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1)-第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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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这种情况能够引起优生学会的注意，这个学会，总是因为雇佣劳动者的生育速度比中层阶级更为迅速，而感叹不已，但却丝毫不期望改变造成这一事实的法律。
有人认为，这种反对所谓淫秽出版物的法律，会造成令人遗憾的后果，但还是有必要。我认为，对于这个问题不应当有什么法律，一方面，任何法律都做不到禁止恶的同时不禁止善。一方面，如果性教育方式得当，即使是货真价实的淫秽出版物，也不会造成什么危害。
如果我们知道英国《坎贝尔爵士决议》的历史，那么这一点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任何一个人只要了解一下有关《坎贝尔爵士决议》的争论，就会发现，这个决议仅仅是要查禁色情文学，而不会去反对其他形式的文学。
有关审查的问题，在莫里斯·厄恩斯特和威廉·西格尔合著的一本书中得到很好的讨论，他们讨论了英国和美国的经验。这些经验表明，在英国，对于戏剧的审查，那些旨在挑逗情欲的轻薄的戏剧很容易通过，因为审查员不愿意被人视为假正经，那些涉及重大问题的庄重的戏剧，如《沃伦夫人的职业》，却历时数年才得以通过。像《圣希》那样富有诗意的优秀戏剧，虽然剧中没有一句挑逗情欲的台词，却用了一百年时间，才征服张伯伦勋爵那伟大胸怀中的厌恶之心。
还有一个反对审查的理由，那就是坦率的色情文学。因为它是开诚布公而没有含羞意味的，所以比起因隐讳神秘而变得有趣的色情文学，危害要小。几乎每一个有钱人在青少年时期都违背法律看过淫秽照片，并为拥有这些照片而自豪。那些具有传统观念的人认为，这类东西对于他人很有害，却不承认这类东西对于他们自己也是有害的。
应该承认，这类东西会激起短暂的性欲。对任何一个性功能健全的男性，这种感觉无论如何总是要产生的。一个男人经历性欲的次数，取决于他自己的身体状况，而引起这种感觉的机会，则取决于他处的社会风俗。
古代维多利亚时代的男子，常对女人的踝骨具有强烈的刺激性，但对现代的男子来说，女人大腿以下的任何部位都不会使他们动情，这不过是服装的式样问题而已。
如果裸体成为一种风俗的话，那么裸体就不会激起我们的性欲，因此，女人不得不借助服装以使自己在性的方面有吸引力，就像某些不开化民族那样。
第五部分：男人的责任对性生活的态度（2）
维多利亚时代有刺激性的东西，对开放时代的人来讲，已毫无感觉了。正人君子们越是限制正当范围之内的性欲，这种性欲就越容易产生。
色情文学之所以受人欢迎，是因为道德家们反复向青年人，灌输那种对于性的猥亵感，无论国家法律作何规定，这一点都是不可避免的。
对裸体的忌讳，阻碍了我们对性问题持有的纯洁态度。
在自然的情况下，孩子们看到彼此以及他们父母的裸体是有益的。大约在三岁左右，孩子们对他父母之间的区别会感兴趣，会把他自己和姊妹之间做比较。此后，他对裸体就像对衣服一样不感兴趣了。如果做父母的不愿意让孩子看到他们的裸体，孩子一定会产生一种神秘感，一旦有了这种感觉，他们便会成为好色之徒。
就健康而言，也有许多人，赞成在适当的环境中裸体的理由，例如，阳光明媚时的户外活动，阳光能促使皮肤健康。
当我们看见孩子不穿衣服在户外玩耍时，一定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们不但更加懂事，而且与他们穿衣服相比，行动更加自由，姿态更加优雅。
