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农民现实生活:乡村档案-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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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冬明想了一阵才咬咬牙说：“只有先从大家修桥集资款中拿一万块钱垫着，乡政府哪有钱。”
李冬明从连山镇医院回到乡政府的时候，天已经麻麻亮了。他只觉得头昏脑涨，全身发软，想躺一会儿，吃过早饭再去竹山垭村，然后和张大中他们一块到茅山冲村去协助一下郑书记。根据反馈到他这里的信息看，郑秋菊在茅山冲村已经没有任何办法把修桥集资款收上来了。李冬明还真不知道郑秋菊的群众基础会这么差，在群众中的威信会这么低。
李冬明刚躺下不久，迷糊中突然听见外面传来了吵闹声。他打开房门的时候，才知道天
已经亮一阵了。他看见一群人从大门外的坡道下拥上来，全是竹山垭村的，大部分是男人，为首的是邓启放和全金来，后面还远远地跟着竹山垭村的村支书全安。可能是走得急了，一个个脸上淌着汗水，有的把衣衫脱了，打个赤膊。他们一边走还一边吵闹着。李冬明心里有些发毛，想起昨天晚上乡派出所金所长对他说的话，知道他们成群结队地到乡政府来决不会有什么好事，就走过去问道：“这么早，你们从竹山垭村来？”
邓启放的脸色很难看，说话的口气很冲：“你们没有把我和金来送到公安局去，不从竹山垭村来，还能从哪里来。李书记，我们把话挑明说吧，我们是来要你退集资款的。”
李冬明心里不由一愣：“你这是什么意思？”
“中央早就三令五申，不准随意向农民伸手，增加农民的负担。我们乡的领导却顶风向农民收缴集资款，违抗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们交的钱，不退不行。”邓启放说话的口气有些霸道，没有商量的余地。
李冬明十分的生气：“邓启放，你平时爱看电视台的新闻，关心国家的大事，这是很好的事情。但不能对上面的指示精神一知半解，更不要把乡政府正当集资为老百姓修桥办好事和增加农民负担扯在一起，用大帽子来压人。你自己前天也说过，集资修桥不算增加农民负担嘛。”李冬明顿了顿，口气就严厉起来，“邓启放，前天你用刀砍伤了全支书，今天又带这么多人到乡政府来要退修桥的集资款，你让我怎么说你呀。快把大家劝回去。这么多人到乡政府吵吵嚷嚷影响多不好。”
站在邓启放身后的人们就大声地吼了起来：“李书记你不要说修桥的事，你说修桥的事我们心里就灌血。没得说的，快把集资款退给我们。”
派出所金所长在那边派出所办公室听见乡政府这边吵得厉害，过来一看，见是邓启放和一群竹山垭村的农民围着李冬明要退集资款，走过去说：“邓启放你是个有文化的人，肯定不是个法盲吧，对我们的治安管理条例也可能知道一些的。对聚众闹事的处理，比你昨天砍全支书一刀可能要重得多呀。”
“不退集资款，我们还要联名上告哩。”邓启放大声说。
李冬明压住心头的火气，问邓启放：“到底是怎么回事。前天才将钱交上来，今天怎么又要我退钱？”
邓启放说：“李书记，我问你，他顾家好在包厢里喝酒喝得胃穿孔，你为什么还要用我们集资修桥的钱给他交医疗费？他是不是喝酒有功劳呀？他在包厢喝酒喝出胃穿孔，你能用我们的集资款让他住医院开刀救他的命，如果他们中间有人在县城嫖女人被抓了，你是不是也要拿着大家集资的钱去交罚款取人呀？你在村里收钱的时候，就没看见农民那钱是怎么得来的么？那钱上沾满了农民的心血和汗水呀，你就下得了手？”
李冬明张着口，半天说不出话来，心想顾家好喝酒喝得胃穿孔的事怎么这么快就让他们知道了。说话的底气就不足了：“乡政府没钱，暂时给他垫着，这是救命啊。今后乡政府要想办法还的。”
