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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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表示速度，t表示时间。伽利略提出，通过斜面可以作出一项实验证明。斜面减缓了下落运动，以便人们能测出距离和时间。他用一台水钟作为记时装置，实验获得的结果确认了他所推导的公式：s∝t2。而且，这是一种匀加速运动，尽管他乐意承认这不是自由落体运动。　
　　　　为了进一步作讨论，伽利略接着假设，一个物体从斜面的铅垂面垂直下落，其获得的速度与从斜面滑下时所得的速度相等。在对此作出了逻辑证明后，他又转向了实验证明。在这个例子中，他转而研究的是一个摆。他注意到，该摆从一侧给定高度摆到了另一侧的相同高度（在考虑了空气阻力之后）。但是，由于摆的运动描绘出一段圆弧，因此可被看做是一种沿着具有不同斜度的一系列斜面的下落（图6．2）。在摆后的板上钉上一些钉子就可近似地得出这些斜面。在所有情况中，摆的摆动都接近达到初始高度（因此可以近似得出下落的初始速度）。按照这种方法，似乎有可能推出，物体沿着斜面长度下落的时间与其所处的高度有一种简单的比例关系，而且物体的加速度与下落时间成反比。即，　　t1/t2　=h1/h2　
　　　　但　　v=a（加速度）t　
　　　　或者　　a∝1/t　
　　　　因此　　t1/t2=a2/a1　　　
　　　　所有这些讨论得出的结论是，自由落体运动是匀加速运动。这个结果理所当然是运动物理学的基础，但在此作为程度性方法的一个例子，它令我们特别感兴趣。伽利略首先陈述他的问题，接着仔细阐述他将要使用的那些定义。然后，他对自由落体和匀加速运动作了一个必须进行检验的基本假定。通过检验定理就可做到这一点，如果自由落体运动确实是匀加速的，那么这些定理就一定有效。在原初的定理被接受之前，还要进行实验并作出进一步的假定和检验。　
　　　　所有这些讨论都是以对话形式进行的，其中掺合着各位参与者冗长的离题话。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它存在着一个不足之处即其证明都是以思维实验①的形式作出的：这就是说，并没有证据证明实际完成了所提出的实验。但其全部的重要性在于，我们从中看到，一位擅长操作的科学家是如何通过假说和实验之间不断的相互作用来探索一个特殊问题。伽利略所提出的步骤今天仍然能够遵循；而且，许多大学生都会记得，伽利略的斜面和摆在实验室里仍然被用来介绍运动物理学。　
　　　　培根和笛卡尔都倡导摧毁古代哲学。没有人能够否认他们对17世纪后期科学界的影响，但最终，在近代科学方法的发展中伽利略的影响也许要大得多。伦敦皇家学会的会员们毫不犹豫地表明自己是“培根派学者”，但他们身上的伽利略传统也并不逊色。　
思维实验、观察和原子理论　
　　　　伽利略的自由落体研究包括两个基本实验：斜面与摆。然而，就像我向读者介绍的那样，伽利略的研究强调的是结论的逻辑而不是实验的基础。因此，伽利略派的学者们为伽利略是否实际做过这些实验一直争论不休。尽管我们不必拘泥于这个问题，但伽利略无疑使自己陷入易受批评的境地，这种批评在他对地球运动的讨论中就显而易见。人们对此常常问及的一个问题是：当一块石头从一艘快速运动的船的桅杆上坠落时，会落在何处？当船停泊时，很显然它会顺着桅杆下落，但当船在运动时，人们可能会认为，石头会像人们预料的那样落在船后远离桅杆的地方，因为在石头下落的过程中船已经向前运动了。亚里士多德派学者和哥白尼派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因为他们在这个例子中看到，它有可能与运动的地球相类比。伽利略借用“冲力”这个中世纪术语坚定地说，在运动的船中，石头仍然顺着桅杆下落。他解释说，这是因为石头带有船向前的冲力。在对话中，亚里土多德派的代言人辛普里西奥（Simplicio）回答说：“你不但没有做过100次这种实验，而且甚至连一次都没有做过。”的确如此，伽利略的代言人回答道，“尽管我没有做实验，但我确信事情会像我所告诉你的那样，因为它必定如此。”这个结论也许是正确的，但在1638年，这种论证并不完全令人信服。　
