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上的蒲公英 - 国民党空降兵抗战纪实-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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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得陇望蜀、瞧不起日本装备了，非要弄几件美国枪炮不可，姜键被缠得没办法，只好向上级请示，最后总算替他们空运来了一批物资。
洪罗庙一带的游击武装，名义上归“保安司令”王伟能领导，但实际上分为几股势力。这其中，王伟能的后台最硬、路子最广、实力最强，既有县政府的招牌、还能在“根据地”发行自己的“金库券”，有钱又有势，衡阳县周边比较弱小的地方武装都被他以“通共”的名义剿灭了（被清剿的队伍里，有的确实受中共的领导，也有的与共产党没有关系）；除去王伟能，其次就要属“挺进军突击总队”了，这支队伍的头领是黄埔四期的毕业生夏建寅，夏司令与张灵甫是同学，头上有顶“七十四军少将高参”的官衔，寻常人奈何他不得；剩下的其余各路统称为“两衡游击司令部”，人马虽多、但属于草台班子，号召力比较差。
这三股势力虽然规模不等、号令不一，但抗日的愿望还是很强烈的，对国军伞兵也十分支持。解决掉日军据点后，他们纷纷组织力量、帮助国军修复机场。
工程施工没有什么机械设备，全靠锄头铁锹扁担箩筐，拉汉担任总工程师，工人就是那些游击队员。蔡智诚他们不用干活，偶而出去转一转警戒了望，大部分时间都在屋里打扑克。
说起来，施工的进展还是很顺利的，跑道上的大坑小坑陆续被填平了。就在这时候，从祁阳方向来了四个美军飞行员。
这几位美国空军是B…25轰炸机组的乘员，其中有个上尉受了伤。他们原本应该有六个人，可有两位跳伞以后就不知飘到什么地方去了，是否被日军俘虏了也弄不清楚。拉汉“总工程师”听说这情况，立刻放下施工业务、带着伍翻译到祁阳去找人。
据蔡智诚说，美军飞行员都随身带着一本小册子，开篇第一句话是“我是美国空军，帮助中国人抗战”，再就是“请问教堂在什么地方？”、“这里有懂英语的人吗？”之类，另外还有“东南西北”、“山坡河流”、“房屋桥梁”、“五公里十里地”等等，有一两百段句子。书写的格式为左边英文、右边汉字，美国佬指着左边，中国人就能明白右边的意思，反过来也一样——四位美军飞行员就是依靠这个办法从祁阳找到了衡阳，也真够难为他们的。
拉汉走了以后，就由美军联络组中一位叫“加纳”的人接着指导施工，可没过几天，这位加纳又生病了、发烧呕吐说胡话，必须赶紧送到后方治疗。这时候，机场已经修复得差不多了，于是美国人就发电报，让空军派飞机来接他们。
第二天，天上飞来一架能坐10个人的DC…2，刚一落地就栽到跑道上、把推进器给撞坏了。原来是机场的土质太松软，承受不了飞机着陆时的冲击力。伞兵们赶紧把受损的飞机拖去隐藏起来，游击队员则重新返工、往跑道上铺垫石子——这下可好，想走的美国兵没走成，反而又增加了三个新伙伴。
到了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跑道的加固工作终于大功告成。于是美国人又派来一架飞机，这一次很顺利，不仅接走了加纳和飞行员，还把姜键少校也一并带走了——伞兵队长奉命回昆明汇报情况。
不过，这架飞机也带来了两样东西——新的《国民党党章》和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从这些文字里，蔡智诚第一次意识到：抗战胜利之后还要和共产党打仗。
1945年的5、6月份，国共两党都召开了“历史性的会议”。国民党这边开“六大”、共产党那边开“七大”；国民党修改《党章》，取消了军队中的“党部”，共产党也修改《党章》，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并且，蒋介石在重庆连任了国民党总裁，毛泽东在延安当选了共产党主席。
