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一九零二-第20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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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无实据。”陈文强淡淡一笑，说道：“再者，就算刑讯有用，可若将其拿下，消息难以封锁，岂不给与其勾连之盗匪以窜逃之机？”
“那大人分别召集各县乡局士绅，是何用意呀？”陈炯明疑惑地问道。
陈文强淡淡一笑，当然不能说破自己的异能，只是模棱两可地说道：“查其颜，观其色，威慑加劝诱，或许能起到作用啊！还有，各地兴办民团也要靠他们出资捐钱哪！”
作为一种民兵组织，团练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但晚清之后的团练，其基本精神则直接源于嘉庆年间镇压白莲教起义时的“坚壁清野，筑寨练团”等经验。在广东，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内忧外患再一次刺激了团练的勃兴，但到了清末，团练的发展又受到了朝廷的抑制。准确地说，官府是既提倡又抑制的矛盾。
官方提倡各地办团是出于抵御盗匪的需要，同时，官方又不敢完全放手让地方自由办团，要防止民间武力的膨胀，于是便出现了这样复杂、矛盾的状况。
而官府的这种复杂心态，又势必影响着各地士绅阶层办团的积极性。筹集办团经费是办团的关键，也是难题。由于办团经费基本上依靠地方士绅自行解决，官方意志在办团过程中过多体现，反倒使经费来源出现问题。造成的结果往往是“禀来禀去，经费仍须自筹，官与绅则互推诿”。
二十世纪初，广东各地在官方要求下兴办团练，却得不到地方士绅的充分合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官绅之间存在的裂痕。当时的舆论便说：“粤省各属，盗匪出没，地方虽迭经札行团练，卒以款项难筹，或办理不终，或并无成议。其富厚之乡，雇勇防守，亦皆虚有其表……”
……………（未完待续。）
第二百二十一章多管齐下，西南
对陈文强来说，地方军事化有利有弊，不好判断；但就现在的剿匪来看，却是利大于弊。
俗话说：强龙难压地头蛇。陈文强虽然从琼州带来了精兵强将，但剿匪不是打仗，不依靠地方土著乡勇，人生地不熟的警察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任务。所以，他一方面要招收土著警察，一方面要依靠地方民团抵御盗匪。
对此，他的办法是成立民团教练处，训练和督促民团行使正常职能，也是一种变相的控制。此外，他还准备从枪枝、弹药的申购、请领、保管等方面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以使隐患降到最低的程度。
而从兴办团练的积极性来看，商绅有很大的热情，传统士绅则较为消极。随着地方自治的推进实施，陈文强认为民团以后可以由各地具有新思想的咨议局议员来掌控，成为立宪派的隐性武力。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陈文强在剿匪的事情上是有着一个智囊团在搜集资料、筹谋研究，动用了明暗各方的力量。明的是警察、巡防营、民团，暗的则还有他所掌握的江湖力量。
广东的盗匪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股匪众多，多则数百人，少则十数人，各自为匪，互不相属。这种“遍地皆匪”的状况，无疑是加大了剿灭的难度。但在其中，也有一定的联系，那就是会党。在晚清的广东，会党以三合会为最盛，而“三合会者，盗贼之母也。凡欲为盗，必先入会，既已入会，便思作歹”。
简单地说。不是所有的会党都是盗匪，但大多数盗匪却出身会党。抓住会党这个关节，对剿灭匪盗极为有利。而兴义堂的耳目，加上徐春山、李家俊原来的出身和人脉，便成了陈文强可资利用的手段。
剿匪既是复杂的工作，陈文强自然要用多管齐下的办法。
