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人大抗战-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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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挡不住近千万外省来客很快爱上四川。张恨水说：“腊冬时节，三峡以外仍霜雪交侵朔风凛冽。而巴山蜀水间，麦苗如韭、豆花如蝶，俨然江南初春景象！”
重庆火锅最负盛名，抗战时期特别兴旺，许多外省人也爱上了火锅，甚至吃上瘾。军政要人宴客多以火锅为席上珍肴。如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就曾经摆过500人的火锅宴。当时文化界的名流（作家、演员、画家）也成了火锅店座上客，电影界名导演谢添就是爱吃火锅的“老饕”……如今，抗战时期曾在重庆居住的台湾同胞，数十年后仍难忘“抗战火锅”，有的人还写下当时流行的一首小诗：“朝天门、枇杷山，火锅小吃店，伴我八年度磨难，饭菜麻辣香，雾都印记难消散！”
抗战中，四川米粮滋养了流亡到川的1000多万外省人，其中100万以上迁移重庆，大都成为永久居民。四川已成来了就不舍离去之地了……
重庆不仅是国民政府的陪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教育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它又成为同盟国整个中国战区的指挥中心。
第四部分 赢得世界的尊敬第12章 炸不垮的“陪都”（2）
四川的一位英雄人物，为迁都立下汗马功劳，他就是卢作孚。
卢作孚（1893~1952），四川合川县人，他1926年后创办的“民生公司”，经营长江内河航运，经惨淡经营，发展成为拥有140多艘江海轮船和8000多职工的庞大企业。1937年8月抗战爆发后，他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兼全国水陆联合运输管理处处长，耗尽心血，把无数物资和人员抢运至四川，又把出川抗战的部队运往前线。
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发生。清瘦却精悍的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放弃欧洲之行，立即发电报给公司全体职工：“民生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抗战！”
1937年9月后，民生公司船队首先将4个独立旅、两个师的川军先头部队，由重庆和万县抢运到宜昌。过去，老百姓怕见军队。但川军出川开赴抗日前线的时候，却有成千上万的民众拥到江边去送行，一幅幅军民同仇敌忾的动人情景，使无数人激动得落下眼泪……
据资料记载：抗战开始仅一年时间内，民生公司抢运到前线的作战部队共30余万人，4600多吨弹药……整个抗战期间，民生公司运送兵员达270余万！
在1937年到1938年几个大战役后，民生公司又将大量伤兵抢运回川。仅1938年抢运入川伤兵人数即达1万多人！又据一份资料，抗战初期，民生公司经由宜昌抢运入川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医院等单位的人员，共约6。4万多人。其中抢运入川的学校有复旦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航空机械学校、中央陆军学校、国立戏剧学校等数十所。
为抢救难区儿童，中华慈善协会、世界红十字会、战时儿童保育会等先后组织难童撤退入川，由民生公司轮船免费运送到沿线各地儿童保育院……
“民以食为天”，粮食是抗战主要物资之一。历年四川贡献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些物资的运输，基本上也由民生船队担任，源源不绝运送到前方。
抗战史上最为紧张的“大转移”，是1938 年秋，抢运大量沦陷区军工物资和工业设备的“宜昌大撤退”。
