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泪-第5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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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猛增了，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了。与此同时，国有银行商业化了，银行从最需要帮助的落后地区撤销了五千家分支机构，裁减了大批职员，迅速拉大了银行内部的工资差距，一线职工的收入大幅下降，但银行的呆坏帐却迅速增加。
结果是，经济的确增长了，出口的确扩大了，外商的确来华了，外汇储备的确猛增了，财政收入也增长了，但是，中国果真成了世界打工厂了，果真放弃了独立的技术和工业体系，成了跨国公司的附庸了，甚至连本国商业都被外资商业主宰了。中国对外资和世界市场的依赖度极大地加深了，相应地，中国在外交上的自主权则削弱了。外经贸部或今天的发改委不得不应付越来越多的反倾销诉讼，外交部忙着处理各式各样的西班牙烧鞋事件。
还有一个重要的结果在房地产业。开发商、地方政府和银行联手做市，房价迅猛上涨，普通工薪阶层买房无望，空置面积急剧扩大，房价却被炒作至天价，房地产业迅速泡沫化。房地产业奇怪地成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拉动了钢铁、水泥、能源等相关产业的价格上涨，成为GDP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一旦泡沫破裂，中国经济就可跌入萧条的冰窟窿，甚至可能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这一切，主流经济学家难道就没有一点感觉吗？
作为普通民众，教育市场化意味着上不起学；医疗市场化意味着看不起病；住房市场化意味着住不起房；国企改革意味着买断工龄，千百万职工的几十年的血汗积累转眼间落入个别“企业家”的腰包。对于这一切，影响政策的主流经济学家难道可以推托自己应负的责任吗？正是这一切，而不是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使主流经济学家的“良心”形象向“王八蛋”转化。
二、金蝉脱壳——“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解剖
主流经济学家真的不知道彻底市场化带来的种种恶果吗？真的那么相信“全世界都承认20年里中国经济发展得非常好”吗？恐怕未必。他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不了解频频发生的矿难吗？他不知道农民工的工资20年未涨吗？他不知道6000万职工下岗吗？他不知道上不起学、生不起病、住不起房、打不起官司的现实吗？他不知道人们可能会把这一切“归功”于市场化吗？他知道。但是，他使了个金蝉脱壳计。他说，这一切应该“归功”于坏的市场经济，而他所提倡的则是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换句话说，所有一切积极的、正面的市场化效应，都归主流经济学家；所有一切消极的、负面的市场化效应，都与他无关。
且慢。熟悉西方经济学的人知道，主张放任自由市场经济的斯密或哈耶克也都要求保留一个守夜政府，一个最小限度的保证兑现契约的法治政府。所以，法治的市场经济，就是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英法早期的野蛮资本主义。正是这种法治的市场经济，导致了工时不断延长，工作条件日益恶化，失业率日益上升，经济危机一轮轮爆发。也是这种法治的市场经济，导致了英国的宪章运动，导致了美国的芝加哥大罢工，导致了德国西里西亚工人起义。也是这种法治的市场经济，使拥有垄断技术、垄断资源、垄断地理位置等各种垄断优势的企业可以对消费者巧取豪夺，获取巨额暴利，从洛克菲勒、摩根到比尔？盖茨、李嘉诚、任志强，都是这么干的。
主流经济学家可能会说，那是坏的法治的市场经济，不是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好的法治哪里来？是斗争出来的。正是英国的宪章运动，法国的巴黎公社，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美国的劳联产联，包括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迫使资产阶级作出让步，取消童工，缩短工时，提高工资，提供失业救济、养老保险，提供免费教育，提供低费或免费的医疗，提供廉租房或低价房。但是，这一切都意味着政府的“有形之手”握住了市场的“无形之手”，意味着市场不断退缩，计划不断增强，意味着市场不再纯粹，意味着经济体制变为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垄断和竞争相结合、公有和私有相结合、开放与保护相结合的混合经济体制。也就是说，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恰恰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混合经济，而这恰恰是主流经济学家竭力反对的经济体制，是非主流经济学家大力提倡的经济体制。
那么，主流经济学家到底要什么？他或者真要好的法治的经济体制，承认计划的作用，回归非主流；或者否认计划的作用，继续留在主流，但是要坏的法治的经济体制。挂好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羊头”，把前门推出去的计划从后门悄悄放进来；卖坏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狗肉”；挂“良心”的招牌，卖“缺德”的实货！这恐怕才是真实的主流经济学家。
实际上，提出“好的市场经济”，本身就要掩盖问题的实质。在公众心目中，好的市场经济往往是指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主流经济学家再不济，也不会不知道西方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都是受到有形之手广泛调节的市场经济，因而其经济体制是混合经济体制。提混合经济体制，其学术内涵是清晰的，也是符合主流经济学家身份的。但是，这就意味着承认市场经济的根本缺陷，承认市场化方向的错误，承认自己一贯主张的错误。懂得计划与市场各自的优势和各自的缺陷，懂得将两者相互结合起来的政治条件和操作机制，这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只懂得并迷恋计划经济，或者相反，只懂得并迷恋市场经济，都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而是计划原教旨主义者或者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在计划经济时代，主流经济学家是计划经济的原教旨主义者。那时他批判他的老师们，就是因为他的老师们提倡尊重价值规律。在改革开放年代，主流经济学家又一跃而成为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者，以讨伐计划经济为己任。这样的人到底是经济学家，还是投机政客？到底是社会良心？还是社会鬼魅？这样的人还敢标榜自己“不惟上”、“不惟书”、“不违背科学良知”，是不是我们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
