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冰之旅 作者:张胜友-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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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政要下至黎民百姓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毋庸置疑地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与一
个旧时代的退隐。
　　　　为“四五”天安门运动正名；为张志新、遇罗克烈士平反昭雪；对“文化大革
命”彻底拨乱反正……一场民族的大反思，孕育着整个民族的大飞跃。
　　　　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里程碑式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完成了指
导思想从剑拔弩张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大转移，从而
揭开了中国这场伟大社会变革的序幕！
　　　　邓小平曾多次向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描述中国改革的宏伟蓝图：“中国的发展
战略分三步走。第一步，用十年左右的时间使国民经济翻一番；第二步，再用十年
左右的时间，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一千美元，步入小康
社会；而后呢，再用50年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使整个国家的面貌发生
根本性变化。”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时，进一步阐述了
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从这位伟人的口中，有几个信息，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
　　　　——对毛泽东的评价，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
　　　　——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
　　　　——共产主义从来都承认个人利益。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改革”的含义就这样越来越明晰了——它的根本宗旨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促进经济腾飞，人民富足，国家强盛！

　　　　大型传记故事片《周恩来》，其中一组感人至深的镜头，给广大观众留下了铭
心刻骨的印象：1975年1月13日，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周恩来总理，强撑病体走出北
京医院，驱车来到人民大会堂向出席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的代表们作《政府工作
报告》，首次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
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出席会议的2864位代表噙着热泪，报以雷鸣般
的掌声。
　　　　这是人民的心声，国家的心声，民族的心声！

　　　　先驱、英烈们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探索苦斗，新中国近叨年的曲折反复，时至20
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人终于牢牢把握住了一次极其宝贵的发展机会——舍
此，任何书本上的规定或外国的模式，都无助于这个拥有10多亿人口、广袤领土、
底子薄弱且情况复杂的东方大国踏上现代化之坦途！
　　　　毛泽东、周恩来所预言的宏伟前景，正由他们的继任者邓小平以大无畏的气魄
付诸实践。
　　　　纵观一部中华民族的兴衰史，邓小平是作为民族英雄站在时代潮头的！

　　　　任何社会变革运动都是多层次推进的——
　　　　最低层次的变革，是生产工具的变革。农民从使用撅头到使用拖拉机；李鸿章
发动“洋务运动”引入洋人的坚船利炮；包括人类发展史上由旧石器时代进入到新
石器时代，都属于这一范畴的变革。
　　　　中层次的变革，是管理手段和管理方式的变革，它是现代化经济运作的枢纽。
　　　　最高层次的变革，则是观念形态的变革，也即是人的现代化——它所包容的内
核将释放出惊心动魄的冲击力。
　　　　社会变革运动的全部艰辛，都表现在旧意识形态的法庭对新经济秩序的审判上！

　　　　社会变革运动的恢宏，必然预示着民族精神的高扬。
　　　　如果说，上一个世纪，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曾在欧洲大陆游荡；那么，
在改革的激流以其澎湃的潮头席卷全球的今天，中国已经发动的现代化进程，更具
有划时代的进步性与不可逆性。
　　　　多次来华考察的法兰西学院院士佩雷菲特，以其独具的慧眼指出，中国的改革
“将对世界命运发生重大影响”。

　　　　关山万重——人民共和国的改革列车，在心理、思想与理论日臻成熟的轨道上
奔驰。
　　　　中国人的目光越过历史的峰峦，正苦苦探寻他们脚下的路

　　　　　　　　　　　　　　　　　　　　　　　　　　　第二集　　农村新崛起

　　　　画面：
　　　　落日的余晖漫过苍凉的黄土地……
　　　　负纤拉犁的农夫渐次渐远的背影……
　　　　一架辚辚转动的老水车……
　　　　凤阳城头凸现出“万世根本”四个大字……

　　　　土地——人类伟大的母亲。
　　　　在这个地球上，也许没有任何一种崇拜比得上中国农民对土地的崇拜更虔诚的
了。
　　　　延续了几千年的黄河文明和农耕文化孕育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有如脐带一样
将中国农民和土地紧紧地扭结在一起。
　　　　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长，都堪称世界之
冠。究其缘由，大抵不是别的什么，正是土地使然。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纵且有一天工业文明占据了这块黄土地，也依然替代
不了农业维系国家之命脉的地位。
　　　　农业的成败，无疑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第一要素。
　　　　后世史学家们也许会评述：是饥饿引发了今日中国一场深刻而又复杂的伟大社
会变革……

　　　　这个场面，颇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
　　　　1978年12月18日，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队长严宏昌把18户农家
召集到一块。他神色凝重、悲怆：“俺们得自己救活自己”，“把土地分了！”他
们一起对天盟誓立下了这份契约。

　　　　字幕：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今后能干好，每户保证完成全年
上缴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行，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
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二十一个长年累月在土里刨食却不得温饱的庄稼汉，含着眼泪按下了鲜红鲜红
的手指印——日后珍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这一纸皱巴巴的“契约”，就这样当之
无愧地成了中国农民告别饥饿的宣言书。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就在这些庄稼汉们按下手指印的同一天，正是中国共产
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的日子。
　　　　没有土地的耕耘，哪来丰收的喜悦；没有实践的检验，哪有真理的标准——犹
如枯树要发芽，古莲要开花，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揭示了民族昌隆发达的大深奥。
　　　　更值得探寻的一个社会现象是：在关乎国运昌盛的严峻历史关头，中国最高层
的政治家和最底层的农民们，共同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邓小平的话意味深长：“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
办了！”