“谁相信你的话呀。他顾家富开那么大的酒家，为什么不拿钱出来救他哥的命？顾乡长他婆娘在火车站摆茶水摊子赚钱，为什么不拿钱出来救她男人的命？我们农民卖猪卖鸡卖粮得来的汗水钱，就是好拿好用的么？”邓启放一激动起来，说话的时候那手就又不自觉地抬了起来，指头指着李冬明的鼻子说：“他顾家好吃喝玩乐搞腐败，喝酒喝得胃穿孔了，你要救他的命。苦藤河乡多少没吃没穿没住的困难人家，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怎么没有想到要给他们解决一下困难？多少农民病得九死一生，却没有钱请医生住医院。你怎么就没想到要救救他们的命？你们口口声声说要做人民的公仆，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要亲民、爱民、富民，我说，你们那都是骗人的鬼话。你李书记急着修桥是为了搞政绩，好早日回城里去，并且想有一个好位子，你就不愿得罪人。对过去的事情，群众意见再大你也不管。乡政府一些人狗仗人势，把农民不当人，欺压百姓。他们当着面是人，背地里是鬼，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也敢做，你也不闻不问。你还算苦藤河乡的什么父母官。”
李冬明生气地说：“邓启放你不要信口开河，损害国家干部的形象。”
邓启放冷笑道：“你还知道要形象呀，你去问问全支书，他是你手下的干部，不会在你面前说假话。你问问他昨天在连山酒家看见什么了。”邓启放的嗓门提高了八度，“说起来羞呢。苦藤河乡的乡长在包厢里搂着三陪小姐喝花酒喝得胃穿孔。”
全金来一旁大声道：“昨天我父亲挑着一担桑皮去卖，准备卖得钱了好交修桥集资款，桑皮被匡会计抛河里去了，还要罚我父亲的款。大家说说，我们做农民的是人不是人？我们还活不活？”
人们就都吼起来：“我们上次交的集资款让他们拿着买了一块埋人的坟地就没了，这次交的钱迟早又会被他们花光的。乡政府不退钱，我们就上县里告状去。县里不处理，就去市里。市里不处理，就去省里。中国总还有说理的地方。”
李冬明脸面铁青，大声对远远站在人群后面的全安说：“全安，你这个村支书是怎么当的，这么多人来乡政府吵闹，你也不出来做做工作。”
全安胳膊上还缠着一块白纱布，红色的血水从纱布里面浸出来，像一朵开得正艳的红色的花。全安不看李冬明，也不开口说话，脸面一片沮丧之色。李冬明火了：“全安，你哑巴啦。”
全安被问得急了，做出一种十分委屈的样子，回李冬明道：“我说什么呀？我什么都没说的了。乡政府说给我们村干部减免一部分集资款，也不过一句空话，根本就没有落实嘛，让大家知道了，指着我的鼻子骂我的娘。我家的山羊被赶到乡政府来了，说是关几天就赶回去，给我的收据上开的价钱比市面上要便宜得多。昨天让顾家富将两只种山羊给杀了，弄到连山酒家做下酒菜。就这两只山羊我就要少得百多块钱。到头来，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村干部呀。”
李冬明说：“村干部减一部分集资款的问题，议是议了一下，还没定下来，是谁说这些不负责任的话，在中间挑拨村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顾家富和顾乡长在连山酒家陪县桥梁施工公司的张经理喝酒时，当着我的面说的，后来顾家富又当着大家的面说了这个事。还说我们这些做村干部的人心不足……”
全安的话没说完，围墙外面的坡道下面又陆陆续续拥上来很多人。有当阳坡村的，有茅山冲村的。乡政府附近的农民听到乡政府的吵闹声，也三五成群地来到乡政府看热闹。乡政府守大门的老头觉得有些不对劲，连忙将大铁门关了，还上了一把锁，把成群结队奔上来的农民关在了大门外面。这下更加惹恼了农民群众，他们大声责问李冬明为什么不敢开大门，是不是心中有鬼，有的人就气势汹汹地拍打大门，更多的人则伸开双手，一、二、三地大声叫喊着，使劲地推着大铁门。站在大门里面的全安不由发起急来，担心这样下去真的只怕要出事，抬着受伤的胳膊，连忙上前劝阻。说时迟，那时快，突然哗啦一声巨响，那道被漆成天蓝色的大铁门，连同用红砖筑起来的高高的围墙一块被推倒了。愤怒的人群潮水一般拥了进来。全安来不及躲闪，被人们撞倒在地，倒下的围墙重重地砸在了他身上。这时的全安已经顾不得脑壳被砸出一个鸡蛋大的包，鲜血直流，让他疼痛难忍，他还是奋不顾身地爬起来，声嘶力竭地大声劝阻道：“有问题好好跟李书记说，千万乱来不得的啊！”