1938年秋，宜昌城内难民如潮。各种需转移的器材、物资堆积如山。这些物资几乎全是中国的兵器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的主要设备和材料。10月23日晚，卢作孚临危受命赶赴宜昌，紧张布置：“一定要保证40天内把宜昌的物资和人员运完！”当时民生公司担负了9万吨以上物资90％以上的运输任务。
20多艘轮船，850多只木船，不停地在峡江来回穿梭。宜昌各个码头活跃着卢作孚来回奔波的身影。月明星稀的深夜，他仍在各个码头上指挥……
抢运极为艰苦，而敌机空袭不止。入夜，敌机一来，整个码头骤然灭灯。等敌机一过，港口作业区则灯光齐明；码头上热火朝天，船灯辉映江水。船工“嗨哟嗨哟”的装卸号子声、起重机轰鸣声、汽笛声交织在一起……这是一支悲壮的交响曲，奏出中国人民动员起来反对外来侵略的战歌！
“宜昌大撤退”在1938年12月赶在枯水期前基本完成。至1940年6月宜昌陷落前，堆积在宜昌的9万吨器材，三四十万难民全部撤离。“宜昌大撤退”中，民生公司付出了重大代价：116人献出了生命， 61人伤残，16只船被炸沉。其中，民生公司最大的轮船“民元”号在敌机第一次袭击中即被毁损；主力轮船“民风”号因装卸炮弹不慎爆炸沉没；“蜀和”号在青滩触礁沉没……
1939年，1330名水手给国民参政会写信说：“如果说我们是在为微薄的工资苟延残喘，实在不如说是在为了争取抗日的胜利！”短短的话，充分表达了船工的爱国热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疯狂进攻英国。从1940年5月26日至6月4日，英国曾动员各类型船只850多艘，再加上法国的海军和商船，经过九昼夜奋战，把33万英法联军及50万吨军需物资撤退到了英国。这就是二战史上有名的“奇迹”——敦刻尔克大撤退。
“宜昌大撤退”意义重大，后来曾被中外人士比喻为“中国敦刻尔克大撤退”！
1940年，卢作孚又任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为支撑紧张的粮食供应而倾其全力。民生公司对抗战的卓越贡献，受到国民政府嘉奖。卢作孚获一等一级奖章，童少生获一等三级奖章。1947年招商局《75周年纪念刊》记述：“自民国26年（1937）抗战起到民国29年（1940）宜昌沦陷止三年时间， 民生公司先后抢运国民政府内迁人员和公物、公私营工厂、机器设备和器材、商家货物、逃难群众共计：人员150 万左右，物资100万吨以上。”
徐盈1948年在《中国当代实业人物志》书中写道：“没有卢作孚， 没有民生公司的这些牺牲，也许不能造成战时的那些良好局面！”
毛泽东曾称赞卢作孚是中国“四个不能忘记的实业家之一”。遗憾的是，1952年“五反”运动中，卢作孚这个廉洁的实业家，却被打成“不法资本家”而自杀……“文革”结束后才平反昭雪。
第四部分 赢得世界的尊敬第12章 炸不垮的“陪都”（3）
“五三”“五四”大轰炸
抗战爆发后，经过一年多激战，日军虽然先后攻占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及大片中国领土，但企图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幻想完全破灭，癫狂梦醒后发现自己已陷入长期战争的致命沼泽之中。战争进入漫长的相持阶段。
为摆脱困境，日本软硬兼施。1938年12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调整日华新关系方针》声明，公开引诱国民政府投降。同时，日本大本营发布《大陆命第241号命令》，宣称：为“摧毁敌人的抗战企图”，要开展“制空进攻战”。
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四川，成为日本战略轰炸的首要目标。四川反空袭斗争，已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军方的如意算盘是：空袭轰炸，势必造成中国大后方经济破坏、民众厌战情绪增长、国民政府瓦解……从而摧毁中国继续抗战的意志和决心。1938年12月以前，日本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进行了多次试探性空袭，揭开了“重庆大轰炸”的序幕。
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率亲日派小集团潜离重庆，经昆明逃往河内，29日发表“艳电”公开宣布投日。日本认为这时大后方人心混乱，正是轰炸大后方、摧毁国民政府的有利时机。1939年起对四川的空中轰炸达到了高潮。