这时候，希特勒德国已经投降，日本鬼子眼看也支撑不了多久，政治家们都把注意力投向了战后的局势。在这一边，蒋总裁发表讲话：“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达成我们的任务”（见蒋介石的“六大”开幕词）；而在那一边，毛主席则发表文章：“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见毛泽东的“七大”闭幕词——《愚公移山》）……双方都已经做好了再动干戈的心理准备。
所不同的是，共产党的“七大”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而国民党的“六大”却吵得不可开交，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蒋介石不仅辞去了行政院长的兼职（由宋子文继任），并且允诺在45年年底之前召开国民大会，弄得全国政坛一片混乱。
经过八年抗战，原有的政治格局已被战争所打破，先前的政界大佬有的日薄西山、有的当了汉奸，而一大帮“政坛新秀”正初露锋芒、跃跃欲试。这个时候，谁都希望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为战后的政治前途谋取一个制高点。于是乎，大家相互讥讽漫骂，前方的指责后方“腐化堕落”、后方的揭露前方“谎报战绩”，当权的坚决反对“联合执政”，在野的就游行示威“抗议独裁”……抗战还没有胜利，人心就已经乱了。
（插句题外话。马甲我有个观点：国共双方胜负的分水岭并不在于哪一场或者哪几场战役，而是45年5、6月间的这两次会议——在这个时候，共产党在政治上已达到了最成熟的阶段、而国民党则恰好遇到了无法克服的瓶颈。所以我觉得，体会“六大”和“七大”对分析解放战争的结局是有重要意义的——当然，这些话说来太长，就不在这里罗嗦了）
政坛上争权夺利、吵得很热闹，可处于前线的湖南战场却十分平静。自从6月9日攻克日军据点以后，伞兵们就没有再打仗，而且，不仅洪罗庙这里平息了战火，就连集结在湘西的国军精锐也停止反攻、纷纷转入了休整。
不打仗就赌钱，牧云山上的尼姑庙顿时变成了赌场。
伞兵在昆明训练基地的时候是不允许赌博的，但现在姜队长不在、两个分队长带头打牌，当兵的也就放开了手脚。
参与赌钱的还有游击队的小头目们。说起来，赌桌上是个语言交流的好地方，蔡智诚他们在输赢的过程中也掌握了不少衡阳方言。当地有个口头禅，叫做“妈拐”，这其实是句骂人的脏话，但重复的次数多了也就不再令人反感，大家听来听去，到最后，伞兵二队的每个人都能熟练使用这个单词，以至于几乎成了他们的标志、比任何暗号都管用。如果在战场上忘记了口令，只要嚷一声“妈拐！”，对面的哨兵就立刻会笑着说：“哈！自己人回来了”。
蔡智诚也参与过赌博，但他更多的时候是去钓鱼。洪罗庙这里有一条湘江的支流、叫做蒸水，在小河边垂钓一天，总能收获十几条鲫鱼或者鲢鱼。
渔具是向别人借的，蔡智诚的“钓友”名叫周治，是王伟能手下的连长。这家伙外表忠厚木讷、本事却不小，曾经把方先觉军长从衡阳城里营救出来。
1944年8月，守卫衡阳的第十军在付出巨大牺牲后终于战败。军长方先觉被迫投降，接着又接受伪职、出任了伪“先和军”军长。但方将军身在曹营心在汉，10月份，他通过衡阳青帮的关系联络上在郊区活动的王伟能游击队，提出了逃离牢笼、重返国军部队的愿望。在报经戴笠老板批准之后，王伟能就着手实施营救计划、派周治到衡阳城里开展活动。
当时，“先和军”里已经有好几个师长团长跑掉了，所以方先觉军长就被日本人盯得很紧，几乎没有单独行动的机会。“先和军”的军部在衡阳天主教堂，日军司令部在罗家祠堂，方军长每天除了来往于这两个机关之间，唯一能去的地方是伤兵医院。第十军的伤兵医院设在衡阳小西门外的莲湖学堂，老长官来这里看望部下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于是，周治就伪装成杂役、混进医院，从锅炉房的墙角挖地道，一直挖到医院高墙外的“西湖”边。
44年10月底的一天（农历的9月），方先觉以安抚伤员的名义来到莲湖学堂，然后趁敌人疏予防备的时机钻进地道。这时候，湖边早就有游击队员装扮成采莲人，而且预备了竹排和小船，人一出来、立马就走。当天正下着大雨、脱逃人员又是沿水路出城的，日本的警犬根本追踪不到行迹，于是，方军长就经层层护送来到洪罗庙根据地，又从这里前往芷江机场、坐飞机去重庆了。