愤怒的人们哪肯听他的劝阻，将李冬明团团围住，吵的吵，嚷的嚷，有的甚至还动手推搡着李冬明，吓得严卉和一群乡干部都惊慌失措，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金所长也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情急之下，连忙从屁股后掏出手枪，没等李冬明拦住，金所长手中的枪已经响了。不过，枪口是朝着天上的，没有伤着人。
金所长的枪声更加激怒了人们，大家一起动手，把紧紧围在乡政府四周的那道高高的还没有完全倒下的红砖围墙全都推倒了。大家一边推，还一边大声地叫嚷：“看你们还躲在屋子里面搞腐败去。看你们还让不让老百姓进来。”
乡财税所刘宏业所长看见乡政府大院里已经被人们挤得水泄不通，外面的坡道上还有很多人源源不断地拥上来，担心会弄出更大的事情，连忙将电话打到县政府，说有十万火急的大事要找县长。一会儿，那边便传过来丁安仁的声音。刘宏业才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大概的意思，丁安仁在那边骂了一句粗话，便要李冬明接电话。刘宏业说：“李书记被农民围在外面院子里了。我这就去叫他。”刘宏业跳出门便大声地叫喊：“李书记，快来接电话，丁县长打来的。”
人们听说丁县长打电话找李书记，就又大声吼叫起来：“集资款不退，我们就上县里去找赵书记，上市里去找杨书记，上省里去找省长。”
李冬明拿起话筒，就听到了丁安仁的斥骂声。他说李冬明你不打电话找我，我还要打电话找你的。是谁把告状信寄到省里去了，刚才省政府办公厅打电话到县里，要县里马上派工作组到苦藤河乡去处理苦藤河乡政府向农民群众乱集资的问题，“李冬明你小子他妈的是怎么搞的，在我面前你也阳奉阴违起来了呀！我再三叮嘱你不要好大喜功，不要搞集资修什么双车道水泥大桥，你偏要集资。桥没有动工修，老百姓却先告状了，听刘宏业说已经有很多农民在乡政府闹事来了。你现在赶快把该处理的问题处理好，再不能出问题，再出问题我要拿你是问。把问题处理好了之后，你马上到县里来，省政府办公厅还等着汇报的。知道么，县里几位领导已经跟着苦藤河乡挨批评了。”
李冬明放下电话，脸都发白了，浑身不由得也抖了起来，对站在一旁的严卉说：“赶快通知在村里收集资款的干部，立即停止收缴集资款。已经收上来的集资款，马上退还给农民群众，不得有半点差错。”过后又交待刘宏业：“竹山垭村的集资款是你收的，你现在就将钱退给他们，立即给他们兑现。”李冬明这样说过，一脸沉重地从口袋里掏出两张纸片，递给站在人群前面满脸怒气的邓启放，“邓启放，你是有文化的人，麻烦你将这两张纸条念给大家听听。我李冬明虽然没有安心在苦藤河乡工作，想早日调回县城去，但修苦藤河大桥却是真心实意的啊。”
邓启放接过李冬明手中的两张纸片。那是两份电报，一份电报上有“母亲病危，望速归”的字样。另一份电报则是“母亲去世，望速归安排丧事”的话。邓启放拿着两份电报，觉得心有些发沉，看了李冬明一眼，不知道是念好，还是不念好。他突然觉得，李书记和顾家兄弟不是一样的。他有私心，他不安心在苦藤河乡工作，但他还不是鱼肉百姓、欺压百姓、让人憎恨的贪官。
李冬明语气沉重地说：“第一份电报是五天前我哥从农村老家发来的。第二份电报是我哥昨天夜里发来的。两次我都没有回去。五天前给母亲寄了五百块钱，还是我爱人向别人借的。这些年，我和我爱人积攒了三千块钱，是想放那里日后送孩子读书的，五天前在村支书大会上全都捐了出来修苦藤河大桥。昨天晚上我只发了一份电报给我哥，说我这里很忙，我不能回家，等修桥的工程队进场了，我再回去给我娘的坟头烧香，我没有寄钱回家给我娘安排丧事，我口袋里已经拿不出钱来了……”李冬明的两眼噙满了泪水，说话时喉头有些哽咽，“没有料到，苦藤河乡的群众与乡政府一些领导的积怨会这么深，我怎么做解释工作，你们都不愿听。你们都回去吧，集资款会一分不少地退给你们的。我的工作没有做好，有人向省里告了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