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夫当国-第17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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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将领都没有料到命令会来的这么着急，要说之前第二镇开拔时根本没有发来任何命令，显然从一开始冯国璋就没有打算调动滦州这支部队。
哪怕现在局势越来越严峻，大战一触即发，但是各团团长乃至参谋部的预想，还是战争爆发之后为了给南方增加压力，又或者是支援前线，到那个时候才会调派第一混成旅出发。
“不管怎么说，这个命令我们早先是有所预料的，无非是或迟或早。既然上面有了命令，我们还是得奉命行事。所以昨天下午发电报着急诸位前来，就是为了商讨开拔之事。”稍微停顿了片刻，袁肃语气沉稳有力的说道。
“都督，目前我们旅部筹措的战略物资已经差不多了，再者见是陆军部下来的命令，我们开拔的事宜陆军部显然是要给予一定的经费。这件事，应该不算太麻烦。”三团团长李劲夫煞有其事的说道。
“这件事我会与总镇和陆军联络，反正五天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现在的关键是两点，一是我们开拔到山东之后的军事安排，到底如何加入第二镇的军事行动；二是在军事行动中我们又该如何拿捏。”袁肃改变了语气，不疾不徐的说道。
“说来，一旦我们开拔到山东，大体自然还得听从总镇那边的调遣。不过依我看，之前总镇那边并没有给我们滦州下命令，此次调动又是陆军部的指示，或许我们开到山东之后，总镇那边十之八九不会把我们派上多大的用场。无非是搞搞后勤，壮壮声势罢了。”袁绩熙分析着的说道，他虽然在这个团体当中尚属新人，但毕竟是陆军预备大学堂高材生出身，因此多多少少希望能够有所表现。
“袁团长所言极是，到山东之后的安排我们用不着太多操心。至于都督你所说的拿捏的意思……莫不是说我们从中有所猎取？”何其巩若有所思的问道。
尽管袁肃什么态度都没有表达，但是以何其巩对袁肃的了解，既然此次是要出兵，肯定不能一点回报都没有。
袁肃打心底确实是这个意思，不过若这番话是其他人说出来，他倒是很高兴能有人看破自己这一层。可偏偏这句话是出自何其巩之口。
就目前而言，他最担心的一件事并不是要顶着广大压力出兵去与南方为敌，而是自己麾下的这些将领和士兵当中，有不少人是之前曾经参加过滦州起义的革命志士。就好比何其巩，便是其中最典型的知识分子和革命信仰的拥护者。
哪怕他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不断以“脚踏实地”以及“务实精神”来熏陶麾下，可对于有信仰的人来说，骨子里的那种革命愿望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因此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一旦南北开战，第一混成旅卷入其中，而部队中的一些有革命情怀的士兵、将领们会不会发生心理变化。消极作战还算是小事，怕就怕这些人为临阵倒戈，到时候非但不能保证个人的实力，甚至还会因此而遭到北洋政府的压制，更别说还指望能在战争之中好好争一份像样的功劳。
“克之，我所担心的并非是猎取什么，而是如何拿捏我们对南方革命的态度。不瞒你说，我个人对南方那些政客没有太坏的意见，之前也十分期望宋先生北上能够化解南北中国的矛盾。不单单如此，我对孙先生他们也都是满怀尊敬，若是不调我们南下倒罢了，可现在既然有了这项命令，唉……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袁肃很是感慨的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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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勋（1854－1923），原名张和，字少轩、绍轩，号松寿老人，谥号忠武，江西省奉新县人。北洋军阀，中国近代军阀。清末任云南、甘肃、江南提督；辛亥革命以后曾任江苏督军，长江巡阅使。1917年发动政变，企图恢复帝制，失败后蛰居津门。因所部定武军均留发辫，人称“辫帅”。】
正文 段祺瑞其人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3…2…17 8：19：32 本章字数：5207
关于段祺瑞向“三一八”惨案死难者下跪传闻的两种说法
