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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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　作者：艾伦。G。狄博斯著　　　　　　　　
序　　　　
　　　　献给我的双亲　　　　
　　在科学史上，没有哪一个时期比科学革命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时期得到了更为详尽的研究，然而这一时期的起止年限仍然是一个谜。有人认为它起于1500年，止于1800年，跨越300年时间，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仅仅是指17世纪的戏剧性进展。文艺复兴与科学革命的关系，在任何一种时间界定中都是决定性的因素。但在本书中，我们将要讨论的科学复兴（the　　　　
　　Scientific　　　　
　　Renaissance）大约是从15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这一段时间。在这一时间跨度内，我们可以追踪人文主义对医学和各门科学长期而多样的影响，而且还可以注意到有关受到炼金术土和赫尔墨斯神智学信奉者（Hermeticists）热烈拥护的神秘自然观的持续论战。　　　　
　　一部论述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的著作可以从许多方面对人产生吸引力，而且肯定能够反映许多不同观点。人们常常根据数学和天文学这类精确科学的进步来探讨这一时期的科学。在过去，此类研究总的说来几乎没有关注这一时期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和知识背景，而那些强调社会背景和知识背景的作者又常常贬低技术性科学进展的重要性。在本书中，我们的研究将一如既往强调这一时期实际的科学（actual　　　　
　　science），但也常常要涉及那些对20世纪的科学几乎没有起什么作用的宗教和哲学概念。因此，我们打算较详细地讨论炼金术和化学对现代科学和医学发展的影响，因为这些主题还没有被恰当地用来描述科学革命。事实上，早期近代化学论论战的文献比有关天文学和运动物理学论战的文献更具有争论性。因此，我们必须既要对更直接与伽利略——甚至与艾萨克·牛顿的《数学原理》——有关的那些论战给予恰当关注，也要对这些化学论论战给予恰当关注。　　　　
　　当然，我们在此并不打算对1450年至1650年这一时期进行详尽透彻的研究。本书是一套丛书中的一本，该丛书瞄准的对象是研习西方文明的学者。我们的目标是要作一个总体的概括性研究，以考察若干关键性问题和主题。我们将最频繁地关注人文主义对各门科学的影响，关注对一种新的科学方法的探求，也关注神秘主义世界观的支持者与那些寻求对自然进行一种新的数学观察研究者之间持续不断的对话。　　　　
　　作者在此要特别感谢纽拜瑞图书馆（Newberry　　　　
　　Library）和国家人文学科捐赠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the　Huinanities），他们使我能够于1975年至1976年间在芝加哥完成此书，迈开了对这一主题进行详细研究的第一步。纽拜瑞图书馆的藏书对于全面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史的学者来说，具有特殊的价值。威廉·托乌纳（William　　　　
　　Towner）、理查德·H·布朗（Richard　H．Brown）和约翰·特德赛（John　Tedeschi）总是为我提供书籍、资料以及诸如此类的各种帮助，否则，我将无法从事更具体的研究。芝加哥大学允许我离校一年——并且，一如既往地得到了莫里斯·菲斯拜因科学史与医学史研究中心（the　　　　
　　Morris　Fishbei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Medicine）的慷慨支持。这套丛书的两位主编即特拉华大学（the　University　of　Delaware）的乔治·巴萨拉（George　　　　
　　Basalla）和威斯康星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的威廉·科尔曼（William　　　　
　　Coleman）提出的建议使我受益匪浅。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威廉·R·谢伊（William　R．Shea）对本书初稿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作者尤为感激。在完稿的最后阶段，约翰·康奈尔（John　　　　
　　ell）和拉塞尔·H·哈沃贝克（Russell　H．Hvolbek）编排了索引并仔细审阅了全书。　　　　