方先觉成功脱逃之后，民国的各大报纸都发表头条评论表示祝贺，也有文章透露说这是军统局的杰作，可有谁知道，报纸上所谓神秘的“特工人员”，其实就是周治这样的“土鳖”游击队呢？
因为这个功劳，周治得到了军统戴老板奖励的一根金条，王伟能也奖给他十万元“金库券”——这种“金库券”蔡智诚也有，伞兵刚到洪罗庙，王伟能就给每个人发了好多张，这种纸币的票面是粉红色的、有一百元和五百元两种面额，其实就是王县长自己印刷的私钞，只能在衡阳县的几个乡镇使用。伞兵们赌钱时赢来输去的全是这玩意，谁也没把它认真当回事。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七月中旬。
这时候，战场上的枪炮声突然激烈起来，全国各地的国军部队纷纷向当面的日军发起进攻，就连伞兵部队也陆续出动了。
7月12日，准备已久的伞兵一队终于在广东开平实施了空降。本来，他们应该在6月份就执行这项任务的，可当时偏巧遇到第十四航空队的司令陈纳德将军正与上级闹矛盾、吵着要辞职（结果还真的辞职了），弄得大家临上飞机又宣布“待命”，整整被延误了一个月（所以现在的资料上有六月空降和七月空降两种说法）。至于“袭击罗定”的伞兵一队为什么要在两百公里以外的开平空降？原因和二队相同，因为开平是“敌后根据地”、那里还有个小机场。可是，这个“进攻跳板”也选得实在太远了，伞兵部队一路被敌人追着走，根本不可能达成对日军机场的“突然威胁”，最后只好把任务改成了“对西江渡口进行骚扰”。
7月18日，伞兵8、9、10队在柳州实施空降，任务是袭击位于广西平南县的日军丹竹机场（这里以前是个美军机场）。马甲曾经介绍过，在当时，陆军突击总队完成科目训练的只有1、2、3、4四个队，所以，这8、9、10队其实不会跳伞，只能机降。柳州是6月30号被国军收复的，机场保存完好，三个伞兵队在柳州落地以后，与一队同样、也需要奔波两三百公里才能够赶到目的地——不过这回还不错，打了场恶仗，完成了破坏敌机场的任务。
1945年7月，国民党军在抗日战场上掀起了战略大反攻的高潮。国军在广西、湖南和华东各地展开凌厉攻势，相继收复桂林、嘉兴、温州等大中城市，并且夺回镇南关、切断了东南亚日军与中国大陆的联系。一连串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意志。
国军这次大反攻的举措，是有其背景原因的。
45年2月，美、英、苏三国背着中国政府秘密签署了一个《雅尔塔协定》，内容包括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种种特权转让给苏联，目的是换取苏联尽快向日本宣战，以减少美国在亚洲战场上的伤亡——美国人这么做，确实有点缺德。可话又说回来，1945年2月份以前的国军的表现，特别是“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也真让美国人觉得中国军队靠不住、非得请苏联人援手不可。
但无论如何，《雅尔塔协定》的这个内容是有损于中国权益的，对同一条战线上的中国盟友是不公平的，于是，45年6月中旬，新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就把协议中的有关内容透露给了中国政府，立刻在国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蒋介石当即派专使与三国首脑交涉，断然拒绝这个不平等协议，社会各界也纷纷举行抗议活动。
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军事高层的自我反省。弱国无外交，国家利益之所以会被外国出卖，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自己的军队没能表现出强大的战斗力。而这个时候，国民政府又获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