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日本侵华战争的最后一批人-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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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砍头，可我没死，爬到这里了。你救救我吧？” 老人不同意，说：“日本鬼子随时随地到这里来，你还是赶紧走吧！” 黄廷廉说：“我实在爬不动了，日本鬼子来了，我就死在这里吧。我死了，你告诉平遥抗日大队，我没给咱八路军丢脸，我没给咱中国人丢脸！” 老人显然是感动了，他不再赶黄廷廉走了。 黄廷廉看见院角里有个钟楼，就爬到钟楼下的小屋里。不一会儿，院中有人叫嚷：“那个人哪里去了？”黄廷廉以为是敌人顺着血迹追来了，静静地听外面的动静，没有侵华日军鬼子兵特有的穿大皮鞋来回走动的声音，也没有鬼子兵特有的鬼哭狼嚎。黄廷廉猜想，是好心人来帮助他了。于是，他爬到门口说：“我在这里。”一个青年走过来说：“你名字叫什么， 是哪个部队的？”他又说，“我叫王福林，昨天在平遥县城的西大街上，我听过你们的 演讲。没有想到，在这里我还能看见你。八路真是好样的！我一定帮助你！” 黄廷廉问王福林是否认识平介县县委书记成克？王福林说，他不认识共产党的县委书记，他只知道八路军二区区公所的位置。黄廷廉赶忙让他取来笔和纸，就这样，黄廷廉从不幸被捕至今，又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黄廷廉说：“战争期间，生和死只隔着一层纸。所以，‘被捕即脱党’。”他说，他和党组织联系上比什么都重要。我一边采访一边感慨：如今，有的不法干部是“代表人民索取人民 利益”。虽然有的党员渎职受贿被曝了光。但是有这些贪官污吏在，给我们党的威信带来多 么大的损伤呀！我们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不应该温习一下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期间抛头颅、洒热血，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岁月吗？ 黄廷廉说，当天下午，王福林就带领十几个人来了。他们推着独轮车，把黄廷廉转移到一个叫蒋家堡的地方。紧跟着，党组织又派人把黄廷廉扶上担架，趁黎明前的黑暗渡过汾河，到达文水县境内的徐家镇。徐家镇东有洪善，西有宁固，南有平遥县城，北有永乐村，相距都是10多里，都有日本鬼子的据点。可是，平介县委对黄廷廉的治疗和安全，组织得认真而周密，一有风吹草动马上进行转移。黄廷廉在养伤期间化装过死人、新娘，先后转移了七八个村庄。不管到哪里，乡亲们没有一个不亲热的。各家各户争着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让黄廷廉吃，大爷、大妈都说：“共产党、八路军，好样的！”黄廷廉多次实在过意不去就向区干 部请求，不要让房东多花钱了，不然，就绝食了。可是房东大爷说：“你受那么大的罪，应 该吃好的。你吃了，我们心里高兴，你不吃，我们才难过哩。” 黄廷廉在南良庄养伤时，伤势曾经恶化。他想应该赶紧给县委领导写个报告，让党组织知道遇难同志们的真实情况。他向房东借来纸和笔，趴在炕上一笔一画地记录了我们中华好儿女和侵华日军进行的殊死搏斗的情况。 1944年底，黄廷廉被八路军山西太岳军区授予“战斗英雄”称号。1945年5月，组织上把他送到延安，当时的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部长胡耀邦得知这位“活着的烈士”来到延安，就亲笔写信给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将黄廷廉安排到中央党校边学习边疗养。 太原解放后，黄廷廉任山西省军区医院政委。偏巧，医院有几名留用的日本外科医生和护士，他们得知黄政委曾在日军刑场上被砍头的故事都很震动。他们说：“日本法西斯杀八路军战士黄廷廉，我们日本人民要把黄廷廉的伤治疗好。”日本医护人员精心地为他做了后脑部的整形手术，使他的刀伤得以痊愈。
八路英雄黄廷廉一个老党员的来信一直在教育着我（图）
左图：黄廷廉在平遥养伤期间头裹绷带，身穿老乡为他特制的高领棉衣 右图：黄廷廉背部和脖子上的伤疤