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的风俗允许，裸体很快就不再引起我们的性欲，我们的举止也会更加文明，人们的身体，由于直接与空气和阳光接触而变得更加健康。
关于美的标准，也会更加依据健康的程度。
大家知道标准的美，不仅仅在面部，也包括身体和身体的姿态。所以，我认为希腊人的习俗是应该提倡的。
第五部分：男人的责任精神上的自由（1）
长期的不自由，在思想的交流中猜疑的强制，思想家使自己担负的培育工作，都意味着在教会的和宫廷的准则内或在亚里士多德的前提上思考；长期的精神的意志对一切发生的东西按照基督教的一个模式加以解释，并且还在任何偶然事件中重新发现和辩护基督教的上帝，所有这些粗暴的东西、专断的东西、严酷的东西、令人战栗的东西、反理性的东西，反悔本身作为手段使出来，通过这手段，就为欧洲的精神培植出它的强大、它的肆无忌惮的好奇心和细微的运动过程；还要承认的是，在此同时，也无可弥补地在力量和精神方面必定多有扼杀、窒息和败坏。
几千年之久欧洲的思想家们只为了证明某种东西而思考，而今天则相反，“想证明某种东西”的任何思想家对我们来说是可疑的，至于在他们看来，那种作为他们的最严格的思考的结果应该产生出来的东西，例如像从前在亚洲的占星学或像今天还在基督教的无害的道德上解释个人的最接近的事件“为了尊敬上帝”和“为了拯救灵魂”，总是已经确定了：这种专制，这种严格的和伟大的愚蠢，已教育出精神。
在较粗的和较细的理解中，奴隶状况是精神的培育和培养不可缺少的手段。
人们可以对任何道德这样去看：其中的“本性”教导要仇恨自由放任，仇恨太大的自由，并且培植对有限制的视野的需要，对最接近任务的需要，它教导要使观点变狭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教导要愚蠢，作为生活和成长的一个条件。“你应该长久地服从某一个人，否则你就灭亡，并且丧失对你本人的最后的尊敬”这在我看来是道德本性的命令，此命令肯定既非“绝对的”，像老年的康德向它所要求的，也不是向着个别的人。
勤劳的种族把忍受懒惰看作巨大的痛苦，英国本能的杰作在于星期日在某种程度上进行神圣化的活动和感到厌倦，以至于英国人又不知不觉地渴望他的工作日，作为一种聪明地发明的、聪明地插入的斋戒，像类似在古代世界中可以充分觉察到那样。必定有多种
的斋戒；而且凡强大的欲望和习惯风行之处，立法者必须关心于插进闰日，在闰日中这种欲望受到束缚，并且又一次学习节食。
从一个更高的位置出发来看，全部的世代和时代在附带着某一种道德的狂热性而出现时表现为这样的插进去的强制和斋戒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一个欲望学习屈服并且跪倒，但也通过学习使自身得到纯洁和增强。一些个别的哲学派虽允许如此解释。
在柏拉图的道德中有某种东西，它并不真正属于柏拉图，而且只出现在他的哲学中，人们大概可以说，尽管有柏拉图，即苏格拉底主义，对后者来说，他实际上是太高贵了。“没有人愿意给自己造成损害，因此一切坏的东西是非自愿地发生的。因为坏的人给自己带来损害，如果他知道坏的东西是坏的，那他就不会这样做了。坏人仅出于一个错误是坏的；
如果人们把他从错误中解脱出来，人们必然把他变成——好的”。
用这种方式得出结论，有乱伦的味道，乱伦在坏的行动中只看到讨论的后果，并且在实际上判断说“采取坏的行动，这是愚蠢的”。
人们可以在道德的任何功利主义那里猜到这个相同的起源，并且追踪鼻祖，人们将很少走迷途。
柏拉图已经做了一切，为了把某种精细的东西和高贵的东西在解释时加入到他老师的命
题中，首先得把他自身也加入进去他，一切解释者中的最大胆的解释者，把整个苏格拉
底只当作一个通俗的题目和一首民歌从胡同中搬出来，以便把他改变成无限的东西和不可能
的东西，即改变成他自己的一切假面具和各种各样的东西。
