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泪-第5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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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停留在八十年代，对眼前的中国经济失去了判断力。更可叹的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界基本上就停留在八十年代的视野中，自言自语，自绝于人民，自绝于时代。
最近，号召全党全社会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很好的迹象。但是，如果不退出WTO，不从国际资本手中夺回经济自主权，自主创新之路将是水中月、镜中花。
大飞机上马：500亿用来做组装还是研发
最近国内爆炒大飞机项目上马，老正当然也跟着激动半天。
但看了大量对大飞机项目报道后，心里真是凉了半截！
下面是一段资料：
全国人大代表、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李方勇说，实行跨国采购、全球配置，是大型飞机研制的通行模式。美国的波音和欧洲的空客，都是不完全由自己搞，而是发包给国际上的多个制造商。 自主创新有多种，包括这种全球配置形式的集成创新。集成创新的产品也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李方勇说，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跨国采购、全球配置已成惯例，是企业迅速发展的捷径。如果过分强调原始创新，往往会丧失发展机遇。 －－－－－－－－－
PS：波音这类公司确实是这么干的，那飞机的发动机都不是自产的。 不过捏，麻烦就麻烦在咱中国时不时出些东施效颦的吴敬莲类人物。 没错，波音是全球配制与采购，发动机不是自己做，但ＧＥ做。也就是说核心部件美国本土做，其它部件美国能做但从成本考虑由他国做。比如舱门啊座椅啊，就由中国生产。 而中国搞全球配制捏，就会发动机，机翼由美国日本做，舱门儿座椅由 由自己做。不是成本原因是技术原因。 当然，组装飞机跟组装电脑儿不一样，绝对是高技术。可这大飞机项目还没开始呢，这重量级人物就想着走捷径了。。。 呵呵，得盯 着那几百亿是怎么花的。
（腾讯网报道）李小萌：这次大飞机项目上马，一个关键词就是自主，自主研发，自主创新，这个自主究竟是自主到什么程度？是不是意味着每个零件都要是我们本土设计本土制造的呢？
胡溪涛：不可能这样，也不必要这样，波音还在国外买了很多东西，我们为什么不能到国外去，哪些地方质量好价格又便宜，或者我们暂时做不出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买呢？（腾讯网报道）
就拿我们现在用的电脑来举例，联想，方正电脑总体设计都是自己的，可哪个电脑配件是他们自己的？联想，方正（或传一台电脑）能有多大利润大家应该都知道吧？而联想每卖一台电脑为Inter，主板，内存厂商创造多大利润大家也应该知道吧？
大飞机的真正意义在于借助部件的国产化，使我国制造业的各项基础工业升级换代，而不是各部件都从国外采购搞个什么总体设计（所谓总体设计不过是琢磨怎么把各国的零件组装起来，需要花500亿？）
只有我国基础工业科技升级，才是真正意义增加国家实力，有了强有力的基础工业，别说做大飞机，做什么有战略意义的科研项目都不在话下。
包括这位胡溪涛在内，他们是真心想振兴民族工业的？所谓进行飞机总体设计，不过是拿着国家的钱给自己搞大飞机的项目培训，即使将来不成功了，有了这个经验就可去波音空客做个项目主管！都盯着那500亿是怎么花的。
就算成功了，也符合各核心部件制造国（欧美）的利益，每造一架大飞机，就必须向他们采购零件，中国卖自己大飞机的钱仍然是给他们挣的！波音，空客价格再这么一降，卖给你的配件价格再这么一升，组装的大飞机还有活路？
有人会说运十的发动机当年也是用进口斯贝的。没错，当年的运十虽然试飞时发动机是进口的，可是国产涡扇八是跟运十一起研制的，在运十下马后不久涡扇八发动机已经研制成功，并装在波音707上试飞成功！但由于运十下马，与运十配套的涡扇八发动机已失去意义，也随之下马！
当年运十飞机的大部份零件都是中国自己做的，说明我国已经拥有工业社会完整的一套工业体系（钢铁，机械，化工，电子等）。而现在这么多所谓的飞机专家都蹦出来说配件都本土做不可能。
毛主席当年辛辛苦苦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到现在果真片瓦无存！
文革期间科学技术还能快速进步的奥秘
作者：老田
老田前不久访问了一个老工程师，他参加过“两弹一星”的技术攻关过程，他说中国当时的技术力量，无论是就人员数量还是技术装备水平而言，都远远不如苏联和美国，但是中国从原子弹爆炸到突破氢弹技术的障碍，在时间上都反过来比苏联和美国短得多。他说取得这样的“奇迹”不是偶然的，根据自己的体会，文革期间技术能够进步的关键奥秘有三个，而且这些奥秘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具备的。
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真正的技术民主。他说，由于当时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报章上连篇累牍地严厉指责各种管卡压和专制学阀作风，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敢于以权威和老子自居，在研究队伍内部形成高度民主的风气，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和老资格的科学家可以同场辩论，有的时候为了争论技术问题通宵达旦，甚至拍桌子，邓稼先这样的老科学家也常常参与跟毛头小伙子的拍桌子辩论，这样充分的学术民主带来了思想和技术的快速进步。不仅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在这样的过程中间也加快了技术梯队的成长过程。这个老工程师还谈到，当时由于人与人关系的普遍平等，许多社会和阶级的藩篱都实质上不存在了，一些老工人也参与拍桌子讨论，许多细节问题和工艺障碍也能够集思广益，结果使得整个的项目进程相对均衡，而不是局限于关键技术的率先突破，这就避免了后续试验中间细节引致的失败，所以当时许多项目的试验，几乎都是一次成功，所有的问题和隐患常常是在技术民主中间，已经得到充分的“鸣放”和重视，提前就有了很多的预案和设计。
