式。不是通过武力或经济经济实力，而是以德行为他国做“善事”，获得信任和尊重。
我也认为应该把德作为国策的基础。这才应是曾经因追求本国利益而遭受惩罚的日本先于他国率先垂范的事。
日本的目标既不应是经济大国也不应是军事大国，而应是以德重建国家；既不是擅长打小算盘的国家，也不是忙于炫耀军事力量的国家，而是以人类崇高精神之德作为国家理念，并与世界接轨。
一旦成为这样的国家，那么，日本就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尊重。而且，也不会有企图侵略日本之辈。从此意义上讲，它应该又是最妥善的安全保障政策。
这样的“美德”是否被遗忘
中国革命之父孙文先生1924年在神户进行一次著名的演讲。在此次演讲中，孙文比较了欧美文化和东亚文化的“王道和霸道”。
以武力支配人的文化，起源于欧美，中国古语称之为霸道。与此相对，王道在东亚源远流长，引导人们遵守道德。
孙文警告当时向扩张军备、扩大领土方针倾斜的日本应该选择“王道”而不应该选择“霸道”。遗憾的是，日本选择霸道，径直投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而且，战争结束后，一直到最近几年，采取的都是经济上的霸权主义政策。
但是，今后国家和人民如果不把以同情心、利他之心为根本“德行”的王道的生活态度作为基础，我担心日本又要犯大错了。
天台宗中有“忘己利他”的说法，意如其字。这是忘记自己，为他人尽力的佛教的教诲。因为“忘己利他”的发音听起来像“已是惩戒”，所以，天台宗座主山田惠谛曾教导我：“追求物欲就已是惩戒。今后，自己的事情暂且不管，必须为他人竭尽全力。”
我之所以如此强调，是因为我强烈感觉到同情心和利他的美德在当今日本的社会已经丧失殆尽。
同情心或利他信念如果被遗忘，剩下的就只有一己私欲了。容忍和放任私欲的结果不就表现在现今的世态上吗？
以前，日本曾发生过年仅19岁的少年惨杀一家四口的事件。由于罪行重大，尽管罪犯没有成年仍然被判为死刑。该少年自解法律，自认为没有成年无论做什么都不会被判死刑。
关于此事，报道该事件的杂志记者写道：“如果少年了解法律，那么该事件也许就不会发生。”但是少年了解法律，那么该事件也许就不会发生。”但是，少年在知晓法律之前更应该知道不能杀人这个根本的道德观和伦理观。因为不能杀人、不能伤人，这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人生态度，也就是道德观的范畴。
以道德为基础的人格教育刻不容缓
为什么我们失去了最根本的道德规范呢？为什么忘记了同情之心、利他之心呢？其实答案非常简单，主要是因为大人没有教导孩子。战后大约已经过去了60年，可以说现在的日本人没有受到任何道德方面的教育。我是战前接受了教育的人，所以，我非常清楚这些情况。
把尊重自主性扩大解释为放任自流，只是授予相当多的自由，而对于自由对等的做人应该履行的义务却没作任何教育。作为人，理所当然应该具备的道德，甚至应该掌握的经营社会生活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规则都被我们忽略了。
从前，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人生指针的是以佛教和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这些宗教教诲成为我们经营生活时的道德规范。
即使暗中做坏事，也逃不掉神佛的慧眼，所以必遭报应。而默默无闻积累善行的人也不会被神佛视而不见的。这种观念来源于信仰，让人不得不思考“什么是正确的做人准则”。
但是，近代的日本，伴随科学文明的发展，这样的宗教被不当一回事了。与之相伴的是，人应该具有的道德、伦理、哲学等等逐渐被忘却了。
哲学家梅原猛先生曾说：“道德缺乏的根本在于宗教的缺失”。我也深有同感。特别是战后的日本社会，基本的道德伦理几乎从日常生活和教育中消失了，这与战前以国家神道为核心的专制思想统治形成了两个极端。
政府一方面强调综合教育，一方面却看不到以道德为基础的人格教育的任何实施措施。再加之重视“个性教育”之余，根本不好好教导做人最低限度应该掌握的道德规范。幼儿园也标榜“自由教育”，让身心没有发育的幼儿们放任自流。于是，在成人之前，连掌握必要的最低限度的规范的机会都没有。
这样一来，处于身心成长期中的青少年更有必要学习、思考“人应该怎样活着”这个严肃的问题。另一方面，社会应该给他们创造这种思考的氛围。
而且，我认为在学校教育中，应该指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现在的日本，学习成绩好的孩子和学习成绩差的孩子被区分开来，形成优待前者、重视学历的社会环境，这样大大歪曲了年轻人的职业观。因为取得好成绩就可以顺利进入政府部门和大公司，而心灵手巧、善于接人待物等学业以外的特性都被抛弃了。
为了纠正现状，应该从小学生起，告诉他们开展教育，社会有365行，很多人都在各自行业里勤奋工作，因此社会才得以成立，人们才得以生活。应该实施职业教育，传授实用知识，比如，让希望当理发师的孩子知道要进什么样的学校学习、取得什么样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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