有关“信仰”和“知识”或者更清楚地说，有关本能和理性的旧的神学问题，这样的问题，就事物的价值评价而论，本能是否比理性应得到更多的权威，这还是那个旧的道德问题，就像它首先在苏格拉底的人物中出现，并且在基督教之前已经分裂了精神。
苏格拉底本人虽然以他的才能趣味，一位优秀的辩证法家的趣味——首先置身于理性的方面；而在实际上，除了嘲笑他的高贵的雅典人的笨拙的无能，苏格拉底在他的长期生活中做了什么？但在最后，他也偷偷地和秘密地嘲笑自己：他在自身那里，在他的更精细的良心和自我质问面前，找到了相同的困难和无能。
第五部分：男人的责任精神上的自由（2）
他为何劝说自己从本能中摆脱出来！人们必须帮助本能，也帮助理性，人们必须遵循本能，但是必须劝说理性用好的理由去促进本能。
这是那位伟大的神秘的讽刺家的实际上的谬误，他把他的良心带到这样的地步，即他满足于一种自我蒙骗：他在根本上看透了在道德判断中的非理性的东西。柏拉图，在这类事物中更无辜的并且没有市民的机灵狡猾，花费了一切力量，花费了至今一位哲学家能够使用的最大的力量——想对自己证明，理性和本能自动地走向一个目标，走向善，走向“神”；并且自柏拉图以来，一切神学家和哲学家都在相同的道路上，这就是说，在道德的事物中，本能，或像基督教徒所称呼的“信仰”，或像我所称呼的“群居”，迄今获得了胜利。
人们本该把笛卡尔排除在外，这位理想主义之父，他承认只有理性才有权威；但理性只是一个工具，笛卡尔是肤浅的。
谁研究一门个别科学的历史，谁就在它的发展中找到理解一切“知识和认识”的最古老的和最相同的过程的一条线索；在那里进而和在这里一样，过于匆忙的假设，追求“信仰”的那个良好而愚蠢的意志，在猜疑和耐心方面的缺乏，首先得到发展——我们感官很晚才学会，而且决不完全地学会充当认识的、精细的、忠实的、谨慎的器官。
在我们的眼睛看来，根据一个给出的诱因把一个已经常常生产出来的景象重新生产出来，比在自身坚持一个偏离的和新的印象更舒服一些：后一种做法需要许多的力量，更多的“道德”。听某种新东西，这对耳朵来说是痛苦和困难的；我们听陌生的音乐时很糟糕。在听另一种语言时，我们不自觉地试图把所听到的声音放到词中去，它使我们听起来是更熟悉的和更亲切的——新的东西也认为我们的感官是敌对的憎恶的。
一般而言，在感性的“最简单的”过程那里，已经盛行着情绪，如畏惧、爱情、仇恨，包括消极的懒惰情绪。在最奇异的经历中，我们还去注视某一个过程。这一切说明：我们从根本上从来习惯于说谎。或者，为了更有德行地和更伪善地，总之，更令人愉快地表达——比人们所知道的更多的是艺术家。在一次生动的谈话中，我常常看到与我交谈的人的脸，按照他所表达的意思，或按照我相信在他那里所唤起的思想，我对他的脸看得如此清楚和精细，以至于这种清楚的程度远远地超出了我的视力的力量。肌肉活动和眼睛表情的精细状况必定由我补充想象。
白天发生的许多事情在黑夜中出现，但也可能颠倒过来。我们在梦中所经历的东西，预先设定了我们常常经历它，最终属于我们的灵魂的全部的家内事务，就像某种“现实地”所经历的东西一样。借助于后者，我们更富有或更贫穷，更多或更少地有一个需要，并且最后在明亮的白天，甚至在我们清醒的精神最快活的时刻有一点受我们梦的习惯的监督。
假定一个人在他的梦中常常飞起来，最终一旦他做梦，意识到飞行作为他的特权，也作为他的最本能的值得羡慕的幸运的力量和艺术；一个这样的人，他相信借助于最轻微的推动能够实现任何的曲线和角度，他知道神的某一种草率感觉，一个“向上”而无须努力和强迫，一个“向下”而无须下降和贬低没有困难，具有这样梦的经验和梦的习惯的人最终在他清醒的白天怎能会不认为“幸运”这个词染上了不同色彩和不同的规定，他怎能会不用其他的方式渴望幸运？“扶摇直上”，像诗人们所描述的那样，与他自己的“飞行”相比
较，对他来说，必定已经是太现世的、肌肉的、暴力的，已经是太“困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