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同情心的悲剧-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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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操作中，在真正贫穷的个人或家庭申请物质救济之后，慈善工作者便开始找申请者谈话，调查他们的社会背景，以从中发现“谁与他相关并能帮助他”。接下来，慈善工作者会设法与他的亲戚、邻居，或者同事、教友取得联系。巴尔的摩慈善组织协会的玛丽·里士满说：“发放救济而不通知其朋友和邻居的做法存在道德缺陷”，“每当邻里间的自然纽带因我们的好心却是不明智的做法而削弱的时候，穷邻居注定会越来越穷、越来越懒。”在某一贫困对象需要物质支持的时候，慈善组织设法从其亲戚、邻里、朋友处得到资金与物质支持，而不是从一般性的广大群体中获取这种支持。一位牧师说：“因事制宜地募集救济物资虽然麻烦一些，却具有很多优点。它加强了家庭亲情，加强了邻里之间或人与人之间的义务与联系，而不是削弱了这些联系。”
不管是对于年轻人还是对于老年人而言，亲情纽带都显得非常重要。波士顿慈善联合会的档案里记录着这样一件非常典型的慈善活动：一位鳏居老人申请救助，“联合会经过调查发现，这位老人有亲戚，他还有权要求他们提供赡养费。”他的一个侄子“没有任何赡养能力”，但他的妹夫——已有25年没有与他联系了——“答应定期给他寄来养老金”。他后来真的定期寄来养老金，基本上满足了老人的生活需要。后来，这位老人还结了婚，并与妻子的家人住在一起，安度晚年。负责这件事的工作人员说，“如果我们不做认真调查”，虽然这位老人仍然可以得到面包，但他将只能“凄凉地在他那肮脏的小屋里度过余生”。同样，慈善组织为了让被抛弃的年轻人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也会想方设法将他们安顿在相应的家庭里，而不是安置在什么收容机构里。这样，他们可以尽快让孤儿享受家庭的温暖。
亲情同时也意味着宗教或民族之情。“纽约慈善组织协会”询问申请人的宗教信仰或他们的成长背景后，将他们推荐给当地相应的基督教堂和犹太教堂。当然，也有一些慈善团体看重民族血缘关系。“比利时慈爱协会”、“中国医院联合会”、“法国慈爱协会”、“德国女性协会”、“匈牙利联合会”、“爱尔兰移民协会”以及许许多多类似的具有民族背景的慈善团体都在纽约设有办事处，他们不希望同胞的处境与行为让他们蒙羞。在个人层面上，往往同胞会帮助同胞走出困境。
当申请救助的成年人确实形单影只、孤苦伶仃，志愿人员会设法与之“搭建家庭”，形成某种“契约”关系。一个世纪之前的慈善事业志愿者通常并不是忙碌于文字事务或是救济发放事务，慈善组织更多的是要求他们通过多年的努力，改变被救者的生活面貌。每一位志愿者的职责虽然不多却很重大。“费城组织慈善救济协会”认为，“新搭建的临时家庭，其成员不要太多，三名至五名成员就足以能无时无刻地让这名申请者处在慈善事业志愿者的影响之下，让他每时每刻地感受到友情与关爱。”当然，这些志愿者并不奢望他们能轻而易举地从被救助者那里得到满意和热情的回应，那样未免过于天真。相反，费城协会告诫志愿者，“有时你难免会感到灰心丧气”，但无论如何，“你必须保持最大的耐心，最坚定的信念，以及最博大的仁慈之心”。
同情的七大标识无意改变