而广东盗匪的另外一个特点便是相对集中于经济较为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尤以南海、番禺、顺德最为猖獗。这无疑也是一个有利的因素，距离广州近，调兵前往的速度快，地方富庶又能提供经费，商绅对于治安的热情又高。
陈文强当然不会始终把剿匪工作放在首位，但开一个好头，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培养出一批缉捕剿盗的精干队伍，却是他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很自然。他把目光放到了盗匪最为猖獗的广、肇两府，而重拳却是首先要砸向南海、番禺、顺德这三县。
这一通盘计划自然不会为人所知，陈炯明也就觉得迷惑不解。
在召集顺德县乡局士绅的会议上，陈文强是客气的，是和蔼的，所说的也多是陈词滥调。什么“保良攻匪”，什么“举报捆解”，什么“包庇纵容。严惩不怠”，这些都是官府早已有之的规定条文。重新说一遍有作用吗？
当然，也有一些新鲜的东西。比如委派了县警察局局长，还有随同前往的二十名警察；比如表彰了自告奋勇办团练的士绅卢天骥，慷慨拔付枪枝、子弹，并委派民团教练三人；比如向各乡团派驻民团教练两人；比如地痞、流氓尽行登记，待清乡时作为重点嫌疑人进行讯问；比如改变勒缴花红……
其实有所改变的有不少。但似乎都是缓不济急的策略，而不是众人所预期的雷霆打击的清乡。而且，陈文强向众人坦言了剿匪的艰巨性，要制定出完善、有效的清乡策略，还要等他召集完各县乡绅开完会。并且巡视完各地匪情后，才能够完成。
会议有些冗长，但良绅有些失望，劣绅则暗自心喜。所谓的一九零八年大清乡，虽然陈文强信誓旦旦，估计也是没准的事。
散会之后，众乡绅表都恭敬地告辞而去，陈文强才露出意味深长的冷笑。桌上是与会者的名单，有数人已经被他划上了红叉。没有人知道，他要这些家伙开刀，而且是毫不留情。
“大人——”陈炯明憋了不少疑问，刚想开口询问，陈文强却抬手打断了他。
“竞存。”陈文强只是略停顿了一下，便把工作布置下去，却不是解答疑问，交代的工作似乎也不是很紧急。
“是，大人。”陈炯明躬身领命，迟疑了一下，告退而去。
顺德，顺德，陈文强把身体靠进椅子，已经决定从此地开始剿匪的第一步。烟幕已经放出，他要等的便是所需军火的运到，所需人员的到位了。
……………
一阵闷雷过后，接着是风，然后就是大点的雨。这雨来得猛，下得密，飙急的雨点和着风漩，竟如拧在一起的一条条残酷的鞭子似的，从天空中凶猛地抽打下来，毫不留情地抽打到人的头脸和周身。
深沉稳健，又通达计谋，算是对宋复华比较中肯的评价。而他素有大志，在一九零二年就放言：“天下苦满政久矣。若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矣”。
在宋复华放言的时候，很多同游们还讽其为“狂生”。可当他把革命方略与陈文强商讨时，陈文强却颇是赞同。尽管陈文强主张在南方沿海之地先行起事，树革命大旗，引革命风潮，并练革命之军。但陈文强也没放弃在长江中下游，即腹心地带起义的计划。
而三路齐发，决战于腹心之地的大战略，可以说是陈文强与宋复华先行商议，又综合了吴禄贞的专业军事意见，才最终形成的。
现在，革命走到了这一步，前进的道路虽然还有很多坎坷，但前景却已经露出了胜利的光明。不仅仅是西南革命军的接连胜利，还有陈文强在体制内的经营和发展，更有复兴会号召力的迅猛提升。
留学生、海外华侨华人、国内热血青年，所有在革命号角鸣响中深受鼓舞、矢志投身的革命者，正在复兴会各支部的协调引导下。不断奔赴革命战场。
这些人具有新思想，有信仰、有理想，有精神、有意志，说是这个时代的精英也不为过。他们的加入，使革命军更加坚强、稳固，更有战斗力。同时。各方面的人才会集，也使根据地的运作快速走上了正轨。
“……现在，我们是革命党；以后，我们将是革命的政党。现在，是旧的破坏的时期，以后，将是新的建设的时期。现在，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以后，对于敌党，是要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
“……愚非不想直捣黄龙，达革命之彻底成功。然昨夜再思陈同志之言，颇觉有理。正如其也说，若欲达革命之彻底成功，而致全国大规模内战。列强觊觎之下，日俄最为可虑。确有分裂之虞。若如此，吾等岂不成千古罪人。而吾却不想作一野心家……”
