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文魁-第76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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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是复接着桓范，二人进入书房——是复这间书房是模仿是勋书斋而建，内中陈设大同小异，只是藏书没有那么多。当下二人摒退从人，促膝密谈，是复低声说道：“卢慈范欲求脱身之策也。”
自从曹操驾崩、曹髦登基以来，群臣请求罢废刺奸、校事的呼声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一开始卢洪没把这当一回事儿——我等乃天子耳目，若罢废之，则是闭塞天听，削弱君权也，新帝虽然年幼，瞧上去也挺精明的，不会做这种自废武功的蠢事吧。
可是最近风向日益不对，因为不仅仅外朝而已，竟连内廷的崔琰也开始劝说曹髦废刺奸、校事了。崔季珪固然欲长君主之权，但他终究是传统士大夫，对于特务组织存在着天生的恶感，于是劝告曹髦：“天子以臣为耳，以吏为目，何须校事？校事之设，初为行军令也，唯小人而可治小人，今施于朝，是以小人监士大夫矣。若罢废之，无害君权，反使百僚归心，皆颂陛下圣明……”
崔琰在内廷的权势日盛，就连门下监刘放都要瞠乎其后——刘子弃论学识、论名声、论出身，也全都差崔季珪远矣——这当然瞒不过卢慈范去，所以一听说崔琰都开始说自己部门的坏话，当即明白，大势去矣。
就理论上而言，只是裁撤一个内廷部门而已，象卢洪这种有正式编制的官员，没有直接下岗的道理，总得给安排一个别的差使吧。问题百僚皆恨校事久矣，自己一旦去位，还可能在官僚体系里继续混下去吗？不定谁找个错处，就要自己人头落地哪。
这时候的刺奸头子名叫徐邈，字景山，燕国蓟人也，很早就跟随了曹操，为司空军谋掾。后来曹操曾经一度颁发了禁酒令，徐邈却一刻也离不得杯中之物，私饮至醉，正赶上校事赵达来找他，徐邈随口就说：“中圣人。”赵达禀报曹操，曹操大怒，欲严惩之，幸亏度辽将军鲜于辅帮忙说情，才仅仅贬官一级而已。所以丁仪遇刺后，曹操就用徐邈为刺奸——你差点儿被校事给害了，如今我让你也管这一摊事儿，你行事应该谨慎一些吧，也方便跟外朝诸臣沟通。
徐邈担任刺奸时间不长，也没有什么恶行，士大夫仍然引为同侪，所以他换个饭碗不会有事儿，可卢慈范就必然没那么好运啦。因此卢洪就找机会联络是复，恳请是令公给指点一条明路——可别逼我把你们那点事儿全都给兜出来！
是复先找桓范商量，桓范沉吟道：“此人颇知主公阴私，不可留也。”是复说若是能使他离开洛阳，我自有办法收拾他，问题是——“若不先安其心，事恐不协。”先得让他瞧见脱身的希望，放松了警惕，那才不至于急着跟咱们拼个鱼死网破。
桓范说了：“须先与主公商议。”咱们跟这儿琢磨得再好，没有是勋点头，那也是不能胡作妄为的。是复点头，说因为老爹还没回来，所以我才先跟您透透风儿，您好预谋对策。说到这里，不禁一蹙双眉：“阿爷近制新律，竟不见睫瞬之祸，吾所不解者也……”
是勋在朝堂上提出建议，要新修《魏律》，曹髦直接就把这活儿交给中书台办理了。然而是勋请求扩大中书台的编制，却被曹髦一口回绝，曹髦说了：“外朝事烦，内廷则简，秘书、门下，及顾问侍从辈多悠游而已，令公可择能者暂署中书也。”
你们外朝把大权都给揽过去了，内廷那么多人只能吃闲饭，你倒不如挑点儿人先去中书台帮忙，助你制律吧。
桓范听闻此事后，便即一针见血地指出：“此天子欲广内廷之权也。”内廷这票人得以插手外朝政事，通过制定律法可以大刷经验和声望，等事儿完以后返归内廷，必然加大天子的权柄啊。是勋说我也明白这一点，问题总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儿硬要跟天子对着干哪——“且若制律立功，则可命之外朝也。”这又不跟东汉似的，内廷多为宦官，只好从哪儿来回哪儿去，等制定完了律法，我把他们全都召来外朝，那不就结了吗？
是复认为：“此必崔季珪之谋也！”其实这倒真是冤枉崔琰了，是勋临时提出制律的动议，曹髦当殿允准，还真没机会去征求崔琰的意见。是复总觉得再小的脓包都应当立刻挤破，老爹投鼠忌器，不愿直接跟皇帝产生冲突，所以暂放崔琰一马，只怕将来后患无穷啊！其实那小皇帝有啥可怕的？