一种是凤凰卫视2011年8月2日《腾飞中国》节目中所说：“惨案发生之后，段祺瑞很快就赶到了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终生食素以示忏悔。”＇详细＇即“三一八”惨案发生当天（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就到了惨案现场向死难者下跪。
另一种说法则来自《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杜婉华所撰《另一个段祺瑞》一文，文中引述段祺瑞外孙女张乃惠的说法：“母亲告诉我，惨案让我外公极度悲愤不安，……他让人立即调查死难者的名字，给予优抚。他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即段祺瑞向死难者下跪一事发生在惨案五天后（即1926年3月23日）北大举行的“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
这两种说法都认定段祺瑞为“三一八”惨案死难者下跪，但时间地点却完全不同，那么哪一种说法可信呢？史料证明，两种说法都没有任何依据。
“三一八”惨案当天段祺瑞根本没有去现场
关于段祺瑞在“三一八”惨案事发当天有没有到现场下跪，我们可以从当事者回忆段祺瑞在惨案发生后的所作所为中得出结论。据当时曾负责保卫执政府与吉兆胡同段祺瑞住宅的卫队旅上校参谋长楚溪春回忆，他们向段祺瑞汇报惨案发生的情况之后，段的表现是：
“我随李鸣钟马上坐汽车赶回吉兆胡同段宅见段祺瑞。当时段祺瑞正在同吴清源下围棋，见我们两个人进屋后，马上声色俱厉，大声对李鸣钟说：‘李鸣钟你能维持北京的治安不能？你如不能，我能撤你，我能换你，我能枪毙你！’李鸣钟在门口立正鞠躬向后退，连声说：‘执政，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能维持治安，我能维持治安！’段祺瑞接着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楚溪春《“三·一八”惨案亲历记》，原载于1963年3月内部发行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这段回忆说明段祺瑞并没有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而且从其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来看，更不可能向死难者下跪。当然，一面之词并不可信，我们还可以从其他在场者的记述中确认是否属实。据当时在段祺瑞身边的段宏纲（段的侄子）回忆：
“18日晨9时许，即得到消息，谓浩浩荡荡的yx大队又陆续地到达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的空场上，人数比昨日更多，叫骂呼打，情况混乱已极。大约是11时半前后，我在吉兆胡同忽闻连续不断的10余声枪响，来自西北方（吉兆胡同在铁狮子胡同东南方），我大吃一惊，这一定是执政府门前发生事故了。这时先伯命人召我，问何处枪声。正在说话的时候，楚溪春电话来了，说yx群众百般地辱骂兵士，并抢夺**，欲闯破铁门，兵士开枪，死伤有数十人。语气极紧张。先伯命我立刻往视。有的记载谓是时执政府正开国务会议，先伯出席，卫队武团长来报告外面紧张情况后，先伯即命令开枪。实际根本无此事。我到执政府门前时，yx大队大部分已散去，见东面围墙下有尸体10余具。据卫队人排长报告，有受伤者数十人，已送附近医院。我驰回吉兆胡同向先伯报告，先伯甚为伤感。他命我速电话召地面负责军警首长来商。大约在12时半左右，代理警备司令李鸣钟及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同来吉兆胡同（也许是楚先到），向先伯报告肇事经过。宏纲亦在旁。他们分别报告后，先伯对李鸣钟说，因为你们处理防备不周，竟发生这样不幸的惨剧，望李司令同楚参谋长特别当心注意治安，万不可再发生任何事故。李、楚遂退出。楚溪春写的《三一八惨案亲历记》谓段某正在与吴清源下围棋，查吴清源早于前一年夏去日本；又谓段对李鸣钟说：我能撤换你，我能枪毙你；对楚本人说，我不惟不惩办士兵，还要赏他们云云，完全与事实不符。先伯既未与吴下围棋，更没对李鸣钟说这样不近情理的话。”（《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下册，P818）
从上文可知，段祺瑞在得知惨案后只是派段宏纲到现场查看，并且一个小时之后李鸣钟及楚溪春向段祺瑞汇报情况时段还在他的住宅中，何来“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之说？上述两个在场者的记述虽然有出入，但都说明了段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去现场，而只是在其住处接见了负责其安全的卫队军官。