　　　　位置运动的研究不但与哥白尼体系的命运相连，而且也与原子论的复活相关。亚里士多德本人在对运动的讨论中曾假定，速度与介质的阻力成反比。因此，在真空（没有阻力）的情况下就可获得一个无限大的速度。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自然厌恶真空”。由于真空是不可能的，所以还有必要拒斥前苏格拉底派哲学家所提出的原子论解释。　
　　　　亚里士多德还曾提出，不同重量的物体在相同的介质中的运动，它们的速度之比与重量之比彼此遵循着相同的比率。对于一个曾经观察过物体落人液体和油中——或者一块石头和一片羽毛在空气中同时下落——的人来说，这似乎的确是一个常识性的答案。但假定能够产生真空的话，那么这个真空中将会发生什么呢？伽利略指出，介质的密度愈小，落体的速度就越接近，而不论它们的重量如何。因此，他争辩说，在真空中，所有的物体将以同样的速率下落。所以，对不同重量的落体相对速度的讨论关系着真空存在的问题，更加重要的是，关系着原子构成物质的可能性问题。　
　　　　在寻求一种从生机论和科学的联系中脱离出来的机械论哲学时，可以理解的是，仅仅根据大小、形状和粒子运动来对各种现象进行一种自然主义的解释，这将是有吸引力的。我们已经提到过笛卡尔较早期的粒子体系，但由于各种哲学上的原因，他曾经拒绝真空存在的可能性。尽管可能出入意料，但是到17世纪早期，甚至炼金术士们也将原子论和生机论混合在一起用于各种解释。而正是伽利略认为物质由原子构成以及真空存在的观点被证明在这方面最具影响。所以，我们发现，伽利略的朋友和门徒伊万奇里斯特·托里塞利（Evangelista　Torricelli，1608—1647）①在他的这位老师去世后不久对汞气压计作了描绘。此后，在17世纪中期的几十年中，汞管顶部的真空研究占据了佛罗伦萨西蒙托学园（Florentine　Accademia　del　Cimento）①成员的许多时间。在德国，奥托·冯·葛利克（Otto　vonGuericke，1602—1686）②建造了自己的真空泵，并于1657年用马格德堡（Magdeburg）半球验证了它的效果。而且，我们发现，17世纪50年代，罗伯特·波义耳曾委托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1635—1703）③设计一个空气泵，以便他能进行真空实验，他继而用一种微粒哲学来解释这个实验。　
①意大利物理学家、数学家。伽利略的助手。——译注　
①即实验学社（Acdemy　of　Experiments）。它有装备良好的实验室，鼓励自然哲学家共同协作进行研究。这个团体中有伽利略的门徒。——译注　
②德国物理学家。发明空气泵和起电机。——译注　
③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发现固体弹性定律，提出细胞概念。——译注　
　　　　伽利略对真空的讨论显然已经导致了用实验研究来证实他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船的实验上来，就会看到同样需要实验证明。对行船问题的争论曾经是哥白尼的论敌们提出的更有力的论据之一。尽管伽利略曾经拒斥过他们这种亚里士多德式的论据，但是他也承认自己并未做过实验来证明这个问题。伽利略的讨论1632年发表于他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在该书出版前，他曾散发过这部手稿。从随后的通信中很清楚地看出，对此最有兴趣的人中有梅森纳和伽桑狄。1633年，梅森纳立即尝试测量从一个教堂塔顶上掉下的石头的速度。而且，他还认真关注行船实验，并曾写信给一个经常跨越英吉利海峡的朋友。在1634年的一次航行中，这位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安排了一个水手爬上桅杆扔下重物。其结果是石头落在了桅杆脚旁，从而证实了伽利略的研究。但是，这项工作没有公开，接下来进行行船实验的正是伽桑狄。由于确信这个实验的重要性，他决定当众做这个实验，以使人们不可能怀疑其结果。他在普罗旺斯（Provence）④的新任长宫中找到了一名赞助人，此人对科学感兴趣。　
④法国东南部一地区。——译注　
