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日本侵华战争的最后一批人-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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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图为在刘公岛向侵华日军投降的清北洋水师官兵
我家的墙上挂着一张照片，摄于1895年。照片所表现的是中国清政府北洋水师对日作战失败后的某一瞬间：刘公岛上，日军押送俘虏的北洋水师官兵正蜿蜒行进，长长的队伍，颇为壮观。日本军人在旁一副胜者的模样。 照片是侵华日军老兵送我的，他的爷爷刚好是当年的日本海军。 记录北洋水师大败的历史文献多得不胜枚举，我不想在此赘述。只是深深记得曾在一篇报道中读到，多为江浙籍贯的北洋水师官兵，1960年竟有不少人还活着。计算一下，假设1895年最年轻的水手20岁，那么1960年他们应该是85岁。如果北洋水师共计3000人，按85岁的人生存几率占总人数1％计算的话，1960年还应该有30人在世。只可惜，中国竟然没有一位记者、作家采访过北洋水师的幸存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在我心目中，败军之军士也是英雄。因为，甲午海战中的北洋水师官兵毕竟经历了血和火的战斗。1960年的他们，对已经久远的甲午海战是什么印象？他们在1960年的生存状态怎样？他们在1960年怎么看中日关系？他们是否又参加了1931年至1945年间长达15年的中日战争？他们的儿子、孙子在干什么？向不向周围的人们讲述他们所目睹的横跨两个世纪的日本对于中国的两次侵略战争？怕不怕生性好斗的日本人？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先生记录过著名作家冰心讲她父亲的故事。大意是：谢葆璋是冰心的父亲，他参加了甲午海战，当时，是在来远舰上当水手。在刘公岛周边的海战打响之后，冰心的妈妈就把大烟挂在门框上，搬椅子端坐门前，不吃不喝等丈夫回来，家人怎么劝都不行。冰心的母亲说，只要丈夫不回来，她就服大烟自尽。中国军舰和日本军舰的战斗在刘公岛附近海面打了几天，中国北洋水师大败，来远舰被日本军舰击沉。可是，冰心的父亲、 来远舰水手谢葆璋，生生从海面游回岸边，这才有后来的作家冰心。据说，冰心一说起此段 历史就放声大哭。 谢葆璋、谢冰心对于我们，这一段故事很容易让人接受：“炮火纷飞，震耳欲聋、弹片飞溅、浓烟呛人，舰船左翼中弹，整个军舰都在摇晃。有个弹药手的肠子被炸出来了，他拖着炮弹送至大炮前，直至牺牲……”可是，我想知道的是，看完这张照片的人会说些什么？ 这张1895年甲午海战的照片和我又有何关系？ 实际上，这张照片是我的动力，是对我的鞭策，是对我的指令。 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了，经历过1931年至1945年抗日的中国老兵、战争受害者、战争目击者已经少之又少了。现在，他们的人数占曾经的抗战地区人口的万分之一。由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太多投身战斗的战争亲历者虽然没有得到任何特别的关照，但从来无怨无悔。有的抗战老兵一生没见到任何作家、记者的来访，有的“慰安妇”一生一世就把屈辱埋藏在心间，有的细菌弹受害者至今还在伤痛之中，有的无差别轰炸的受害者至今还以残疾之体度日，而没得到过来自于日本方面任何歉意的问候……他们怎么看中日关系？他们怎么看这段惨绝人寰的磨难？ ——我应该去记录他们。不是为了看他们受宠若惊、感激涕零的样子，不是为了去扮演一个给予风烛残年的人临终慰藉的角色。 因为1895年的这张照片总在催促自己：快采访他们，快记录他们。 我常常这样想：今后，我们的祖国还会遇到来自外国的侵略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中国文化所固有的思想。可是，“苟且偷生”又是哪个民族的传统习惯？抗战的时候，我们的军队有像潮水一样退却的时候，几个鬼子，几条枪，居然赶着一个县的乡亲仓皇奔逃！为什么？