第二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是彻底地破除了“技术私有观念”。这个老工程师回顾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研究机构，无论是他们花了多少心血得出的最新成果，只要持一纸介绍信到，只要符合保密的规定，他们所有的最新成果都会无条件地呈现给你，而没有一丝一毫的保留。这在任何国家都做不到。技术创新如果联系着市场潜在利益，当然就格外需要保密，即便是仅仅联系着个人的职称和学术地位评价，相关人员也肯定有藏私的必要，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一切私有观念都遭到彻底批判，许多有助于巩固私有观念的评价体系都被破坏，所以人们能够空前地敞开自己的所得，公之于众。这样，全国只要任何一个研究所，任何一个研究人员在技术上有了突破，其他的相关人员或者项目，都不再有必要进行重复劳动了，都可以无成本地共享最新的技术成就。彻底破除私有观念，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技术大协作”成为可能，有限的技术力量和经费能够空前地节约和有效地利用，避免了许多可能的浪费。
第三个原因是几乎“如人使臂、如臂使指”那样的高灵敏协调机制。这个老工程师提到，在卫星项目中间，有一个同步控制问题当时只能是用机械方式实现，这个就要求四个完全一样的小弹簧。项目单位反映到主管的聂荣臻元帅那里，说上海工业力量比较强，希望请上海的同志帮助解决。聂荣臻给张春桥写了个小纸条，张春桥给马天水打了个电话，马天水连夜召集上海几十个单位的老工人技师开会，一个校办工厂的老工人说他能够实现，回去之后连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弹簧做出来了，合计不到24小时。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讲条件讲价钱，所以几乎没有耗费什么谈判时间和交易费用。
老田前不久还访问了一个南京大学的老师，他在1969年参与主持我国的电子计算机项目。据他所说，当时的项目立项完全不需要去找路子跑关系，国家直接按照技术力量优势所在，甚至在没有事先打招呼的情况下，就拨给南京大学1000万元经费，指定用于电子计算机项目，项目办公室成立之后，不需要他去找江苏省委，而是项目立项的同时由国家指定江苏省委配合研究工作，无条件地承担项目的协调工作，许多电子部系统的七字头的工厂，就按照研究进度和要求来进行配合试验，江苏省和南京市的相关部门直接受项目小组的领导，结果是“产、学、研”的高度紧密结合。项目经费绝对不容许个人为私人目的动用，许多工厂在利用自己的技术和工艺积累基础上来参与这个项目，已经有的技术和工艺都不再重复投资和花钱。
计算机项目的背景是1963年毛泽东说要继续大跃进，不能老是跟在洋人的后头搞“爬行主义”，要尽可能地采用已有的先进技术，跟踪科技发展的先进水平，这个意见在三届人大上通过。为此，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党组于1963年12月提出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报告、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及科学技术事业规划，这个规划是在原有的1956－1967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参照世界科学技术进展状况制定的，总的要求是动员和组织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自力更生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在重要的急需的方面掌握六十年代的科学技术，力求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道路上，实现大跃进。这样在文革期间政治上初步稳定之后，许多科学技术项目就分解落实到具体的研究机构，除了南京大学之外，清华大学也是计算机项目实施的重点单位，到1970年代末期，已经产生丰硕的成果，一个清华的教授告诉我说当时的计算机技术水平，中国实际上和美国是基本同步的，后来由于这些项目和“运十飞机”的命运一样下马，这样我们国家在今天的关键技术领域，就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后面。清华大学在1970年代中期就拉出了单晶硅，现在反而不会了。还有一个人告诉过我，前几年某研究单位以单晶硅立项，结果得到数千万的研究经费，最后是在美国去拉出单晶硅来结项的，事情竟然演变到这个样子，特别值得那些真诚关心中国技术进步的人们深思了。
当时中国能够以有限的技术力量，去跟踪世界先进水平，优势在于全国技术力量的无成本合作，有限的经费和人力资源能够集中使用，在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基础上搞集中突破，降低相互学习的成本并实现研究队伍的迅速成熟和壮大。而中国今天的问题还在于，中国不仅落在后面，在市场规则急功近利的“短视”眼界里根本就丧失了追赶的动力，而且在中国技术力量和经费和西方国家有巨大差距的情况下，还硬要一味地抄袭西方的技术发展路线，这注定只能是产生“爬行主义”后果，一切有价值的成果都不可能产生在中国。
最近二十多年来，知识精英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下，想要把技术创新作为筹码以索取更多的剩余，结果这么一搞，反而使得经费分发的机构成为精英们工作的核心，大力的精力投入反而在学术研究上，使得学术脱离了常规，变成必须由某种外在的规制机构进行评价了，结果精英们只好挤到“钻门子第一，研究第二”的渠道中间去钻营了，钻进去的人说“改革就是好”，钻不进去的人喊口号说要“反腐败”。有了精英们称心如意的“把研究作为发财筹码”的改革，就没有了真正的科学技术创新了，精英们只好把大部分精力改而用来去钻营了。
西方的实用技术发展，往往依托企业的垄断利润，在公司的实验室里完成；而前景最不明朗和风险最大的技术，是政府在国家安全的名目下拨付经费支持下完成的，例如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中国的企业在全球分工中间处于底层，没有那种足以在市场上大量攫取资源的垄断企业，因此企业就不可能拿出巨额经费去长期支持技术研究，如果政府再不进行主导型的开发投资和全国协作，显然就不存在什么高招能够促使中国技术的进步，这样一来倒是要问一个问题：中国的技术进步靠什么？靠教授们在“核心刊物”上多发文章吗？靠布置中学生多作习题吗？
中国工业革命；156项基干产业的建立
“156”重点工程
一五时期，苏联帮助中国兴建的156项工程，这些巨无霸企业，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