我8年前开始采访八路英雄黄廷廉，之后，我们一直通信。说实在的，黄廷廉的来信每次都在教育着我，使我久久不愿释怀。看到社会上、单位里的某些腐败现象，我除去失望 外，对信仰、前途、命运都在丧失自信。可是，连黄廷廉同志自己可能都不知道，他作为一名八路军的宣传干事、一个老党员给我这个年轻人的教育有多么深刻。他的来信，使我重新对共产党员有了新的认识，对党的事业增强了信心，对光明的未来有了渴望。 在此，我将一份5年前黄廷廉的来信原文摘录如下： 方军同志：你好，遵照你的要求写了这封信。 （1） 我1920年出生，山西晋城市大兴村人。 （2） 我于1938年3月参加山西新军决死队第一纵队。 （3） 我于1940年5月在沁县子弟兵团参加中国共产党。 （4） 我面对日本鬼子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情况，写成材料，供你参考。 （5） 解放后我担任的工作： 1949年山西军区成立，我在省军区政治部民运部任民运科科长。 1951年我在山西省军区陆军医院任政委。 1956年我在山西军区18团任政委。 1966年我在黑龙江省军区独立二师任政委。 1970年我在辽宁省军区政治部任副主任。 1981年离职休养。副军级待遇，在沈阳某干休所。现在生活好，很充实。 我们同时被日本鬼子砍头的八路军干部、战士名单（略） 1945年5月间，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决定我到延安，当时，我的伤口痊愈后留下一个15公分长，两公分深的伤疤，经常头晕头疼，于6月到达延安，住总政招待处。在中央医院门诊部多次检查定为一级残废，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办了残废证。直到1951年在山西军区陆军医院做了后脑部整形手术后，形成现在的伤疤，按内务部颁布伤残条例定为二等乙级残废到现在。 我能从容不迫地对日本鬼子斗争，能在日本鬼子砍头中幸存下来，有好多因素。首先是毛主席、共产党、八路军教育的结果。这是最根本的因素。其次，八路军同日寇的作战是长期的，有很多共产党员冲锋在前，吃苦在前，牺牲在前，享受在后。再有，革命先烈们在战场上，在监狱里，在法庭上，在刑场上的率先垂范，给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没有榜样的指引，我是不会有作为的。第三，是人民群众的鼓励和支持。在我们八路军9人被押赴刑场的途中，在平遥县城西大街汇集了成百上千的人民群众，从他们的眼神里我可以看到：中国人 向着中国人。我作为八路军的宣传干事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日的决心，使得好多人默默地赞许 。有许多人流下伤心的泪水，是人民群众给了我们视死如归的决心和力量。第四，是战友们 的互相鼓励，是他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爱国精神推动我勇往直前的。最后，就是对我们中华 民族有血海深仇的野蛮残忍的日本鬼子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只有奋起抗争，才能求生存 。 …… 我曾被授予英雄称号，我一直问自己，我哪里有那么大的功劳？要说有功的话，这功劳属于党、属于先烈、属于人民群众、属于战友和同志们。 我从零开始做起，是为了防止居功自傲思想。所以，抗日胜利55年了，我在军人登记表上，在干部履历表中“受过何种奖励”一栏中，我从未作任何填写。人们看到我后颈部明显的伤疤，问我怎么回事，我也只是简要说一下。1980年全军征集军史资料时号召写回忆录，我也未写。1995年以来，有些报刊刊登我的事迹材料都是记者采访后写的，大多数稿件我都没看过。我对记者谈到，我受过“战斗英雄”称号是在1994年山西发表《英雄模范名录》之后，从199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活动中才讲到的。 我对你对我的关怀热情很钦佩，我把你给我的信送我所张政委看过，经他同意，我才给你写这封长信。这叫一切行动听指挥。 黄廷廉 2000。4。15
八路英雄黄廷廉给予我们的不是太少了（图）
被我军摧毁的日军堡垒