卢沟桥事变之后不到一年，侵华日军就占领了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为什么？是不是战争的胜败与老百姓的涣散无关呢？ 有的老战士告诉我：“整个师，整个团，整个营，整个连的官兵都打没了，但是，打到最后一个人我们也坚决不投降！宁当战死鬼，不当亡国奴！” ——有跑的，更有打的。历史的记录不能回避英雄与屈辱之间的关系。 “前方紧打，后方紧吃”是抗战的记录。 贪官污吏的横行和抗战前期的惨败难道就是当然的历史进程？ 日本就不腐败啦？日本兵为什么能打仗？ 腐败现象会不会预示着我们将来又一次失败？ 有很多人记录过“昨天的腐败”和“抓壮丁逃跑”的故事。 我作为一个作家，如果不记录他们，不思考落后和腐败就深感惭愧。 我作为一个八路军的儿子，总是被各种各样的感情纠缠——激动、骄傲、悲痛、矛盾、无奈和责任。
八路英雄黄廷廉序：另一幅照片和漫画
我是1991年开始在日本的漂泊生涯中去访问侵华日军老兵的。为什么使用“漂泊”这个词汇呢，我感觉我在日本国留学的生活有一点像欧洲吉卜赛人一样的“漂泊流浪”，日本语叫“放浪”。后来听说日本赫赫有名的音乐指挥家小泽征尔在欧洲“放浪”过，日本首相小泉在英国也“放浪”过。那么，我也就不以为然了，我也可以使用这个词汇来形容我自己了。 我为什么要“漂泊”，或者是“放浪”呢？ 因为，我喜欢采访和写作；因为，我的两个叔叔在日本对中国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被日军杀害了，所以，我对去过中国作战的原侵华日军老兵有极大的采访兴趣。我深深地相信，杀害我叔叔的，杀害我们家乡村民的，杀害无数中国人的，就是眼前那些接受采访的侵华日军老兵们。只不过时过境迁，他们变成了善良的老人，时代的舞台让他们扮演过“恶魔”，又成了面前这些“和蔼的人”。 那时我是留学生，同时在饭馆里送外卖打工，所以，我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日本人。在日本国学习期间，侵华日军老兵的平均年龄是70—80岁。我回国以后，又有几次机会去日本国访旧。有6名侵华日军老兵和我有长期的直接接触和信笺来往。 1991年在静冈县，我认识一位姓小林的侵华日军老兵，我常住在他的家中，他给我看了几张当年在中国拍摄的照片。照片中，有他和中国小孩一起照的，可以看得出来，孩子们都很紧张；一张是他们行军在一片桃树下吃饭的情景，小林说，看见桃花盛开的景象，就想起日本的樱花。可我并不关心日本兵看花的思乡心情，我只是惊讶地发现，日本军长官和士兵吃的不一样，坐的位置也不同。我是中国的退役军人，起码，我们的连长吃饭时和我们完全一样。 ——还有一张照片是两个拿大枪的日本兵，中间站着一位无助而羞涩、恐惧而惊慌的中国妇女，女人一丝不挂。她体态丰盈、面目端庄，日本兵在两边嬉笑着。我当时带了一架FM2的Nikon相机，还有变焦头，翻拍完全可以。小林绝对不会说“不行”。可是，我当时竟然鬼使神差地把这些照片都还给小林老人！ 最重要的是，“嘿、嘿”笑着的小林给我一张战败后的日本剪报。这张剪报上有一张双幅的漫画，画家是法国人。画的是一个身材矮小的日本兵和一个身高马大的中国人拳击的场面： 第一幅漫画，小个子日本兵把中国巨人打得歪七扭八，中国人似乎只能招架。第二幅漫画，中国巨人的下巴被狠狠地击中！他歪七扭八地躺下去——哇呀！他倒把日本兵给压死了。 小林老人非常喜欢这张保留多年的剪报，他戏称他眼中的日中关系就是如此。 14年了，我一直希望找到小林老人，希望找到这幅漫画。 ——结果，听说小林早已不在了。 我也慢慢同意了侵华日军老兵小林的观点：中日关系就是这样的。
八路英雄黄廷廉序：一本书和另一本书
我曾经写过的那本书叫《我认识的鬼子兵》，非常荣幸的是，该书扉页上的题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将军题写的；该书的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前铁道兵政委吕正操将军写的。事隔八年，我至今还不能相信这是事实，感到无比的荣幸。我是中国人民解 放军铁道兵的退役士兵，我和将军差多少级呢？军、师、旅、团、营、连、排、班，到军区、兵种，才到将军，到国防部长，我和将军们相差十万八千里呢。时至今日，张爱萍将军已经离我们而去，吕正操将军也已经年龄过百了。