1939年5月3日、4日，日军空军以突袭战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
5月3日，阳光灿烂。涂有血红“膏药”标志的日机26架从武汉起飞，以两梯队队形在中午1时17分侵入重庆，被中国空军阻击后，沿长江北岸呼啸俯冲，向市区狂掷燃烧弹和炸弹。各处警报台早升起两个红球，尖利的警报声响彻全城，大街小巷人拥车塞，一片惊恐。市中区顿时陷入滚滚浓烟之中。从两江汇合处的朝天门到中央公园两侧约两公里的繁华街道成为火海，市中区27条主要街道有19条成为废墟。大火漫延至夜不息，到处焦土烟尘、死尸枕藉……
连中央公园中的动物园也难逃劫难。园中豪猪、猩猩、白鹭、雉鸡、狗熊、豹子、野猪等被大批炸死；孔雀羽毛横飞树梢。
日机大轰炸的同时，还投下“大号新有牌”香烟数百包。有关方面提醒市民“可能含有毒气”！
5月4日下午6时，日机27架再度对重庆狂轰滥炸，市区一带大火冲天。国泰电影院200余名观众中弹伤亡。驻渝的英、法使馆也遭炸弹袭击，连挂有纳粹党旗的德国大使馆也未能幸免，造成一名外国人和20名中国人死亡……全市37家银行中的14家被烧毁。单是都邮街一带被毁的绸缎布庄就有15家，损失布匹16万余匹。古老的罗汉寺、长安寺等殿宇烧塌，连佛像菩萨也被炸飞。
日机“五三”、“五四”两天大轰炸，炸死3991人，伤2323人，损毁建筑物846栋、4025间。
时任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在5月4日这天，只带了秘书张紫葛和一个司机，冒险奔走在各处轰炸现场视察灾情，差点在石灰寺附近的城门洞被炸死……
第四部分 赢得世界的尊敬第12章 炸不垮的“陪都”（4）
如今人们已很难想象大轰炸时的惨景。请看中共《新华日报》5月4日的一篇特写：
“铁街被毁房屋的瓦砾堆中，埋了30余具尸体，已挖出的凄凉地搁在路旁，从覆盖着的芦席里看到那全是赤脚的劳动者……一栋栋民房被火舌舐光了，人们在火光中逃出来，抱着被褥，拖着孩子，一只鞋在脚上，另一只抓在手里。无助的老妇们弯躬的背上压着沉重的衣箱，有的妇人还抢出了锅碗什物，毕竟还要继续生活下去啊！一张门板上躺着一个中年男子，身上的赤血一阵阵往外涌，旁边地上坐着他的妻，满身满脸灰土，这种从未体验过的痛苦经历骇呆了她。好容易从震塌的房屋里拖出了重伤的丈夫，却失去了两个孩子！”
5月8日，《群众》杂志上发表署名于鸣的《敌机狂炸后的难民》的特写：
“踏进重庆市区内被炸的废墟，总不断看见许多同胞和失却了父母的孩子……失去手臂的，失去腿的，仅剩下一节肌肉在颤动着。60岁的老太婆，和她两个年幼的孙子，躺在一起。年幼的次子，因伤重不救死去了，老太婆含着眼泪，忍著伤痛，说不出什么话来。23岁的少妇，被炸伤左腿，因生蛆过多，已经锯掉，但浓血交流，发着熏鼻的臭味，神情迷糊中，她还嚷着要回家……”
有人以亲身经历记录了“五四”日机轰炸重庆的暴行：
“5日，火仍在不住地吐着毒焰，劈劈啪啪的声响，房子的倒塌声……沿途倒下的尸体，有的是给机枪扫射的；有的给房屋倒塌而压死的；有的直接死于炸弹下的……街头、瓦砾下，都有不少的尸首：有的是蹲著的，有的是卧倒的，更有些尸首不完整的，不留心，脚下往往会踏到断肢碎肉，殷红的血渍……”
5月25日，日机再次轰炸重庆。千百万人忙乱奔跑着、惨叫着、绝望地哭着，潮水一样把马路堵住了。时已入夜，灯笼、手电筒胡乱晃动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坐在马路上，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一排排房屋高楼哗啦啦横倒下来，瓦片横飞……火场里燃烧着尸骸，发出阵阵恶臭。树木破碎的桠枝上，挂着布片、破帽、血染的肉块断臂和滴沥的肚肠……
1939年初夏由香港到达重庆的埃德加·斯诺以《伦敦每日先驱报》特邀通讯员的身份进行采访，他写道：
“在接连2天中，日机对重庆进行了最残暴的轰炸……大多数炸弹都在众人拥挤的商业区爆炸，商人们和工人们都挤集在商店里和其他房屋里，它们像熟透了的甜瓜一样坍落下来，差不多有50万左右的民众逃走了，商业停顿了，市政给破坏了……”
美国《时代》和《生活》杂志驻重庆特派员白修德、贾安娜二人在书中写道：
“炸弹所能引起的一切恐怖袭击了重庆，尸首、血淋淋的人，以及数十万挤不进防空洞的人们……日本的燃烧弹引起了几十处火头，永远吞没了那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