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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0节

武夫当国-第19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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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调遣嫡系心腹陈宦统率本部人马南下四川,再以陈宦本部陆军第十一旅、伍祥祯陆军第二十四旅为基础,扩编为中央陆军第九师,驻防重庆、泸州和岳阳三地。
中央陆军前九个师都是有根基的部队,而且纵观九个师的整编,大部分都是袁世凯执掌多年的嫡系部队,又或者是刻意的兼并段祺瑞、冯国璋麾下的部队。而九个师师长的任命更是昭然若揭,其中五个师长是当年在朝鲜追随过袁世凯的老部下,另外四个也都是小站练兵时便崭露头角的人物
预计九个师的整编用不了两个月的时间。然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总统府在发出九个中央陆军师的消息之后,紧接着又做出公示,将会在两年之内余全国各省都建立一支中央师,共计要到达三十个师的编制。
而立刻开始筹备的,便是河南中央陆军第十师、第十一师,筹备总长分别为张锡元、何丰林;陕西第十二师,第十三师,筹备总长为陈树藩和阎相文。第十到第十三四个师预计在明年开春之际便能完成建制,至于剩下十六个师则得视情况而决定。
面对此次中央政府大刀阔斧的整改,外界认为这是袁世凯再重新打造全新的“北洋新军”。当初清政府时期所预计的全国新式陆军番号是三十六个,而如今虽然减少了六个,可在编制上去大大超过了之前的“镇”。
更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袁世凯此次筹备中央军系故意撇开了许多昔日的得力干将,其中的深意实在是不言而喻。
北洋内部对于此次整改一直是默然不语,事实上所有人都知道袁世凯的用意,只是知道归知道,万万是不能说出来。如今的北洋完全就倚靠着这层窗户纸连接在一起,一旦有谁捅破了这层窗户纸,整个北洋集团必然会四分五裂。
民国才刚刚建立,北洋各路人马也才刚刚站稳脚跟,甚至不少人还没有站稳脚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岂能引发内乱发生?
许多拥护袁世凯的北洋中央系政客们倒是对此十分支持,他们都能感觉到北洋从始至终的松散,所以期盼能够通过这次建立中央军来强化团结。当然,往个人利益上来说,他们这些没有兵权的政客最怕的就是受军阀威胁,像段祺瑞、冯国璋这样大权在握的人面前,显然要捉襟见肘。简单的来说,也是因为个人政治利益所在。
在“三十个中央陆军师”的气势之下,袁肃手里掌握的三个中央旅番号显然没有可以炫耀的光泽。当然这对袁肃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省的成为枪打出头鸟的目标。
过完七月上旬,淮安和淮北的情况已然稳定下来。
正当袁肃开始安排启程返回滦州的行程计划时,北京再次发来电文。此次电文包含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中央军的详细建制,包括各级部队的规范,军纪军规,军饷和粮草的开支方案,军服和武器装备的制式化等等;另外一部分则是中央政府特别批下三十万军事经费,用作三个中央旅的建设工作。
这当真又喜从天降,虽说现在已经过了用钱的阶段,但有钱肯定不是坏事。
有了这笔三十万的经费,不仅可以更快速的帮助淮北、淮安两地警备司令部建设,更能加快中央第二旅和第三旅的扩编工作。
袁肃在领到款项之后,立刻把钱派发下去,催促郭文远、赵山河抓紧编制。
在关于中央军详细建制的里面,还提到中央军的服色,将统一规划为土黄色的军服。以区别于各地方零零散散其他颜色的军服。
袁肃庆幸没有立刻开始订制淮北、淮安两地部队的军服,否则又要重新更改颜色。随即他与淮安、淮北以及滦州的纺织厂做了交代,订制一批全新的夏季军服,要求在九月之前全数交付到各路部队。
到了七月十一日,袁肃在淮安召开了一次政府工作会议,不仅要求淮安本地官员全部到场参加,还要求淮北的官员也赶来与会。借着这次工作会议,他向淮北、淮安制订了一系列政府工作任务,其一是大力推动教育建设,两地在今年年底之前各自兴建两所公立小学和一所公立中学,并尽快试推行义务启蒙教育。
其二是规范政府各项法规,取消不合法、不合规、重复的各项条例规定。所有法规逐步向大都督府靠齐,落实法规统一化。
其三是对工商农的分层次扶持,减免大部分工业行业的税率,减免部分商业的税率,以及严格控制农业税的征收,以实际收成为基础来制订每一期农税征收办法,最高不能超过八分之一的比例。尤其是最后一项,要坚决杜绝欺压农民,剥削农民,利用各种借口强征苛捐杂税。
袁肃甚至当场直接说道:“既有言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敞开的这把火放在这里,谁敢碰,我就要谁的命!”