再者说了，你即便要摆出宽仁忠厚的样子——估计能看透是勋并不宽仁的明眼人还真不多，是复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暂时不跟他崔季珪计较，那也得随时睁大双眼，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啊。老爹倒好，一摊上这制律的事儿，就真的********扑在了工作上，你瞧，竟然那么晚还不着家——他究竟都在想些什么呢？
桓范说了：“主公尝言：‘人之死也，非止身灭，言多漫漶。然吾得立经、制律二事，足可不朽矣。’范亦然之。”
是复说制律为国之大事，他要真是专心制律也就罢了，问题是还召集人手，摆弄种种奇巧小道……我真不知道他是中了什么邪了，是不是赵爽、马钧他们给老爹下了蛊啦？
第十九章、编定魏律
是勋认为自己只要做好了两件事，便可千古不朽，一是主持树立“建安石经”，二是主持制定《魏律》，对此桓范深以为然，是复对此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是勋最近把主要精力全都放在了《魏律》的编定上面——正好可以更名正言顺地把台中事务都推给刘先和郑浑，反正若真有关乎国家大政方针的要务，那俩也不敢自作妄断，总须是勋拍板，但这类事儿终究凤毛麟角——目前编撰小组已经组建完成，正在做前期的梳理和协调工作。
他本来想扩大编制、自组班底，结果被曹髦给否决了，让他从秘书、门下二省挑人帮忙。当然啦，秘书、门下也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起码崔琰、刘放等主要负责官员是不可能撂下手头的活儿跑中书来帮忙的——再说了，是勋也不愿意跟磪季珪共事——那么可供选择的余地就并不太多啦。是勋主要行文崔、刘，讨要了十几名下级官吏来做文书保管、文字编排等杂务，真正参与律令编定的，则是门下分管的那些文学侍从之臣。
汉代的侍臣班底是非常庞大的，是勋本人就曾经做过侍郎，并没有实际职权，不过备皇帝顾问，并且贡献诗文以粉饰太平而已。魏朝因为外朝官僚班子的扩大，很多人才都从内廷流向外朝，侍臣数量也因此大为减少，品级有所下降——如贾诩、刘晔之类重臣元老虽然也无实际统属，也备皇帝顾问，却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侍臣。
是勋调了六、七名侍臣过来。其中就包括了老朋友王粲王仲宣。此外。他还请求让刘晔担任编纂小组的第一副组长。第二小组长则以朝命请征正在陈留老家等死的毛玠毛孝先。
毛玠原亦为曹魏的开国功臣，但后来遭到曹操的厌恶——据说为丁仪进谗所致——竟被免官。是勋觉得此人颇为可惜，再加上毛玠耿介忠直，有治国干才，故此特意说动了曹髦，加毛玠资政大夫的荣誉头衔，请他出山相助。
是勋制律，主要指导原则有三：一。《汉律》除《秦律》之烦冗，但难免有删错的章节，再加上时代在进步、情况在变化，历代被迫添加了很多“令”、“科”，也就是临时规条进去，体例因此混乱、体系因此松散；今制《魏律》，就是要加以重新整理、分类，使其规范化，并且因应实际情况的变化，增添很多新的条文——比方说近年来商业活动日益繁盛。为此制定了相对细密、明确的商法诸条。
二，是勋认为法律若不细密。就会有漏洞，有刁民会钻空子，可是制定法律又不可能堵住所有的漏洞，故此编定新法的时候，言辞力求简洁而准确，同时保留随时可以扩充的接口。同时法律条文若过于严密，又易堕入《秦法》之故辙，故此明确区分公诉和自诉，对于自诉类型的案件，本着“民不举，官不究”的原则，放给民间以更大的自主权。
终究宗族势力之庞大是回避不了的现实问题，是勋要真想把地方宗族之权都收归官方的话，会给自己和政府都造就很多潜在的反对者，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他可不会去做——就算要做，也必须和风细雨、润物无声地一步步来。
三，本着儒家“仁”的原则，大幅度缩减连坐的范围，减轻其刑罚——要彻底废除连坐，就目前政治环境来说，应该还做不到。同时删掉了很多不人道的肉刑，以及侮辱性刑罚——比方说废除宫刑。最终将刑罚确定为死、耐、作、流、赎、罚金六种。
