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人大抗战-第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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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王建云回校后宣布此事。但各系学生议论纷纷：“东大是国立大学，不属地方政府管辖，徐思平是四川省军管区参谋长，属地方军官，不欢迎他来作报告！”
李华骏对学生说：“徐先生就是学者从军，任过大学教师、高中校长，到日本学过军事，又到过欧洲诸国考察。连东大有些讲师、教授都是他的学生。建议东大先邀请徐先生作一次学术讲演，如讲得好，可再请他作一次专题讲演。”
学生代表说：“题目要我们指定，就请他讲《人生观》吧！”
次日晨，徐思平出席东北大学“国父纪念周”讲演，讲题是：《学生对于民族存亡应有之认识与责任》。他详述亡国将是民族消灭的惨祸，并列举历代名人和当代世界各国领袖人物，多是文武兼备的人才，从军是无比光荣的事业……他激奋地说：“贵校是张汉卿（张学良）先生创办，自东北沦陷，贵校搬迁北平、再迁西安，最后迁四川三台，川中同胞殷勤相待。诸君在抗战烽火中，仍能读书不辍，未感‘黄鸟之叶’（注：《诗经小雅》“黄鸟”篇，诗意是排斥异乡之人）……贵校当前时代的任务，就是在战时必须支持抗战、收复东北；战后，必须建设东北。否则，东北大学将失其存在意义啊！”
徐思平这次演说，极大激发了东北大学和三台县学生志愿从军热情，从而掀起四川及全国知识青年踊跃从军高潮。这篇演说词也成为抗战史上一篇重要文献，全文曾由军政部印发各省军、师管区及各县、市，列为必读之文件。
当晚7时，徐思平又到校作《我的人生观》一题的专题讲演，内容更精彩动人。听讲的还有国立第18中学、省立潼川中学、三台县中师生和各机关、法团各界人士，共约2800余人，连东大卧床休息的病员也闻讯赶来旁听。伫立窗外听讲之人太多，途为之塞。
当晚虽大雨滂沱，听众仍坚持到10时以后，会场气氛十分热烈。当场报名从军者竟达304人，女生林霖等30余人也申请从军。因《兵役法》规定女子无兵役义务，徐思平婉谢。女生们气得当场痛哭，质问：“爱国不分男女，女子何以不能参加抗战，共同杀敌？”
林霖等女生此后又送上请缨呈文：“生等虽为女子，语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奈规章有限……泉涌之热泪，实有不能自已者。伏乞额外通融，务使生等展鸿鹄之志，愿效花木兰、梁红玉从军杀敌……以赤胆白骨换取新中华自由之花！”
徐思平手捧呈文，激动地说：“此所谓祖国山河兴亡泪，中国之不亡，赖有此耳！”
自三台县学生们踊跃从军后，全川以至全国学生报名服役者风起云涌。经体检合格者，仅三台一县即有大、中学生213名。四川省十三区行政督察专员钟体道及东北大学教授肖一山也送子从军……
徐思平11月25日返成都后，再赴成茂师管区各县市广为宣传。11月29日又在成都各电影院召集各大中学校学生讲演。报名从军者众多，录取者欢欣鼓舞，未被录取者深感失望……
重庆也掀起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第五部分 抗战主要的物资支撑第16章 四川热血青年请缨杀敌（4）
重庆国立政治大学在重庆温泉附近美丽的花溪旁。石板古道有几处学生壁报，张贴了几份当时《大公报》社论，题目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文章非常动人，不少同学为之激昂流涕。学生会在大操场上设“知识青年从军处”，扩音器不停地播放抗战歌曲。当有同学签名从军时，歌声暂时停止，而鼓声则大作，扩音器反复宣布：“某某某签名从军！”
宣传从军的标语到处出现：“你平时常说爱国，现在正是证明的时候了！”“人品的高低，就在此时判断！”有同学甚至画出更激烈的宣传画：一只又肥又大的臭虫躲在被褥下。画上题字是：“臭虫最会躲在温暖舒适的地方……”
从军的声浪沸沸扬扬，没有人能再安心读书了……几日之间，从军人数增至近200人！
