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泪-第4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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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文化革命的失败到去工业化
日本的工业革命过程中，完成了工业文化革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彻底工业化了，‘物作り‘深深刻入日本人的骨髓。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经济崩溃，工业基础瓦解。农地改革，平分地主土地。劳动改革，劳动组合（工会）势力强大。财阀解体，财阀家族被强制排除出企业管理，财产税及通货膨胀等使大部分股份集中在政府手里，从业员参加企业管理。日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战前积累的知识、技术和组织管理在燃烧的废墟中完整地保留下来。为了从崩溃的深渊中脱离出来，提出了‘国も企业も家计も赤字‘的口号，号召国民齐心协力共度难关。自由经济派的吉田茂首相推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派的经济学家有泽广巳的倾斜生产政策，煤炭和钢铁先行，基干产业先行恢复，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被尽量压缩。科学技术人员被编成新的民用科研机构，重建了生产知识体系，大型企业集团得到了恢复。国民默默忍受1人1天火柴4只，肥皂1人1年1块的配给，耐心等待现代工业国家基盘的再造。十余年后，日本又作为先进工业国家在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
中国的工业革命过程中，没有完成工业文化革命，仍然是传统的小农思维方式，内心深处还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以经济效益为中心。70年代末打开国门，看到国外的高楼大厦，光怪陆离的消费品，顿时自惭形秽，却没有看到消费品背后的深层工业实质，没有看到中国在这方面的进展。于是彻底否定自己的工业革命和文化革命，重新拥抱传统，采取清末民国的发展策略，走上了去工业化的道路。这条路虽然不通向希望，但却是最容易走的一条路，加上30年高积累的底子，中国得到了暂时的繁荣。
去工业化先从农村开始，分工协作的人民公社解体，包产到户，调动积极性，重新回到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农村的组织资源被浪费了。然后是城市改革，减政放权，自负盈亏，产业结构间的协调配合瓦解，个人发财的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技术水平却停滞不前，中国的工业革命就此夭折。去工业化极大破坏了中国的生产力发展，但是，政府把所有能调动的资源向消费倾斜，如军转民，砍掉大部分科技发展计划，大举内外债引进国外的消费品或消费品生产线，一味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增加工资。工业生产急剧向消费品生产倾斜，国民生活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极大改善。短期的生活改善掩盖了技术力停滞不前，迷惑了中国人对事物本来面目的认识。
中国日本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有相似的消费品匮乏的历史，但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日本经济企画厅1996年编的《战后日本经济的轨迹》经济企画厅50年史，这么写到：经过50年的岁月，我们对先人肃然起敬。日本的电视专栏里，那是个清贫，但却又是拼搏奋进的火红年代。询问普通的日本人，为什么倾斜生产，而不是改善生活，回答那是国家的根基。中国则完全相反，正式文件中指责先人犯了错误，走了弯路。学者们不断论证当年如何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当时消费多些，现在的收入会增加几何。普通人则觉得少吃了几口饭，少穿了几件衣，不堪回首。对‘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看法，普通日本人会异口同声回答：不行；而中国人则认为符合经济发展规律。造船很长时间不能改善生活怎么办？日本人的回答是：忍耐；中国人则是控诉。这反映了中国日本的文化差异，日本完成了文化革命，而中国却没有，特别是中国的上层阶级没有具备工业化思想。
经济结构的不断细分化、原子化，导致了研发能力枯竭，高消费又使政府不能投资于国民的义务教育，也不能投资于民族的新技术新产业。于是大规模成系统的引进外资，利用外资促进中国的改革。一代名相朱熔基主张：应该帮助外资打垮国企，无论国资外资，在自由市场上获胜的就是好资！把邓小平理论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由不问姓‘社‘姓‘资‘到不问国籍，外资象潮水一样涌入中国，接管和改造中国的工业体系。中国累计利用外资过6800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过5000亿美元。表2，体现了中国去工业化的进展。
表2：90年代中国工业增加值的组成及工业化程度（％）
年份 外资企业比重A 采掘及原材料工业比重B 本国正规制造业比重C 非正规制造业比重D 工业化程度E
1992 A 5。5 B 26。9 C 42。1 D 25。5 E 18。4
1994 A 8。5 B 26。6 C 40。8 D 24。1 E 20。4
1996 A 9。8 B 21。5 C 30。7 D 38。0 E 17。4
1998 A 12。2 B 20。1 C 25。9 D 41。8 E 16。2
2000 A 15。4 B 22。3 C 26。5 D 35。8 E 18。5
数据来源： 本表所使用的工业增加值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上国民生产总值构成表。1998年以前外资企业和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的增加值取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上的‘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1998年以后取自‘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
计算说明： 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或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外资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非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外资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A、B、C、D各栏百分比分别由外资企业增加值、本国采掘及原材料工业增加值、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和非正规制造业增加值除以工业增加值而得，这四栏的百分比相加为100％。E栏数据由本国正规制造业增加值与外资企业增加值之和除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而得。