听说，现在活着的抗日将军中，上将军衔的还有洪学智将军和萧克将军，也都是年龄近百的老人了。 现在这本书请谁写序？我不敢奢望。能不能试一试自己写序呢？ 首先，我想明确这样一个思想：《我认识的鬼子兵》是强调“我”认识的，是“我”的所见所闻和我的感受。《最后一批人》也是这样，是我的采访，我的思考，我的记录和我见到的参加过伟大抗日战争的芸芸众生们。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抗战亲历者、经历者、目睹者都已经到了耄耋之年，采访他们实际上就是采访今天的社会——是一个站在今天、回顾昨天、展望明天的文化维度。今天的现实中，除了有激励人们奋勇前进的滚滚洪流之外，也有污泥浊水。我反映各种层面的人物、事物，其中难免碰到灰暗的令人不快的东西。我从不回避什么，而是完整记录采访对象对人生，对战争，还有对现实的思考。我如果回避了，或者这一切无法真实呈现，那就不是我记录的历史和心灵，那种写作也不属于我。我实际上要对我的文字负责，甚至非常愿意承担引来的各方面的责任，因为我相信这个社会在一天一天地进步。 有人详细记录了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的最后岁月。其实，应该记录的人还有很多。在我心目中，领袖和普通人、将军和普通人都是一样。 1895年的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1931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出了四大伪政权——溥仪、德王、殷汝耕、汪精卫和300万伪军。我认为中国的成败与否与当时的政治腐败有密切的关联。当然，毋庸讳言，今天也有腐败现象。许多朋友对我好言相劝：“腐败的事情咱们管不了，那是国家的事情。”我不同意。日本占领东北三省我们能说那是国家的事情与我们无关吗？所以说，在我眼里，“日本侵华”和“腐败”都是我们中国人民的敌人。——我为什么不记录呢？我为什么回避呢？ 几年前，我到日本国去访问，参加出版社召开的《我认识的鬼子兵》日文版书籍见面会，日本学者在学术交流会上问我： “是贵国的政府指使你，还是贵国什么党派指示你写这本书？” 我回答：“完全是我自己的感受、采访和记录。” 看看，日本人也在追查责任。他们在分析一本书的构成和其他因素。 他们在指责和批评中国不应该有爱国主义教育！ 文如其人，我是最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写作不是为了教育谁。 多年来，由于我不断在媒体上发表我的报告文学，所以，研究我的日本学者告诉我：“你不但是中国最没有背景的人，而且，是一个下岗人。”我笑了，我喜欢他们的调查。 人与人的经历是不同的，所以，认识世界的角度也不尽相同。我1980年开始学习日语，1984年开始在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工作。之后，又在日本国驻北京大使馆领事部工作。再以后，去日本国留学。我接触过很多日本人，也采访过很多位侵华日军老兵。很多侵华日军老兵都习惯地说： “你们中国军队……” 在他们眼中，不太划分共产党军队、国民党军队、地方武装、民团和舞刀弄枪浑身涂彩高呼“刀枪不入”奋勇冲杀的村民们。我在日本国工作、学习多年，可能是受那里的影响，在我笔下对他们的身份也分不太清楚了。我想，我是在浓墨重彩抗战“众生相”，我记录的是中国民众的抗战及人生命运：和侵华日军打过仗的，我都想访；亲历过抗战的我都想写。如果能出版的话，我首先希望我的读者是侵华日军老兵们，因为，他们总向我打听中国抗战军民命运的同时，也希望看到中国人民事隔60年后，怎么看待他们曾经在战争中的暴行。 其次，我希望中国的年轻人翻翻这本书。因为，我所记录的，正是中国老一辈亲历抗战岁月的人们要告诉未来的“历史见闻”和“思考”。 除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志士，8年来，我还采访了很多当年参加抗战的国民党军队的将士，我和他们同吃同住，和他们一起放羊、种田，并仔细描写了他们。我认为，这些人虽然阻止过中国社会的进步，但是，在抗日战争中，面对武装到牙齿四处烧杀淫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