尽管有失败，但成功的例子也不胜枚举。《美国希伯来》杂志在1898年报道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过惯了“不劳而食”的日子。在临时家庭里，志愿者们“以极大的耐心，劝他自食其力”。他很快真的自食其力了，并且重新得到了家人以及所在社区的尊重。同样，有一位坏女人，在临时家庭里，“经过慈善人员持续几个月的不间断的关爱、约束，最后，她终于表示愿改过自新”。有一个男人，一度工作热情非常高昂，后来由于一场疾病，他不能再从事过去的工作了。经过慈善人员的一番帮忙，他后来学会了一门新手艺——补瓷器。“印第安纳州社会工作大会”上的发言者也定期汇报一些“‘不劳而食’之徒如何被改造成为受人尊敬的市民”的故事。
成功的关键在于志愿人员愿意投入大量的个人精力。“希伯来慈善联合会”的纳撒尼尔·罗西瑙认为，好的慈善活动不能只靠“蛮干和慈善机构官员机械式的运动”；慈善杂志《施以援手》定期提醒读者，他们不能“只履行施舍钱财一项义务……那种单方面的慈善好比缺了一边的钳子”。而诸如“波士顿慈善联合会”等热爱人类的团体则认为，他们的作用不能只是筹集更多的救济金，而是发挥一个“指导作用，指导穷人与善人相互沟通”，从而帮助市民超越“税单或施舍”的角色。《慈善评估》在对污言秽语予以密切关注的同时，还强调理解慈善真义的重要性，“慈善的本义是‘爱’，而不是已经庸俗化的了‘施舍’之义”。
但这种人与人的接触与沟通并非是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进行。“分类”将帮助志愿者，尤其是中产阶级教会成员，参与慈善活动。慈善组织要求志愿者在他们第一次接触申请者的时候，要进行仔细的“分类”。慈善组织对待每一个申请者并非人人平等，加之因为他们是私人机构，他们也不必如此。慈善组织协会一再强调，要把“救济”施予那些并非因个人过失但短期内却无力改善困境的穷人们：譬如，孤儿、老人、无法治愈的病人、单亲孩子（单亲一人无力抚养）以及因“临时患病或遭遇不幸”的成年人，这些人都属“值得救济”之列。慈善心肠的志愿者以帮助者的身份救助这些绝望的人群。
另外，还有其他的分类。类别不同，救助方式也不尽相同。“既有劳动能力又有劳动意愿”却没有工作的成年人，或者“不但身体允许而且愿意增加工作量”的临时工，这两者都可交由慈善机构就业署负责安排工作。这类人被归为“需要工作甚于需要救济”类。至于“那些挥霍无度、放浪形骸但还有救的人”，慈善机构也帮助他们找工作，但是对于“那些既懒惰又放纵”且又不愿劳动的人，慈善机构将之归为“不值救济”类。这类人“喜欢依靠救济度日”，而且“放纵不羁”、“怙恶不悛”。愿意救助这些人的志愿者必须是身形剽悍、历经坎坷之人，最好过去是酒徒或蹲过大牢。
那么，慈善机构如何给申请者归类呢？背景调查是个办法，但“劳动测试”也是一项自我归类的关键工具。到1890年时，格廷的“劳动测试”法在美国广为采纳。当一个有劳动能力的男人不论在哪个城市申请救济时，慈善组织都会要求他劈两个小时的木柴或者粉刷房屋。对于一个贫穷的妇女，一般则要求她到“缝纫间”（一般旁边都有一个“儿童护理间”）劳动。慈善组织要求她们剪裁衣服，这些衣服都将被捐给绝望的穷人，或通过红十字会送给龙卷风受害家庭。1890年，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旁边一般都有一个堆木场。堆木场的普及程度犹如1990年的酒店。而且，“劳动测试”的效果也值得称赞。慈善组织管理者能有效地通过堆木场的“劳动测试”发现哪些申请者愿意劳动，哪些人能自食其力。