从表2可以看出，90年代中国的工业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外资企业比重明显上升；其次，非正规制造业（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血汗工厂）的比重迅速提高，但此类小型简单的工业生产活动不能运用多少现代工业技术，也体现不了现代工业的发展；再次，本国正规制造业（譬如已经破产的沈阳第一机床厂）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42。1％跌落到26。5％，这说明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处于明显的相对萎缩之中。大规模引进外资发生了外资替代本国正规制造业的结果。
1992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是9比1；而到了2000年本国正规制造业与外资企业增加值的比例变成了6比4。考虑到外资和本国正规制造业合计在工业的比重从1992年的47。6％下降到2000年的41。9％，引进外资并未有效地促进中国的工业化。工业增长中出现了本国的正规制造业被技术简单、规模很小的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所替代的‘弱质替代强质‘现象。工业化过程中，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都会呈现蓬勃活跃的局面，但正常情况下这些非正规工业生产活动主要是正规制造业的补充和配角，它不可能独立支撑经济现代化。
正规制造业的相对萎缩意味着对制造业各部门熟练技工，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趋于下降，城市失业率急剧上升，而他们却曾经是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其次，外资企业的大部份所从事的是技术简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即使从事高技术产品生产，虽然进口的产品零部件之技术含量高，但在中国的加工装配工艺的技术含量却并不高。因此外资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大部份是低工资的非熟练工。由于把物质刺激作为经济发展的法宝，调动个人积极性成为企业管理的唯一目标，中国的劳动力正转化成与钢铁机器竞争效率的人肉机器。
与钢铁机器竞争效率的结果，90年代初以来，广东的打工工资只增长了68元，如果扣除通货膨胀、教育、医疗、住房等，实际所得大大下降。农产品的市场开放，中国农民也以血肉之躯与外国的农业机器竞争。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真正就业率已经跌落到50％，且常常只能就职于秘书等技能简单的白领职位，文科理科学生基本失业，只有工科学生因为可以在流水线上当技术员而谋得一份工作，但工资也与从事简单劳动的日益接近。中等收入阶层整体上趋于被消灭，少数高层人物却能够从外国投资者手中分得丰厚的利润。社会收入两极分化，社会结构与拉美及东亚诸国接近，穷人买不起，富人买够了不想买，消费需求持续萎缩，价格年年走低，越来越依赖外国市场。
随着正规制造业萎缩，消费低迷。政府的财政收入日见紧张，需要引进更多的外资弥补，导致更多的正规制造业萎缩，形成恶性循环。为了刺激疲弱的经济，中央政府大量举债，大量投资土木工程项目，以营造需求。地方政府为了筹措资金，也大力推动房地产，大兴土木。大规模的土木工程建设改善了城市的外观，在外资的推动下沿海若干大都市和郊区也形成了局部‘繁荣‘。掩盖了中国经济实体的虚弱。可是倚重土木工程投资来支撑的增长对整体经济的推动力是偏倚而虚软的。这样的投资主要产生的是对原材料能源的需求，而对制造业的刺激相对微弱，无法带动工业化。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投资结构不但不能改善产业结构的现状，反而强化了目前的结构性弊病，在增加城市就业和提高多数人收入等方面几乎无能为力。这种靠透支政府信用的刺激经济增长孕育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经过2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到今天，以钢铁、机械、电子和化学为中心的基干产业全线崩溃，钢铁业只能做粗钢，化学也只能生产初级原料，半导体产业早已消失，机械行业行将就木。中国几乎不能够独立设计生产现代化的工业产品，武器装备依赖进口，国民经济所需的各种装备也依赖进口，中国作为工业国家的基础已经瓦解了。没有基干产业的支持，所有的产业要么依附于外国，要么变成炒作者的泡沫。
中国经过了百年轮回又走上了清末民国‘水际制造业‘的发展道路。使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依赖外国市场的发展模式，使中国的研发能力急速瓦解，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水际制造业‘只需要高层管理者、高级官僚，和底层从事简单机械劳动的人肉机器，不需要多少有知识有技术的中间管理者和工程师。
人口的再生产也适应这种需求，教育产业化，使人肉机器的下一代还是人肉机器。即使大学毕业，也不能接受独立产业培训，还是人肉机器的候补。而高层官僚子弟和买办资本家的后代留洋镀金，从思想上与西方接轨，自然受外国资本赏识，回国继续作威作福作买办，为外国组织廉价劳动力生产。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社会在中国不仅有其政治氛围，而且在整个产业结构方面也已基本成型，因此很难逆转。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径解决了精英阶层的经济需要，但却未能解决产业发展问题，也就无法改善大多数国民今后的生活状态。
靠人肉机器驱动的中国经济，由于暂且拥有无穷无尽的廉价劳动力，可以不用考虑其它国家的人力竞争，当然印度是个问题，不过看来现在还不是中国的对手。中国的未来会如何？
为了赚钱而赚钱能否给民族带来希望？
自古以来，老祖先们就传下这样一句话：钱财乃身外之物也！
没错，这句话至今仍是那些维护社会和道德正义性人士的价值观标准。
可是眼下，中国几乎所有的普通民众都在为赚钱而奔波劳碌，在人们心目中赚钱就是普通民众生存目的。为了赚钱很多人甚至无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为赚钱不惜牺牲一切。而且这些行为似乎都符合西方哲学中的“理性人”的标准。说到这，笔者不禁想起了儿时中学课本里《高老头》一文中学到的一句话：“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但即便如此，却不能因此去指责民众价值观的沦丧。因为身为老百姓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首先就要满足自身的“物质文化需要”…
问题是出在选择了什么样的方式去实现这个“物质文化需要”？这个“物质文化的需求”的实现方式是否具备了良性循环能力的前提？
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这一点无庸置疑。从南方的广州深圳到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无锡，再到苏北、山东沿海，渤海湾沿岸，处处都在大兴土木，修公路，建厂房，成百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划为开发区，以异常便宜的价格提供给外来投资者。无数的劳动力从西部和中部涌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