而且，当天下午执政府发布的公告对惨案发生情况是这样描述的：
“午后一时二十分，率领暴徒数百人，手执枪棍，闯袭国务院，高呼敢死队前进，并有抛掷炸弹，泼灌煤油等举动。守卫军警，向之拒绝，即遭痛骂，并被击死宪兵一名，及警卫司令部稽查一名，警察一名，卫队多名，各队以正当防卫，暴徒亦死伤多名，又当场获得暴徒手枪数支。似此聚众扰乱，危害国家，实属目无法纪……”（林本元《三一八惨案始末记》，1926年出版）
当局既然将遇难者认定为“暴徒”，段祺瑞作为政府元首，又怎么可能在当天去向“暴徒”下跪忏悔呢？可知所谓段祺瑞在事发当天赶往现场向死难者下跪，纯属无稽之谈。那么，段祺瑞下跪是否发生在五天之后的“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呢？（编者注：段宏纲这段回忆中“三一八”惨案发生的时间与公认的发生时间不符，据当时执政府发的公告和其他回忆者，惨案发生时间应该为下午一点二十到一点半之间，而段宏纲回忆中惨案发生时间为上午十一点半，显然有误。）
段祺瑞根本没有出现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
段祺瑞身为总理，如果真的会在3月23日在北大举行的“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向死难者下跪请罪的话，此消息必然会在第二天被各大报纸报道。然后，我们翻阅了3月24日的报纸和其他资料，都未见到任何“段祺瑞下跪”的报道。《京报》详细记录的“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现场的情况是这样说的：
“（乙）开会之程序：（一）奏乐，（二）主席宣布开会，（三）奏乐，（四）全体静默五分钟致哀，（五）奏乐读祭文，（六）各团体代表报告及演说，（七）奏乐，（八）提案，（九）摄影闭会。
“（丙）开会之情形：下午一时开会，各团体代表及来宾不下数千于人，陈X毅为主席，相继演说者有死难者之家属李逸，燕大代表崔某，gmd中央委员韩麟符等，均演说四小时之久，语极沉痛，在场者无不下泪。及后议决提案三条……”（《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P97…98，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从上述程序和现场情况来看，段祺瑞根本就没有出现在悼念大会上，更别说什么“当众长跪不起”了。
综上所述，无论是惨案发生当天，还是五天后的悼念大会，段祺瑞都没有出现，因此，段祺瑞“长跪不起”的传言完全不可信。
除了“下跪”的传闻外，关于段祺瑞因为“三一八”惨案立誓终身吃素的消息也频频出现在媒体上，上引《炎黄春秋》杜婉华文章中便有此种说法：
他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这个誓言一直坚持到他病危，虽然医生一再劝他改变饮食，增加营养，他始终没动摇，直到临终。
有关此事，散木先生曾撰写《段祺瑞的“吃斋念佛”》一文予以澄清，指明“1920年7月，段祺瑞兵败之后，把家搬到天津日租界寿街，从此吃斋念佛，这与他对惨案的忏悔并无关系”，但文章并没有清楚说明这种说法的出处。据查，这种说法出自王楚卿《段祺瑞公馆见闻》：
“1920年终于发生了直皖战争……战事结束后……老段在北京是呆不下去了，于是全家又二次搬到天津。这一回住的是日本租界寿街……自从来到天津之后，老段开始吃斋念佛，起来。他原来一向是单开伙食，不和家里人一同进餐的，现在他开始吃素，家里面仍旧吃荤，请客时也用荤席，他自己专备两三样菜。……他在家里辟了一间佛堂，清晨起来，焚香诵经，成为他照例的功课，后来一直坚持下去，始终未有改变。”（王楚卿《段祺瑞公馆见闻》，原载《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
王楚卿常年跟随段祺瑞，当时在段府“号房”做事，后来成为段府总管。他的这些记述至少说明了段祺瑞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前五六年就已经开始吃斋念佛了。即便段祺瑞病危时拒绝吃荤真有此事，但也不能表明与“三一八”惨案有任何关系。
第三种称颂段祺瑞的说法是说其一生清廉，没有房产，全靠租房度日等，比如《人民论坛》2011年第15期刊载中国人民大学中X共X党史系教授、博导何虎生的文章《另面段祺瑞：“六不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