政治大学只是一个缩影，成都的川大，重庆中央大学、西南联大、交大、复旦等大学都是这种情况。已定婚期的毅然推迟婚期，免征的独子坚决参军……一些高官的儿子也踊跃从军，如四川省主席张群之子张继正（他从美国留学归国不久在四川大学任教授）、陕西省主席祝绍周之子祝源远、贵州省主席杨森之子、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之子……以下各级官员更多。虽然这些人被称为“少爷兵”，但其爱国热情无疑还是值得肯定的。
这次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分为两期。第一期从1943年11月中旬到1944年3月，四川各地从军者有1。4万人，成都地区就有8000人；第二期从1944年9月16日起到1945年2月，全川已登记从军的男女知识青年29157人。
第二期全国经甄选合格的应征青年达12。55万人。内有1。5万人受过大专教育。各机关、学校工作人员2620人。这些应征青年后组编为青年远征军，共9个师番号。
征集的人员以大中学生为主，也有个别大学教授、机关公务员。两期知识青年从军，全国共约登记15万人，四川就有4万以上，居全国第一。
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是中国抗战中动人心弦的一幕。四川在这方面的贡献也将永记史册……
青年勇于从军，是同人民全力支持分不开的。四川各地区为支援抗战，都建有“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委员会”。如1943年9月下旬，重庆“陪都辅助抗日军人家属委员会”举行“优待抗属周”。中共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详细报道了这个消息，还全文刊登了给前方抗日将士的慰问电：
“前方将士均鉴：抗战七年，幸得诸将士之艰苦奋斗。最后胜利已日益接近，后方同胞复念将士之辛苦，无不感激万分。对将士家属之生活，更无不备极关切。本会自9月24日起至30日止，发起举行优待抗战军人家属周，自政府长官以至社会人士，莫不热心赞助，并实行优待战士家属购米、购布、购油、购物，以及因病送诊、送药、免费住院、贫苦救济等办法。充分证明：后方各界，不仅爱护前线将士，亦且爱护后方之家属。全体将士之家属，不论在任何地区、任何时间，均能享受优待之权利，得到社会的维护，以减免诸将士后顾之忧。特掬至诚，驰电慰问，希继续奋勇杀敌，共争最后胜利为荷。”
有部著名的以抗战时期四川为背景的电影《抓壮丁》，曾引起不少争议。许多学者认为：这部电影和后来一些以抓壮丁为题材的影视剧，不能反映四川人民在抗战中的主流，有以偏概全丑化四川抗战形象之嫌。
当然，“抓壮丁”的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
著名作家叶圣陶抗战期间在四川住了八年。1945年4月9日，他在成都陕西街家中，晚饭后，忽闻人声鼎沸，传隔壁茶馆中寄居的壮丁脱逃。他只听得屋瓦上有脚步声，突然一壮丁破屋顶跳下地，张皇地求他不要声张。接着跑入厨房，越墙而去。
叶圣陶忙出门，听人说：这次逃走了20多个壮丁！原来本季抽丁，一次要征足全年之数（本分四季），故额数特多，乡镇抽齐后都送入城中暂寄居在各街巷。壮丁饮食恶劣，又严加防范，所以壮丁们都想脱逃。此前十多天，三桥街还有一壮丁逃跑时被枪击而死。
叶圣陶又听人说：“上星期祠堂街有壮丁逃入少城公园荷池中，被追兵逮住了，以大刀背痛击其身。旁观群众愤愤不平，都群击操刀者……”
叶圣陶先生慨叹说：“狡黠者以人口为买卖……思之伤心，闻之惨恻！”
第二天，叶圣陶才发现，昨天跳屋的壮丁原来蜷缩在两屋夹墙之间。早晨厨下有人声，他才钻出，对叶圣陶说：“我姓黄，17岁，住西门外，做草纸谋生。出外收账时被拉。身上衣服及钱都为军官没收，换穿灰布军服。”
叶圣陶找出件旧衣让他改装，以便俟机回家。叶圣陶先生又听邻居讲：这次暂住茶馆的一连人，已跑了几十个。壮丁四下逃跑时，街坊民众抱住军官和守兵不让其开枪打人……