　　艾伦　。G。狄博斯　　　　
　　1978年5月于伊利诺伊　鹿野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　
艾伦。G。狄博斯著　　　　　　　　
第一章　传统与改革　　　　
　　　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比科学革命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更为重要的事件。15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这一时期表明，欧洲对世界所有其他地区的文化与政治影响正在不断增长。西欧新兴的科学和技术是这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一事实已为当时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因此，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在《新工具》（Novum　Organum，1620）一书中写道：　　　　
　　“我们充分看到了发明的威力、功效和后果。这种作用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如在古人一无所知的三项发明中更加惹人注目……这三项发明就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它们改变了世界的整个面貌和事物的状况，第一项是对于文献、第二项是对于战争、第三项是对于航海。随之而来的是数不清的变化，以至于到了这样的程度，没有哪一个帝国、哪一个教派、哪一个星体比这些机械的发明对人类事务更具有力量和影响。”　　　　
　　在培根看来，这些发明起源于西方并且离他所处的时代相对较近。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作出这种陈述的人。然而，在17世纪，几乎没有什么人的著作比培根的著作更能得到那些希望建立一门新科学的人如饥似渴地阅读。　　　　
　　然而，尽管科学革命的重要性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所有人的承认，但是我们越是研究它的起源，对它的起因就越是不能确定。在本书中，我们主要关注1450年至1650年这两个百年。其中前一个百年大致与古典科学和医学作品中新的人文主义兴趣初始阶段相对应，后一个百年则正好与笛卡尔（Descartes，1596—1650）、伽利略（Galileo，1564—1642）、波雷里（Borelli，1608—1678）　①　、波义耳（Boyle，1627—1691）和牛顿（Newton，1642—1727）的机械论科学获得普遍接受之前的一段时期相对应。　　　　
　　①意大利数学家及生理学家，伽利略的朋友，著有《论动物的运动》。——译注　　　　
　　这两个百年发生了一大堆令人感兴趣的事物，多得几乎令人眼花缭乱，而极少有人的科学方法论后来为现代科学家所完全接受。有一些学者，他们的工作对我们现在的科学时代作出了贡献，但他们也发现，法术、炼金术和占星术与对数学抽象、观察和实验的新兴趣一样令人激动。今天，我们发现把“科学”从神秘的兴趣中分离出来是很容易的——也是必要的，但在当时，许多人还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不能把这种神秘世界观的兴趣置于除了文物收藏家之外已被今人遗忘的少数几个小人物身上。艾萨克·牛顿和约翰内斯·开普勒　（Johannes　　　　
　　Kepler，1571—1630）的著作，同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1493—1541）、罗伯特·弗拉德（Robert　　　　
　　Fludd，1574—1637）　②　和约翰·狄（John　　　　
　　Dee，1527—1608）　③　的著作一样，都表现出对嬗变（transmutation）　④　的真正兴趣和对宇宙和谐的探求。在极大程度上，科学史家的传统做法是根据事后的认识来看待他们的课题，也就是忽视了早期自然哲学中那些在我们科学界已不再占有一席之地的方面。然而，如果我们这么做，那么就不能指望对这一时期有任何联系历史背景的理解。因此，我们的目的是要根据当时特有的情况而不是根据我们今天的情况来论述这一时期。随着论述的深入，我们将发现，在当时，有关自然法术和大宇宙——小宇宙类比的真理的论战，与那些更为人们熟知的、有关是否接受日心体系或血液循环学说的论战同样重要。　　　　
　　②英国自然哲学家、数秘主义者，认为数学是理解宇宙的基础。——译注　　　　
　　③英国数学家、神秘主义者，曾为英译本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作序，认为“真正的科学”就是要与某些神灵保持一种真实而忠诚的联系。——译注　　　　