　　　　伽利略讨论的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检验，都由伽桑狄作出计划并于1640年10月实施。骑在马背上或坐在马车上的人，在空中扔石头或互投石头，人们就会发现，这些石头除了有扔出的横向运动外，还有随着马匹向前的运动。从一匹以最快速度疾驰的马上落下的物体，从骑马人的视点来看是以直线下落的。这些检验以及一系列其他的检验都证实了伽利略的研究成果，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演示当然是在海军的一艘三层船的甲板上做的。在该船达到最高速度之后，人们发现，无论是从桅杆扔下石头还是直接向上抛掷石头，在两种情况下，石头都落到桅杆脚旁，而不是后面较远的船尾上。伽桑狄在描述这些结果时，讲明了船的速度并详细描述了所有的实验。于是，他建议读者可以做同样的实验：在阳台上散步时向空中扔一个球——或者在河上驾驶小帆船，检验他曾在三层船上演示的事实。　
　　　　伽利略的情况与开普勒远为不同。开普勒的研究成果直到他死后二三十年才为人所知，而伽利略的著作都被同时代的大量读者迫切寻求和阅读。当他承认未曾做过行船实验时，有些人就认识到必须做这个实验——而且必须要有见证人。　
　　　　人们意识到，1640年代的氛围与该世纪初期相比已远为不同。对亚里士多德和经院传统的批评因为培根、笛卡尔和伽利略而变得极为老到。虽然我们可能会指出他们方法和结果中的缺陷，但很显然，他们有关建立一门新科学的必要性、实验的作用、数学的恰当运用以及归纳和演绎过程的相互影响在发现中所起作用的讨论直接而显著地影响了科学的发展。　
　　　　伽利略对位移运动的研究的确使他成为近代科学兴起中的一位关键人物，这不但是因为他的方法论，而且还因为他的研究结果。他抨击了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基础，并代之以一门精确建立在实验和从证据中推演出的结论基础上的新运动科学。此外，他对亚里士多德位移运动的拒斥重新揭示了物质原子观的可能性。对于那些希望摒弃生机论和神秘主义解释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十分理想的结果。的确，微粒解释或原子解释成了机械论哲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由此可以理解，将有一位名叫皮埃尔·伽桑狄的牧师，他把消除古代原子论原著中遗留下来的无神论瑕疵视为己任。　
　　　　历史学家可能容易满足于对亚里士多德权威在17世纪逐渐衰落所作的解释，但是这种解释却不能准确地反映当时的学术界。尽管亚里士多德成了许多作者的替罪羊，但对许多原著的研究频频揭示出，除了经院哲学外人们还关心其他各种影响，而且，新兴的机械论者会发现，化学论者比日益衰落的古人支持者更加危险。这正是我们下一章要讨论的问题。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　
艾伦。G。狄博斯著　　　　　　　　
第七章　新哲学—一场化学论论战　　　　
　　　　　培根、笛卡尔和伽利略的风格、辉煌与影响也许会轻而易举地诱使现代史学家相信，神秘主义者与术士们的奇思异想到17世纪早期已成往事。的确，我们发现，人们普遍认识到需要一种新科学来取代这个新世纪头几十年的经院科学。但是，设想“新哲学”之梦仅限于机械论者，那就远非正确了。我们只需回到化学论哲学家那里，或者读一读17世纪的科学乌托邦，就会明白他们所描述的“新科学”与机械论哲学家们的“新科学”相去甚远。培根的《新大西岛》（New　Atlantis）是这些乌托邦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而托马索·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1568—1639）①与约翰·瓦伦丁·安德烈（Johann　Valentin　Andreae，1586—1654）②在他们的理想国中反映赫尔墨斯神智学的各种主题，则是另外的例子。同样有趣的是玫瑰十字会的宣言，这个宣言就是一份号召在科学、教育和医学中进行帕拉塞尔苏斯主义改革的公开声明。而且，密切相关的是罗伯特·弗拉德和让·巴普蒂斯特·范·赫尔蒙特（Jean　Baptistevan　Helmont，1579—1644）③的著作，这些著作在以化学家和医生的观点对当时知识界的评价方面是很有意义的。当时的机械论者对这些著作的反应表明，在伽利略、笛卡尔、培根和开普勒最重要著作出版的同一时期，赫尔墨斯神智学的信奉者和化学论哲学家们继续享有权威。　
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