这说明，老百姓反对的，只是各级恶势力在国难当头时，却趁机乱搞抓壮丁的“买卖”吃黑钱。他们对抗战军人是无比尊重的，是鼓励热血男儿上沙场报效祖国的。
如果误以为出川军人都是不愿上战场而被强“抓”去的壮丁，稍有常识的人不难设想：300多万川军官兵，如果不是出于精忠报国的愿望，他们能那样义无反顾地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吗？
叶圣陶先生专门写过《颂抗战将士》的诗：
“最前线炮声含怒，赳赳桓桓，如潮奔赴。此役光荣，寻常征战岂其伍？众心无二，拼血淹东方虏。义胆与忠肝，保每寸中华疆土！艰苦，尽忍饥耐渴，况复弹飞如雨。伤残死灭，尽都替国人担负！”
第五部分 抗战主要的物资支撑第16章 四川热血青年请缨杀敌（5）
兵役署长程泽润之死
买卖壮丁“吃黑钱”等“役政”腐败现象确实存在，它最易发生在县乡以下，如同《抓壮丁》所刻画的“王保长”。
1934年12月后，国民政府普遍实行保甲制度。原则上规定10户为甲，10甲为保，若干保为联保。大致上保长相当于现在的村长，联保主任相当于现在的乡长——这些基层官员从来都是最容易产生腐败的。
乡镇保长是怎样参与买卖壮丁吃黑钱的呢？因有些人家不愿让子弟当兵，情愿出钱雇人顶替。而一些穷人家汉子，看到当兵可以得到一笔数目可观的安家粮钱养家糊口，便甘愿卖壮丁。还有一些“兵油子”，卖壮丁后又逃回来，再做同样的买卖……县、乡搞兵役的和保长们就可从中分油水。
1941年春，军政部决心建立全国性的兵役视察网，试图改进这些兵役弊端。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名义发出的通报，说此举可使“其违法舞弊者予以检举，俾得杜绝一切估拉、买卖、顶替、虐待诸弊……夫一视察员之功罪，不在小也。得其人，则一师区之役治可以澄清而无弊”！
驻各师管区视察员派出后，产生一定效果。根据军政部兵役署《兵役月刊》公布，从1942年12月起至1943年10月止，一年来四川省的检举案件，有据可寻的为1346件之多，被检举者得到相应惩处……
兵役关系国民大事，有关方面很清楚并力图搞好这点。
对役政腐败官员惩处的最高潮，是震惊中外的蒋介石处死兵役署长程泽润案。
军政部兵役署，主管全国役政，包括新兵（壮丁）的征集、补充、训练。兵役署中将署长程泽润，还兼任中央训练团兵役干部训练班主任（中央训练团团长是蒋中正，教育长是王东原中将）。
程泽润（1894~1945），字沛民，四川隆昌县人，1917年入北京陆军大学第5期。他和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关系很亲密，是何派“四大金刚”之一。1937年后任军政部兵役署长。
国民政府财政部自设有税警团，不受军政部管辖。税警团强拉壮丁补充新兵。1944年夏，财政部税警团一个连队经过重庆，临时驻扎在市区民国路（建国后改为五一路）一家老式大院内，这里是接收新兵的转运站。
1944年夏季的一天，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儿子戴安国路过此处，忽听到院内传出打骂哭泣声。进院里一看，一位军官（该连排长）正凶横地打骂一个新兵，那新兵跪在地上哭嚎。其他壮丁挤在天井里，有的还绳索捆绑，其状甚惨！
戴安国与蒋纬国像弟兄一般亲近，就赶紧驱车到南岸找蒋纬国谈此事。蒋纬国便将此事禀告其父，说：“阿爸，这样的壮丁怎么能打仗？”
蒋听了说：“我要亲自去看看！”
当时蒋介石的心情不太好。而蒋与何应钦虽是留日同学，但自“西安事变”以来，蒋、何之间就有了裂痕，何应钦又是军政部部长，蒋可能因之而重视此事……蒋氏父子从南岸驱车进入市区，到那个大院，看到院内乱七八糟，那个军官还在斥骂“新兵”。
蒋走走看看，见到横躺在地上正呻吟的壮丁后，气冲冲地问：“谁在负责？谁在负责？”没有人敢答声。蒋介石说：“马上给我把兵役署长找来！”
立刻，两位侍卫官坐着吉普车直奔夫子池兵役署。署长程泽润不在办公室，侍从人员又找到署长公馆。原来，这天是程泽润“双喜临门”：一是50大寿，二是新公馆落成。公馆内贺客盈门，前来庆贺的有来自各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