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 - 国民党空降兵抗战纪实-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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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兵的,不大愿意去凑那个热闹。
小兵不在意,当官的却很向往。
9月20日上午,姜键队长带领伞兵二队参观投降签字仪式现场,活动结束之后,一大帮中央军校的毕业生就站在励志社的大门口咬牙切齿:“娘的,老子当年读书的时候,成天盼望着有朝一日能进去开开眼界,现在总算逮着机会了!”,于是豪情万丈、纷纷发表雄心壮志:“今天中午在这里吃!下午也在这里吃!晚上还要跳个西洋交际舞!”
蔡智诚只好去帮队长们办手续——励志社可不象“马祥兴菜馆”,不是想进就能进的。女人必须脸蛋漂亮、男人必须要有出入牌。
那天刚好是45年的中秋节,到总务处开条子的人特别多。蔡智诚找到总务处长夏禄敏,趁他批条子的时候提出请求:“反正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事了,你干脆让我归队吧。这样的话,我也可以陪队长他们痛痛快快地喝一回酒”
可是,夏禄敏却说:“今天不能喝酒,晚上跟我去个重要的地方”
“什么地方?非要今天去不可?”
“你别管,去了就知道”,夏禄敏还说:“你有西服没有?赶紧去找一套”
蔡智诚是从湖南战区空降到首都的,哪里会带着什么西装。从总务处出来,把“出入卡”交给姜键队长,他就去寻找卖西服的成衣店。
南京是京城,京城的居民永远是世界上知识最渊博的人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从国家大事名人佚闻、到街井传言鸡毛蒜皮,无一不晓。京城的居民也是世界上最乐于助人的人,蔡智诚站在路口、刚把自己的意图讲了个大概,立刻就有一大帮男女老少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向他提供各种线索。
三分钟过后,蔡智诚就弄明白了:第一、西服应该到夫子庙去买,又好又便宜,保证不吃亏;第二、应该选定“亨生”、“培罗蒙”之类的优质品牌,而且必须认准是柯招才或者李宏德等“红帮大师”的作品,既海派又挺括;第三、不要怕砍价,高档西服进了成衣店就象千金小姐做了姨太太,没有那么尊贵了,一万块法币就可以敲定……
于是乎,蔡乡巴佬胸有成竹,跳上洋车直奔夫子庙而去。
这就是南京夫子庙。
夫子庙是当时南京城里最重要的商业区,这里既有高档的西餐馆,也有撂地摊的大排挡,处处人头攒动、熙熙攘攘。
京城的人们总是显得很悠闲。早晨起来泡茶馆,一个烧饼一壶茶就可以从上午对付到下午,这叫“皮包水”;白天磕瓜子、听说书、品弹词、看杂耍,傍晚再去澡堂子里泡一泡,这叫“水包皮”,多么轻松自在。
京城的人们也很热情,看见国军上士就亲切地打招呼:“回来啦?辛苦啦!”,好象蔡智诚是他们的老街坊似的。小孩子围着身穿美式军服的伞兵,兴奋地又唱又跳:“美国凶、美国狠,美国帮我打日本;一打打到日本家,日本急得喊妈妈;一打打到日本去,日本国里发瘟疫……”
自9月9日的受降仪式以后,新6军就解除了南京日军的武装,并且把他们全部移送到城外的战俘营里集中。这时候,首都的街道上到处耸立着庆典的牌楼、到处飘扬着胜利的彩旗,到处张贴着“和平”、“复兴”、“日月重辉”的标语,再也看不到日本鬼子的影迹,昔日的汉奸走狗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京城的市民们又一次骄傲地站立在自己首都的地面上,人民在扬眉吐气的同时、对凯旋而归的政府和军队充满了深深的感激。
蔡智诚在人群里东钻西窜,终于找到了一家成衣店。这店铺的门面不大、口气却不小,招牌上写着——南口北口皮货兼备,东洋西洋服饰俱全。
进了门,老板听说国军将士要买西装,立刻说:“啊哟哟!铺面上的不要看,统统配不上先生的气派……”,接着就从柜台底下掏出个皮箱,打开一看,是“培罗蒙”西服。
“道地上海货!英国料子、红帮师傅手艺”,老板吹嘘道。
“培罗蒙西服都是量身定做的,你这里怎么会有成衣呢?”