党、政府、军队，给予我们的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 抗战胜利60年了，像黄廷廉这样的老同志一般都退休了。 “退休”是世界性的词汇，而中国还有一个词汇沿袭自己具体国情应用到现在，叫“ 离休”。“离休”的意思区别于“退休”的含义表现在，它是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共产党的干部，“离开工作岗位休息”的意思。“退休”和“离休”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像黄廷廉这样亲历抗日战争的八路军老战士当然是“离休”。目前，中国十几亿人民大众对于在抗日战争中同侵华日军殊死搏斗过的中国军人仍然充满着尊敬和爱戴。因此，在“休”前面冠以什么字眼老百姓都拥护和赞成。但是，随着经历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批人”的自然消亡，“离休”这个词汇也会随之淡出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舞台。 黄廷廉和许多中国老军人一样住在一座小将军楼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他家的小楼前有几分地，可以种植自己喜欢的植物。老黄生活得非常简朴，他对于国家的事情却是非常关心。他每天晚上看电视新闻，因为耳背，所以，声音开得特别大。他订阅《解放军报》、《中国老年报》、《文摘报》、《中国老年》、《广播电视报》、《中华儿女》等书报杂志。他 还做剪报，关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事情，日本修改教科书否定战争罪行的事情，老黄 知道得一清二楚。老黄是党员，所以，他常常参加军队干休所的学习。 中国戎马一生的老军人的生活都是国家负担起来的。所以，在他们退休之后都在军队的干休所里居住生活。日本也没有终身为伍的军人，罪恶的侵华战争随着1945年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而结束，放下武器的日本军人回国需要自己谋生。现在，日本曾经参加侵华战争的老军人也寥寥无几了。他们的生活来源有二：其一，是“定年金”，就是退休金。其二，是天皇的“恩给”。日本老兵也有组织，比方侵华日军五十九师团每年就出版通讯录，有时还聚会。随着自然消亡，他们送给我的通讯录在逐年变薄。顺便提一下，侵华日军五十九师团的人员曾经还有一个组织，叫“中归联”。五十九师团师团长原中将藤田茂任是“中归联”的头儿。顾名思义，“中归联”的意思是“从中国归还者联合会”。“中归联”一直致力于日中友好，反对侵华战争，主张日本国应就战争罪行问题给中国人民谢罪。“中归联”的头儿藤田茂先生多次访华，还和周恩来总理握过手。 可以说，中国的老军人和日本国经历战争的老军人的晚年生活都不错。而且，都在反思60年前的战争。 日本国参加侵华战争的老军人分成三种情况：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改造过的1026名原日本军人。 在苏联西伯利亚劳动过的数十万原侵华日军老兵。 直接撤退回国的。（1945年在中国十个战场向中国军队交枪投降的129万日军）。 这三部分的人物的个例我都采访过。随着政治气候的不断变化，这些侵华日军老兵在不同程度上的谢罪、反战、主张向战争受害一方的中国人民赔偿。 今天的日本，黄廷廉十分清楚：右翼势力在逐渐抬头，否定侵华战争罪行的言论尘嚣日上。我问老黄： “如果侵华日军又杀回来了，您还上战场吗？” “为保卫我们的祖国，我当然要去！”老黄坚定地回答。 这么多年来，常有学校、机关、工厂请老黄去做报告。老黄虽然感到“给青年人讲中国抗战史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他坚持先请示上级领导，叫“一切行动听指挥”。所以，我采访黄廷廉就先给干休所领导写报告，干休所的领导批准了，老黄自然就同意了。 老黄严肃地批评我，让我不要管他叫“首长”或“将军”。他的理由是：“我1981年就离开了工作岗位，怎么还是‘首长’。建国初期，我的军衔是上校，没有晋升为少将。因此 ，不应该称呼我‘将军’。你以后称呼我为‘老黄’好了。” 我说：“请老首长放心，我以后就叫您‘老黄’吧。……但是，您比我的父亲还大5岁；挨了侵华日军6刀不说，还给活埋了，我怎么能管您叫老黄呢？老首长？” 老黄的老伴儿比老黄大两岁，今年88岁，和蔼可亲。她的身体比老黄的好。我问老黄：“你当年当了八路军的战斗英雄，是您老伴儿追求的您吧？当时追求您的姑娘特别多吧？” 老黄笑了，他的回答令我失望：“我们两家定的娃娃亲。你看，她还是小脚呢。” 老黄对我说，他有5个子女，没有一人因为他的权力和地位而谋私的。现在，老黄还和两个儿子住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