其四是增设社会福利制度,引进滦州的公民保障局方案,开设社会保险来保障本地百姓的养老和教育事业。届时将会在淮安、淮北分别开设“肃业保险公司”,代替公民保障局来X经营社会福利的各项项目。
其五是开办官方银行,由本地政府、民间商人以及滦州肃业公司共同出资。官办银行同样是延续“北方银行”的名称,在淮安和淮北设立分行。所经营的项目同样与北方银行一样,协助政府、保险公司来完成资金周转和运作。
此次会议结束之后,淮北、淮安两地的官僚从某种程度上对袁肃又有了全新的意识。
就袁肃命令要求推进的发展事业,以及对本地工商农多政策的扶持来看,这位年轻的将军的的确确是想有一份作为。很少会有人对教育事业和农民问题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尤其在农民问题上还要牵扯到许多大地主的利益,着实是举步维艰。
然而袁肃确实用最简单的办法来缓解这些问题,那就是减少政府的财务积累,把政府税收用在实际的地方。尽管如此一来,让官员们的利益有所损害,但就长远来看,也绝非是一棒子打死的地步。正所谓细水长流,多少还是能有一些甜头。
众官员也不敢有太多怨言,相反在表面上还有说出一通赞美恭维的话。
政府工作会议的消息陆续见报,袁肃下达的政务任务和制订全新的条规,很大程度上附和了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商人、工人、农民都能感到松了一口气,也都能感到今后会有更好的景况,不得不承认袁肃是一位考虑周全、切实为民的好官。
正因为这些消息铺垫了袁肃在民间的名声,关于成立官方银行的筹资上也得到了积极的拥护,本地许多商人纷纷愿意出资入股。粗略的估计,北方银行淮安、淮北分行融资甚至可以有可能超过总行。
淮安、淮北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南北战争的阴影在这两地已然消失的干干净净。
……………………………………………
【阎相文(?~1921)字焕章。山东济宁(今山东济宁市任城区)人。天津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曾反对辛亥革命。1917年任直隶第二混成旅旅长。次年入湘镇压护法军。1920年秋升任陆军第二十师师长,1921年5月又被任命为陕西督军。因原陕督陈树藩抗不交权,6月,阎奉命以驻河南南阳的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旋改为陆军第十一师)为主力进攻潼关直趋西安,以驻湖北的吴新田的第七师从武关、紫荆关入陕,侧击西安;亲率第二十师随冯玉祥的先遣部队西进,准备武力接收。】





    正文 军绅政权:政治离心力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3…2…27 8:21:46 本章字数:8720


政治的离心力(1900…1911):官、绅、军队
中国在中日战争中败北,三十年的洋务、时务政策破产了。破产之余,最大的危机是半新半旧的淮军的覆灭,使绅士政权对内对外都失去了屏障。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太平天国和捻军横扫中原。那时恭亲王的“善后章程”要中国以暂时对外和平、取得喘息的机会、努力平定内乱、然后发愤图强为长期政策。1895年,中国虽然没有大规模的内乱,但列强瓜分的局面岌岌可危。大政方针必须改变。当时一致的意见是中国必须重新练兵来保卫绅士政权,当时不一致的意见是民政方面如何改弦更张。
1860年代意见也不一致,但限于官吏之间。一般在野士绅对行政人员,行政人员自己对自己,都具有相当高的信心。1895年意见的不一致,不限于行政人员之中,在野士绅对行政人员也发出了严厉的批评。在朝在野的士绅都认为中国必须变才能自保,但是保的是什么?变到什么程度?