“嗨!这衣服都是那些人(汉奸)定做的,现在你们回来了,他们只好跑路,哪里还敢穿这么高级的衣裳……”
定做一套新的“培罗蒙”需要三两黄金,即便是成衣铺里的二手货也价值一万法币,相当于一根“小黄鱼”。不过,这是名牌服装,倒也物有所值。
穿上新行头、回到励志社,人人见了都喝彩:“哟!好一位漂亮的小开”
傍晚,蔡智诚跟着夏禄敏出门,他看见轿车的座位上还放着一个大木头箱子。
“咱们去哪里?”
“斗鸡闸四号”。
斗鸡闸四号位于汉口路附近,是何应钦的公馆。这栋别墅在战争期间曾经受到过飞机的轰炸,抗战胜利后,听说负责受降的人是何应钦,日本人连忙对何公馆进行维护装修,意思是想拍一拍马屁。可经过小鬼子这么一折腾,何总司令反而不好意思住进去了,到南京以后就搬进了西流湾8号的周佛海公馆,把斗鸡闸的公馆空闲了下来(后来租给了美军顾问团)。
这就是位于斗鸡闸四号的何应钦公馆,现在只剩下一栋主楼,成了南京大学的外事办。
中秋之夜,何公馆灯火通明。虽然何总司令并不住在这里,可楼上楼下照样聚满了贵州老乡,大家都在这里开“同乡会”。
楼上的客厅里坐着何纵炎,他是何应钦最小的弟弟,也是蔡式超的同学,蔡智诚喊他“幺叔”。“何幺叔”是刚从贵阳来到南京来的,看见小蔡很高兴,说了几句长高了长壮了有出息了之类的客套话。
客厅里还有谷正纲、牟廷芳(遵义人,94军军长)、刘健群(遵义人,三青团书记长,他和康泽、陈立夫是三青团的创始人,48年出任“立法院院长”)以及其他几个陌生人。蔡智诚虽然没有和这些人打过交道,但知道他们都是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谷正纲就不用说了,他是中央政府的“接收委员会主任”;牟廷芳也不得了,94军奉命接收上海,接收完上海又去接收天津,两个大肉包子都让牟军长一个人啃了,真是富得流油(不过,何应钦下野之后牟廷芳也立刻倒霉,被撤职查办了),另外,刘健群主管“甄别”和“肃奸”,一言九鼎、手握生杀大权。
至于何纵炎,那更是财神爷。
抗战期间,蒋委员长可以独揽政治和军事,但却控制不了经济。当时,全国的金融机构(四联总处)分为七大块,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家银行,储汇(储金汇业)、中信(中央信托)两个局,另外还有个“合作金库”。这个何纵炎就是储金汇业总局的常务副局长(后来是局长)。
在客厅里,蔡智诚听见这几个高官正在议论什么“平准基金”的事情。好象是中央从美国弄来了一笔款子,有几千万美金,官面的牌价是20法币兑换1美元,这简直就象是中了彩票一样。于是,不仅孔、宋两家带头抢购,就连其他官员也都想分一杯羹,这几个人来找何副局长,就是商量着如何才能多弄到一点美金指标。
蔡智诚上楼的任务是帮助夏禄敏抬箱子。这时候,把大木箱打开,才知道里面装着的是岗村宁次上缴的物品。
箱子里除了字画和书籍,最显眼的有四样东西。一把日本军刀,上面标有金质的菊花纹饰和岗村宁次的名字,看样子是日本天皇赏赐给他的;一柄西周时期的青铜戈,已经断成了两截;一个镏金的老虎雕塑,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还有一副镶嵌着菊花徽章的马鞍子,大概也是御赐的物品。
客厅里的几位官员一边欣赏、一边发表评论:这表示岗村宁次已经决心马放南山、止戈罢战了。
(据夏禄敏介绍,这一箱子东西是岗村宁次上缴给何应钦的,何应钦看过以后就由陆军司令部总务处保管,后来“陆总”撤消了,这些东西又转交到“联勤司令部”,49年的时候还在南京,现在应该在台湾才对)
岗村老鬼子的军刀不见了
高官们鉴赏战利品,蔡智诚既不能插嘴也不方便围观,于是就到楼下去玩。
楼下大客厅里十分热闹,一帮老乡正聚在一起煮火锅、吃螃蟹,餐桌上的中心人物是韩文焕(贵州安顺人,时任首都警察厅厅长)和龚愚(遵义人,军令部二厅副厅长),另外还有何绍周的大舅子黄瀛,是个少将。
在这群人当中,韩文焕的路子最广,他是管抓人的,手里有全南京市的日伪档案,所以大家都向他打听“在哪里能找到汉奸的汽车和房子”。韩厅长嘻嘻哈哈的不肯说实话,还搪塞龚愚说:“你已经接收了十几栋房子、二十多部车,怎么还嫌不够么?”