耐刑比旧有的髡刑为轻——废除了髡刑——也就是剔去犯人的胡须，但保留头发。是勋虽然挺喜欢自己目前长须飘飘的形象，但终究基于来自未来的魂魄，对于男人是不是一定要留胡子，抱持着无所谓的态度。其实有没有头发也无所谓，但终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弃”的传统观念仍然很牢固——其实这里说的“发”是指毛发而非头发，也包括了胡子——士大夫皆以受髡为仅次于被宫的奇耻大辱，是勋废掉髡刑，是可以得到众人礼赞的，同时保留耐刑，也不会对保守派造成太大的观念冲击。
作刑就是徒刑，流刑就是流放。赎刑是指用财物来抵偿一定的罪过（与按律罚金不同），小组成员有人提出了“杂抵”，即官僚、贵族可以用夺爵、除名、免官等方式来抵罪而不受刑罚，是勋将之归入赎刑，并且规定了可抵之罪的上限。原本历史上的杂抵和赎刑，上自死刑，下到杖、笞，皆可抵偿，等于使贵族、官僚、豪门犯罪享有减免刑罚的法定特权，对此是勋是坚决反对的。他限定了，唯耐刑和一年以下作、流可以抵赎，死刑及一年以上的作、流，就算你交个王爵出来也照样不可免受。
当然啦，终究是封建社会，真要是天子一纸赦令，对于贵族、官僚们来说，再大的罪过也可消化于无形，碰到这种情况是勋也禁止不了。
基于是勋当日在朝堂上请求制定《魏律》之时对曹髦所说过的话，小组有成员提出正式把儒家礼仪作为制律和执法的指导原则，甚至把“春秋决狱”精神写进《魏律》里去。是勋舌战群儒，再加小组长的强力压制，好不容易才把这股歪风给煞下去了。
是勋说了：“法以摄众，不可苟且。若可委曲，必有小人趁隙取利也。《春秋》之义，知之者众而深明者寡，若非董子，谁能实得儒礼之精要而施之于法耶？”至于他当年就搞过“春秋决狱”那一套，当然自动无视啦——“若执法之官无董子之识，而擅为董子之事，则有法亦如无法，吾等尚制之何益？”
不是每个执法官员都能秉持公心，并且象董仲舒那样深通经学要义的，你要是开了这个口子，是个人都敢“春秋决狱”一把，那法律条文不就形同虚设了吗？则法律法规的严肃性何存？
制定《魏律》是个大工程，不是一个小组十几二十人凑一起闭门造车就能搞出来的，还必须倾听各方面意见，吸纳各部门经验，才能尽量做到完善和公正。是勋作为小组长，肩上的担子实在不轻——所以说，若非此事真能使他万世不朽，以他疏懒的个性，才不会********都扑上去哪。
后世有句话叫“理解万岁”，正说明了人与人之间往往缺乏相互的理解，所以才特意要喊句口号出来，并加“万岁”二字以作赞叹——即便亲生父子之间亦然如此。在某些方面，是复是绝对理解老爹的，但凡老爹抓官、揽权、搂钱，以及刷声望的举动，他向来举双手双脚赞成——因为这些资源和成果很大可能性将来会遗留给自己——但对于是勋另外某些行为，他却彻底难以理解了。
制定《魏律》是刷声望的妙计，倘若是勋把全副精力都放在了这件事上，从而一定程度上疏忽了对政敌的防范，是复顶多也就发几句牢骚而已，他会与桓范一起拾遗补阙，帮忙父亲堵上种种漏洞。然而是勋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上班批示某些不得不由他决断的公文，以及开会制定《魏律》外，却偏偏还匀出将近五分之一的精力，在关注另外一件事情——一件是复觉得毫无意义，仅仅出于个人兴趣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说白了，是勋在“搞科学”。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此为万世不易之箴言也，是勋早在篡改经学要义的时候，就尝试着向士人阐述和灌输这一理念，并最终编纂完成了《物理初言》。然而思想改造工作从来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况且人的思想总是跟随着时代而进步的，当生产力还达不到某种规模，社会模式尚未上升到某一阶段的时候，愿意和能够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人总是寥寥无几。而就算是勋利用自己的名望，再用儒家学说来包装，真能把新观念灌输进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