1895年《下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等人正在北京参加考试。他们的联合行动就是所谓的“公车上书”。他们所建议的有:(一)迁都继续作战;(二)变法以图强。他们正面地或旁敲侧击地对行政人员提出批评。这一个变法运动发展为1898年的“百日维新”,主张扩大政府的基础,包括在野的士绅,都参加政治讨论。他们主张立宪,要把承天命以统治天下的清朝改为顺民意以统治中国的民族国家。他们也主张改变考试制度以选拔新式的治国人才。这样的改革方案就是当时保守的政治势力所谓的“叛逆”,因为他们要保的是中国,不一定是“大清”。他们注视的焦点是中国民族主权的完整,不一定是中国文化主权的完整。
“百日维新”之后,保守的政治势力受到外国势力(Salis,bury侯爵所谓的“租借权之战”)和农民(义和团运动)反抗外国势力的双重压迫。保守派的看法是,如果不顺应民意,那么中国就无以立国。在义和团战争中,使保守派政府最为心悸的一个新发展是“东南自保”。山东的袁世凯、两江的刘坤一、两湖的张之洞、两广的李鸿章都拒绝卷入战争的漩涡。
“百日维新”象征着在朝与在野士绅之间有了裂痕,“东南自保”象征着在朝士绅之间有了裂痕。统治阶级本身的裂痕是统治阶级最关心的事。
保守派在1901年北京和约之后,不得不对新的绅士势力让步,这才有1900年代一系列的改革。主要的改革包括:(一)教育制度、考试制度的改革。传统的考试制在1905年废除了,代之以新式的学校教育和新的考试办法。(二)扩大政府的基础,容纳在野绅士的意见。尤其是在日俄战争之后,立宪简直变成了公认的治百病的良药。在北京,进行了宪政编查,答应开国会,答应立宪;在各省,成立了咨议局。(三)在经济方面,《下关条约》规定通商各国能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兴办实业。中国本国的绅商也享有民办实业的权利。于是张元济、王云五等绅士在上海办了商务印书馆;袁树勋、杨度等地方绅士在湖南兴办矿业公司;张謇在南通办纱厂,开垦盐碱地。当然许多没有功名的商人、实业家甚至帮会里的人如杜月笙,也参加兴办实业。张謇在他的《张季子九录?实业录》里说他是“通官商之邮”。他从士绅(状元)到商人的转变过程,是他认为从“皭然”到“秽浊”的过程。干净也罢,秽浊也罢,他走的不是一个传统的状元所走的途径。
这样,中国的新式企业从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传统,走向了民办的局面。从1894年的一百多家新式企业增加到1913年的五百四十九家。投资从1905年的六千一百多万元增加到1913年的一亿两千多万元。在金融事业方面,旧式的山西票号渐渐衰颓,新式的官办、官商合办以及商办的银行逐渐兴起。各地的绅士也发动了收回矿权、路权的斗争。其中尤以湖南、四川、广东三省的斗争最为剧烈,以至于跟革命合流,TF了清廷。
中央和省一级的改革由上层绅士负责,他们可以说是头脑比较新颖、比较开明的人。他们在1900年代主张立宪,主张兴办实业。这些主张得有宣传机构,于是他们办报纸、杂志。新的建设为他们拓展了新的就业机会、取得权力和影响的机会。绅士们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的上进阶梯,发展到进学校,到外国尤其是去日本留学。回国之后,做官、经商、教书、办实业、办报纸杂志,甚至写小说、演戏等等。
所谓“上层绅士”也许可以用省咨议局选举资格来划分。那些人必须具有中学毕业或同等学历,有功名,五品以上的军人或七品以上的文官,有不动产或资本五千元以上,这种人不到全国人口的万之四十二。在他们之下有中下层的士绅住在县城或乡下,也在办新政。传统的县政府和中央政府一样有六个部门——吏、户、礼、兵、刑、工六房,此外设有盐房、仓房、承发房。1900年代新机关设立了,都由乡绅领导。新机关有实业、教育、警察、团练、市政,此外有些地方还成立了商会和农会。
这些新政究竟有些什么成绩,那不是我们的课题。但是在变革的过程中,绅士阶级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是“责无旁贷”的。这些当然的领袖约有七百万人,占全国人口约百分之二,跟幕末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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