龚副厅长连连叫屈,扳起指头细数着这个司令、那个总长的名头,辩解说自己虽然弄了不少房子和车子,可那都是“放牛娃儿牵缰绳——帮东家老爷干活”,忙碌到现在,他这个少将副厅长的头顶上还没有一片瓦呢!
说来说去,轿车洋房的数量毕竟有限,大家更关心的还是如何抢购物资。
在当时,也不知道是谁定的规矩,法币与伪币的兑换比价是一比二百,这样一来,南京上海的物价就要比西南大后方便宜得多。以黄金为例,昆明的金价是六万五千元一两,而南京的一两黄金才卖一万块,蔡智诚的月饷是两万法币(相当于新6军的中尉),在云南只能买个手镯子,到南京却能换两根小金条。
其他东西也便宜,什么棉纱、丝绸、煤炭、粮食……价格都只有云南四川的四五分之一,人人都知道这些东西很快就会涨价的,现在多买一点、过些天就能有几倍的利润。可是,接收大员们到南京来的时候最多也不过带了几十万块钱,采购一番就囊中羞涩了,于是,大家一边吃螃蟹一边又商量着怎么找何纵炎贷款。
蔡智诚这时才明白了何家这场“聚会”的含义。原来,楼上的那几个人是来找美金指标的,而楼下的这一帮人是来弄法币贷款的,什么“同乡聚会”,其实是“千里做官只为财”呀。
整栋房子里,只有一个女人对“金子”“房子”“车子”和贷款之类的事情毫不关心,她跑来跑去的为大家端菜斟酒,笑盈盈地奉承这个奉承那个,就连蔡智诚也被她夸奖了好几句。
蔡小伙子被这份突如其来的热情弄得莫名其妙,悄悄打听:“这女人是谁呀?”
龚愚笑得很暧昧:“你当然不知道了。人家是早年的遵义城关一枝花,年轻的时候俏式得很呢”
原来,这女人也是遵义老乡,她的丈夫是日本明治大学的留学生、内政部长陈群的秘书,抗战期间跟着陈群当了汉奸,曾经担任过江苏什么地方的专员。日本投降后,陈群(汪伪政府考试院长)自杀了,专员大人也吓得躲起来不敢露面,只好让自己的老婆四处钻营、托关系帮他消灾,真是既可笑又可怜。(不过,经过太太的一番努力,该专员还真的化险为夷了。不仅没有判罪,还被派到台湾去当了个教育局长——到底是“城关一枝花”,办交际的能耐确实不小)。
在这个中秋的夜晚,蔡智诚的肚子吃得很饱,心里却很不舒服。
从何公馆出来,坐在汽车里,夏禄敏笑着问他:“怎么样?没想到在南京有这么多贵州老乡吧?”
蔡智诚没有回答,心里却暗自嘀咕着:“什么老乡?南京城里还有个更著名的贵州老乡呢,再这样搞下去,大家全都跟他一个样!”
(注:马士英,明末奸臣,贵州贵阳人。他卖官鬻爵、贪赃误国,南明政权覆没后被清军擒杀。据史书记载,马士英的官邸就在南京市鸡鹅巷)
参加受降仪式的仪仗兵大多都留在了“陆总”,但蔡智诚却选择了归队。当时,他正考虑着要不要退伍,所以对养尊处优的司令部后勤工作不感兴趣。
伞兵回二队,姜键队长很高兴。他拍着蔡智诚的肩膀说:“好兄弟,真不错。快换上西装,我带你去阅兵!”
阅兵?阅什么兵?
十几个人挤在一辆中吉普上,径直冲到了夫子庙。军官们嘻嘻哈哈地走向码头,登上一条大号的楼船,蔡小伙这才明白,原来是要“艳游秦淮河”。
这就是当时的秦淮河
蔡智诚没有来过南京,但他很早就已经从诗歌和散文里知道了秦淮河的名声。在他的想象中,秦淮河应该是迤俪的画、哀婉的歌,是俞平伯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