　　　　然而，历史沿袭的惰性力量是巨大的。
　　　　1979年春，正是局势犬牙交错时期。安徽滁州地区一位县委书记，每天清晨必
怀揣一小收音机，一字不漏地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
一日，当他得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读者来信”，严厉指责农村“包产到
户”是复辟倒退时，急如星火地找到了当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
　　　　万里心中也揣着一本账：1978年，凤阳县逃荒要饭的人由六七千人猛增到二三
万人，几年内全县农村人口骤减了十万。被穷困压得直不起腰来的小岗生产队，19
78年这个队打下的粮食只有1955年的三分之一，76人离乡逃荒要饭。这种状况并非
凤阳仅有，在安徽全省，到处都可以看到拿着介绍信讨饭的饥民……
　　　　当时的中国，有两亿多农民吃不饱饭。
　　　　万里以坚定的口吻对地、县领导干部们说：“报纸不种田，报纸不打粮，到了
秋后农民没饭吃，可要来找我们哩。别理那一套，我们照干……”
　　　　农民要种田，种田要吃饱饭，这是1＋1＝2的最简单的道理。但在1979年，却成
为一个举国上下反复争论不休的严重政治问题。
　　　　邓小平坦率地指出：“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
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他又说：“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
展。”

　　　　今天，当我们来谈论农村大包干的成就时，会显得轻松且惬意。然而在当年，
中国农民要迈过这道高高的历史门槛是多么不容易啊！
　　　　农村生产责任制的试验，先后在安徽省凤阳县和四川省广汉县取得了成功。
　　　　1979年，广泛流传于凤阳农村的一首顺口溜，最为生动、形象地表述了农民们
喜不自禁的心绪：“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
剩下都是自己的。”
　　　　十年内乱，四川广汉县田畴不事稼穑，外地人只需用几十斤粮票就可以换走当
地的一个大姑娘。广汉人以对饥饿最痛切的体尝和最果敢的实践勇气，在丰腴的土
地上成为全国第一个用“包产到组”的形式种地的县。
　　　　1980年4月，当广汉县向阳镇率先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将摊子一分为三：
乡党委、乡政府、农工商总公司时，马上成为震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爆炸性新闻。
　　　　这一举动无情地宣告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大锅饭体制在中国农村的寿
终正寝。其后不久，中国农村被取消了二十多年的乡、村政权机构得以恢复，它适
应了新的生产形式的需要。

　　　　农村改革的潜流，日益在峡谷冲撞中迸发出巨大的诱惑力——
　　　　安徽、四川、贵州等地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的办法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国传播并
实施起来。
　　　　到1984年，中国广大农村569万个生产队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落实联
产承包的农户达到18397。9万户，占总农户的96。6％。
　　　　从凤阳小岗一个队到全中国的五百多万个队，短短六年时间，中国农民的前进
步伐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

　　　　从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五年下达“一号文件”，向全国八亿农民郑
重宣告：“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户家庭经营长期不变。”
　　　　土地是最容不得糊弄的——荒芜了就荒芜了，耕耘了就耕耘了。
　　　　一旦像农民尊重土地一样地尊重了农民，广袤的田野上便收获了顺应生产规律
的硕果。
　　　　正是这一年，中国粮食生产创造了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纪录：全国粮
食总产量高达4200亿公斤，人均粮食达到400公斤，第一次跃上世界平均水平；棉花
人均占有量则超出世界平均水平。
　　　　六年前，邓小平就曾预言：“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
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被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
脑筋想办法。全国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想办法，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
　　　　农村经济改革这步棋，真正显示了中国政治家们懂透了中国农村。
　　　　至此，中国人有资格豪迈地向全世界宣告：“一个饥饿的时代基本结束了！”

　　　　随着1985年新年钟声的敲响，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二道帷幕被拉开了。
　　　　中央适时提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战略构思。
　　　　商品经济大潮首先在中国广大乡村冲决了千百年来森严壁垒自我封闭的堤坝。
　　　　农村生产责任制的迅猛推广，有力地证明了它是现阶段发展中国农村经济的一
种十分有效的形式。它消除了原有合作经济体制中的各种弊端，极大地解放了农民
们长期受压抑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潜力，促使农业开始从自给半自给的小生产模式
向大规模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大农业转化。
　　　　随之，大量剩余劳动力和剩余资金的涌现，刺激农村的多种经营迅速崛起：兼
业户、专业户、重点户等如同雨后春笋遍布乡村城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们，终于开始挣脱“黄土地”的束缚。
　　　　这是中国农村发展道路上继土地经营权改变之后，向产业经营权冲击的又一次
重大拓展！

　　　　农工商协调进步，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共同发展，在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
化的进程中，乡镇企业当之无愧地唱起了“主角”。

　　　　字幕：1988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6495亿元，相当于1978年的全国社会总产
值——这意味着在农村改革兴起的十年间，乡镇企业走完了新中国三十年所走过的
漫长路程。

　　　　这是不亚于1984年粮食大丰收的辉煌。
　　　　这是奔涌于希望田野上的第二个大潮头。

　　　　从几千年刀耕火种的黄土地上萌生一个工业文明——这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
中国乡村的一场惊世骇俗的产业革命——她分娩出一个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