　　④中世纪炼金术士臆想将贱金属变成金或银的过程。——译注　　　　
　　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与教育　　　　
　　“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这两个词被赋予众多的含义，以至于几乎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定义来满足任何两位学者的需要。在此，我们没有必要试图去做这项工作。可以肯定的是，文艺复兴确实包含了某种知识的“再生”——正如艺术和文学的再生一样。并且，它确实是一种新科学得到发展的时期。但即使如此，我们还需要小心谨慎，以避免简单化。彼特拉克（Petrach，卒于1374年）　①　与14世纪的其他人文主义者所表达的对自然的全新热爱具有多方面的影响。我们已经发现，在对自然现象作一种新的观察研究的兴起中，这种热爱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我们还发现，彼特拉克与后来的人文主义者也深深地怀疑那种对哲学与各门科学之传统的经院式重视。他们偏爱修辞学和历史学，这就是他们对长期成为中世纪大学主干课程的、比较专门的“亚里士多德式”研究作出的一种有意识的回答。人文主义者寻求的是人类的道德改善，而不是寻求那些代表传统意义之高深学问的逻辑性和经院式的论辩。　　　　
　　①彼特拉克　1304　年生于意大利的阿雷佐　（Arezzo）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第一个伟大代表，他不仅预见了后来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而且也为造成这一运动作出了积极贡献：他的主要声誉来自他的意大利语诗歌，而他的拉丁语作品也可以说是人文主义文学的代表，这些作品包括拉丁语诗歌、演说稿、论战文章、少量历史著作和大量书信。——译注　　　　
　　这些变化着的价值观引起了人们对教育问题的新兴趣。14世纪与15世纪的改革计划对准的是基础教育而非大学教育。人文主义教育家维多里诺·达·费尔特雷（Vittorino　　　　
　　da　Feltre，1378—1446）　①　兴办了一所新型学校，他极力主张该校学生要擅长运动并学习军事技术。在学校里，学生们学习修辞、音乐、地理和历史——并且，他们被教导要以古人为榜样，要把道德原则和政治活动置于三大学科（语法、修辞和逻辑）基本原理与传统的哲学和科学课程的学习之上。　　　　
　　①意大利曼图亚城贡查加家族　（　统治时间　1407　—　1444）　的宫廷教师，毕生献身于教育改革。——译注　　　　
　　许多声名卓著的人文主义学者都受到了这种教育改革运动的影响。我们在伊拉斯谟斯（Erasmus，1466—1536）　②　的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结果。他认为，对于学生来说，通过阅读古代作家的作品来学习普通课程就足以了解自然。对受过教育的人来说，数学并不是很重要。而让·路易·维微斯（Juall　　　　
　　Luis　Vives，1492—1540）　③　这位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教育家中当仁不让的最著名人物，在反对数学学习的论战中完全同意这种观点：数学往往“把思想从对生活的实际关心中抽离出来”，并且“几乎不适用于具体现实与世俗现实的融合”。　　　　
　　②荷兰人文主义者，北方文艺复兴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奥斯丁会神父，著有名作《愚人颂》。——译注　　　　
　　③苏格兰人文主义学者、著名教育家。——译注　　　　
　　但是，我们是否仍然可以认为大学是科学训练的中心呢？在极大程度上的确如此，但是越来越多的医学和各门科学的学者都反对许多——也许是大多数——高等学校中占有压倒优势的保守主义。彼得·拉谟斯（Peter　　　　
　　Ramus，1515—1572）回想起自己的学术训练时深感绝望：　　　　
　　“在根据我们大学的规定花了三年零六个月时间学习经院哲学之后，在阅读、讨论和思索过《工具论》（Organon）里的各篇论文（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尤其是那些讨论论辩术的著作，在三年的过程中是要一读再读的）之后，呵，甚至在付出那么多时间，那么多时间都用来学习那些经院学科之后，我想弄明白，我能够把历尽千辛万苦学得的知识用于何种目的呢？我很快发觉，所有这些论辩术既没有在历史和古代知识方面为我提供更多的学问，没有使我的口才更好，不能使我成为一名更好的诗人，也没有使我在任何事情上更有智慧一些。呵，这是多么令人惊愕、多么令人悲伤啊！在历尽了这么多的千辛万苦之后，我却采集不到、哪怕是看一看那些据说在亚里士多德的论辩术里可以找到的非常丰富的智慧之果。我该怎样地哀叹自己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