三、与权贵结合怎么反对“权贵资本主义”？
为了塑造“良心”形象，主流经济学家还是说过一些真话。比如，股市赌场论，又如，权贵资本主义论。说这些真话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学识，而只是需要一点勇气。当然，勇气比学问更重要。仅就此而论，主流经济学家还是有可取之处的。然而，主流经济学家一贯与权贵合作。当他出来反对权贵资本主义时，人们不能不猜想，这里会不会有什么猫腻？
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主流经济学家发现，对改革持不同态度的有三种社会力量：一、亲市场取向改革的力量；二、亲计划体制的力量；三、保持现状力量。第三种力量既反对回到斯大林式的集中计划经济，也不想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他们的目标是尽力保持现有的双重体制，甚至通过“设租”活动加剧它的混乱，以便从中取利。但这些人在阻碍或歪曲改革时往往打着“改革”的旗号。这第三种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倾向。
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是和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判断一致的。事实上，杨帆在1997年就提出要反对权贵资本主义。
问题在于，以什么反对权贵资本主义？显然，主流经济学家主张以加速市场化来反对权贵资本主义，主张以消灭权力的方式，以政府退出的方式，从根本上取消权力寻租的可能性，来反对权贵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取消政府，或最大限度地削弱政府，将经济生活的控制权完全交给资本家，回到放任自由的野蛮资本主义社会。这就象医驼背，主流经济学家说，我治驼背一治就灵，永不复发。病人就听从了，吴敬琏上去一脚就把驼背踩直了。背确实直了，权贵资本主义的确消失了，但人死了，回到了无政府状态。
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为什么改革会走入权贵资本主义的轨道？恰恰是主流经济学家所倡导的市场化取向。主流经济学家不应该否认，他之所以强烈倡导市场化，是因为他相信人性是自利的，甚至是自私的，他相信自私自利是不可改变的。既然如此，逻辑上就必须要取消计划、取消公共权力、取消政府，完全采用市场机制。支撑这种信念的，恐怕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及其失败。此后，主流经济学家再也不相信理想了，再也不相信道德了，再也不相信良心了。他一转身成为人性自私论的铁杆信徒，也就成为市场化的竭力提倡者。相信自私，就会发掘自私，利用自私，放大自私，推动社会的自私化。主流经济学家竭力推动市场化，也就竭力推动了自私化。一方面是公共权力不可能消失，另一方面是党政干部的自私化，权贵资本主义就必然应运而生。
也就是说，主流经济学家实际上恰恰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始作俑者！
主流经济学家不要惊慌，不要恼怒。请你想一想，每当你到党校作报告时，每当你去各地方政府作报告时，每当你声嘶力竭倡导市场化时，台下这些掌握着权力的党政干部是不是热烈鼓掌啊？这些干部是想着改革开放的大业呢？还是想着自己手中的权力可以市场化了呢？这些干部自私自利的倾向是受到了承认和鼓舞呢？还是受到了批评和抑制？
和权贵结合必然制造权贵资本主义。和人民结合才能使改革开放的大业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条正确的轨道，在经济上是混合经济体制，在政治上是人民监督与干部高度自律相结合，在文化上承认人的部分自利性，但强调国家和人民的长远整体利益，倡导高尚的理想主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反对权贵资本主义。
中国要不要经历重化工业化阶段？
前面提到，从1994年起，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就逐渐转向外国资本和世界市场。到2004年前后，随着外资企业在中国开设的加工厂不断增加，随着境内外资本联手造成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中国的能源、原材料供应出现全面紧张态势。国际金融大鳄兴风作浪，借机大幅拉升石油和铁矿石等资源的价格，迫使中国支付高昂的能源、原材料进口成本。这是中国经济失去主动权，迈上经济殖民化道路的必然后果，是中国市场化无止境、开放无止境的必然后果。对此，W大师和L大师都应该承担各自的学术责任。
但是，这两位居然联手上演了一出口水大戏，来回避真实的问题，推卸自己的责任。
2004年7月，W大师忧心忡忡地表示，“片面强调以重化工业的发展带动经济增长”会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L大师随即回应：工业重型化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不能绕开重化工业化的阶段。
据说，这场争论吸引了众多学者和媒体，正在激辩，正在深化中。
但是，这场争论实际上已经毫无意义，因为中国已经失去了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力。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后，我们已经把这一权力交给了全球化、交给了市场化，交给了国际资本。国际资本不允许中国发展自主的技术和工业体系，只允许中国发挥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外资涌入国门来开设加工厂，能不能没有相应的石油、煤炭、电力、钢铁、水泥、木材？13亿人口的大国当国际打工仔，且不说世界各国的工人允许不允许，仅中国的能源、原材料能否满足生产世界产品的需要？如果满足不了，要不要进口？进口会不会引进价格狂涨？中国消费了世界那么多能源、原材料，又得到多少利润，提高了多少生活水平？L大师现在想起来中国的13亿人口了，当初加入WTO时，怎么就没想到世界加工厂所需要的能源、原材料？怎么就一味鼓吹“鲶鱼效应”？W大师现在来倡导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了，当初加入WTO时，有没有想过跨国公司一定会消灭中国的自主技术，一定会使中国的产业降级？
很有意思，争论双方似乎回到了八十年代的计划经济时期。一个说不要外延型增长，要技术创新、升级换代；另一个说，中国还是要经历重化工业化阶段，还是要上大炼油厂、大钢铁厂。争论双方在对谁说话？政府吗？政府已经只从事招商引资工作了。对国际资本吗？国际资本根本不顾中国需要什么，只顾自己需要什么。对民族资本吗？他们本小利微，自顾不暇，眼前的事情要紧。
如果没有这场争论，人们以为W大师、L大师还有引导学术潮流的能力。有了这场争论人们才知道，这两人的思路和术语还真停留在八十年代，对眼前的中国经济失去了判断力。更可叹的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界基本上就停留在八十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