“……若革命不能彻底成功，而免国家之分裂，妥协似也可为。至于政治体制，愚以为内阁制为佳。如我党在国会里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总体上来说，宋复华对日本似乎没有什么好感，他在甲午战争期间曾写诗：“要当慷慨煮黄海，手挽倭头入汉关”。日俄战争爆发时，宋复华也一直关注着这场战争的进程，但他并不是关心日本的胜负而是担忧中国的命运。
从本质上说，宋教仁是一个“不爱朝廷的爱国者”，他在文章中便明确指出，“吾人之主义，可大书而特书，曰‘爱国主义’”。在他看来，清廷是国家强大的最大障碍，因而他在杂志中不用清朝纪年而使用黄帝纪年，以示对立。
再从另一方面来看，他“精力过人，极具才识，亦通辞令，喜做高谈阔论”。通过阅读大量的西方书籍，再加上他游历各国，对西方政治有着相当深的了解和领悟。
对于革命的前途，宋复华逐渐被陈文强所影响，冷静、理智地思考过后，他也有些同意陈文强关于革命两种结果的结论。
革命军如果能够强大到横扫全国，消灭所有敌对武装，这自然是最好的结果；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程度，却偏要达到这个目标，不惜冒着大规模、长时间内战的危险，置国家的分崩离析于不顾，倒不如退而求其次，以妥协、调和的手段达到有限的目的——即推翻满清朝廷。
“吾当然不做野心家——”宋复华皱着眉头停下笔，似是自言自语地强调着。他起身缓缓踱到窗前，望着窗外的急风骤雨。雷越响，风越急，雨越大，就说明这是白雨。别人的介绍，他的经历，也知道了些雨季的特点。
克强兄抵达之时，应该是云开日出，一片晴朗吧？宋复华露出微微笑意，对于黄x的脾气禀性，他还是了解的，那也不会是一个野心家。同样曾是华兴会的骨干成员，同样是湖湘人士，同样是出身于传统读书人，宋复华和黄x有着很多的相同点。
敲门声响过，革命军总司令赵声披着雨衣走了进来。没等脱下雨衣，便急着开口问道：“先生，总部回电报了吗？同意再打防城吗？”
宋复华笑着示意他不要着急，走到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一份密电，冲着赵声扬了扬，说道：“刚刚到的，已经同意进行大规模物资输送，但是——”他故意拉长了声音，停顿了一下说道：“时间是在一个月后，要咱们做好准备工作。”
赵声在衣服上擦了擦手上的雨水，接过译完的电报看了一遍，激动地连连点头，“太好了，这一大批物资，数量惊人啊！有了这些补充，革命军便能主动出击，光复滇桂两省也是大有希望的。”
“这恐怕也是最后一次补充。”宋复华郑重地提醒道：“总部已经竭尽全力，要能还要背负巨债，压力很大啊！”
赵声沉默了一下，赞同道：“确实如此。筹措如此数量的武器弹药、机器设备，连清廷都很困难吧？”
清廷的财政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堂堂一个大清帝国，连五大臣的出洋经费的筹措也是件难办之事。除了庚子赔款让清廷的财政喘不过气外，当然还有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临时派遣，当时又无预算制度，所以经费得由地方上来筹措。于是，户部与外务部联合向当时的各省总督巡抚发电求助，也就是伸手讨钱。
没想到的是，一向对交银子推三阻四的各省督抚们这次表现却异常的积极，直隶、湖北和江苏各认十万两出使经费，就连新疆这样的边远穷省都认筹了一万两，终于筹集了考察团的预算费用八十余万两银子。
而为了镇压西南革命军，清廷咬着牙拔款拔物，但银子总数不过二三十万两，子弹亦不过两百余万粒，竟比这运输清单上所列的数目还要少。
“即便有了这批物资的补充，我们依然要坚持长期作战、稳步发展的方针。”宋复华沉吟了一下，苦笑道：“在我看来呀，这政务、经济管理，也不比打仗轻松啊！”
“先生，我只管打仗。”赵声讪然一笑，又补充道：“当然，后勤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粮饷，别说打仗了，饿也把部队饿垮了。”
宋复华微笑着点了点头，指了指桌上的文件，说道：“关于部队要划分的野战军、警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