“劳动测试”，伴之以培养好习惯及防止骗领救济现象的措施，还促使慈善组织传授这样的观念，即被救助者也可以救助他人，因为这种“劳动测试”能常常惠及寡妇等孤立无助的人。例如，有报道说，1891年，在“芝加哥救济和援助协会”的堆木场劈木柴的男人多达872人，他们为此总共获得多达6337张食宿票。其中的2396张食宿票被送给了残疾人和其他失去工作能力的人。在巴尔的摩，“友好客栈”明确规定：只向失去工作能力的人提供免费住宿；有工作能力者，“锯断并劈完四根木料，可以免费吃一顿饭；锯断并劈完十根木料，可以免费住上一宿”（这家“客栈”1890年共提供这种劳动饭24901顿，无偿饭菜6084顿）。雅各布·利斯反复提及“分类”法，他认为这种方法非常关键：与“穷苦人家的真正苦难”作斗争的关键手段之一就是严格“执行保罗的方案——不劳动者不得食。以饥饿逼迫懒虫走上自力更生之路”。
许多慈善组织都保留着它们细心分类的档案。在“波士顿慈善联合会”，895名志愿者造访了2094个申请救济的家庭（一般要求每个志愿者访问两个家庭）。家访者发现，所有申请救济的家庭中，18％的家庭，因有人年事已高、顽症缠身，或孤儿寡母等等，“需要继续救济”；23％的家庭，由于遭遇不幸、患病或一时陷入困境，需要“提供暂时救济”；33％的家庭有劳动能力（一些人没有工作是迫不得已，也有一些人没有工作是因为“懒惰或放荡不羁”——但有望改变），被他们举荐到就业部门，那里有许多就业机会；剩下26％的家庭纯粹“不值”救济，因为他们或拥有财产，或有亲戚可以投奔，或因为“劳动测试”和调查发现他们“无意改变”。
同情的七大标识教导志愿者
在慈善联合会的帮助与鞭策下，这一年共有817名申请者找到并接受了工作，278人拒绝接受找到的工作（“98人有很好的拒绝理由，其余的人则没有什么理由”）。此外，慈善联合会还向81人提供了贷款（75％的人最后还了贷款）；向62人提供了法律援助；向304人提供了医疗帮助；成功地劝说了53名亲戚提供相关救助。志愿者还帮助185户人家进行储蓄，敦促144名贪杯的家长努力戒酒（这一年，有27人没有醉过酒，118人醉酒的“频率降低”）。另外，近600名儿童在志愿者的直接帮助下被收养或找到了监护人，经常逃学的孩子开始按时上课。其中一些则被送往日托或工艺劳作学校。
“新奥林斯慈善组织协会”强调：“每份申请都要亲自调查。这不仅是为了杜绝冒领现象，同时还可从中了解不同申请者的具体要求，以及如何满足这些要求。”该协会拥有一个缝纫间——面向妇女和一个堆木场——面向男人。“一家之主通过劳动可以养家糊口，而无家可归者通过劳动可以获得免费食宿。”在劳动的过程中，协会的工作者会审查申请者的劳动态度，并据此提供救助，以免“这种救助助长了乞讨风”。以具有代表性的某一特定年份的工作业绩为例，“新奥林斯慈善组织协会”在这一年里共进行了1328次调查，从中，协会发现926人可被归类为“值得救济”，271人可被归类为“不值得救济”，126人可被归类为“模棱两可”。在“值得救济”档里，271人失业但愿意工作，252人有工作但还想找点活，205人生病，64人年事已高，48人为弃妇；在“不值得救济”档里，41人为酒鬼和以乞讨为生而又不思进取之人，143人为“懒汉”，72人不需要救济。
分类和自我分类往往伴之以“明辨”。“明辨”是慈善工作者在阅读《圣经》的过程中出于善意的怀疑而自然生成的一种能力。这些19世纪的慈善工作者从其宗教理论中获悉，“人类天性邪恶”。因此，他们对一些穷人“安于现状，甚至想方设法利用这种现状骗取救济”的现象并不感到吃惊。“圣路易斯勤俭联合会”认为，“他们精于骗取救济，每次编造的虚假故事绝大多数都千篇一律。”一份杂志报道说，“有一位妇人，每次都以被丈夫抛弃的理由领取救济。慈善工作者一天在她家卧室里吃惊地‘找到了’她的丈夫。这位妇女谎称此人为房东。”调查结果发现，她丈夫有固定收入。雅各布·利斯认为，虽然一些人是真生病，但背景调查显示，“也有一些人是因为懒惰而‘装病’，而贫困的处境正是这个懒汉家庭的主要创收手段。”
只有慈善工作者——对救济申请人有透彻的了解之后——的“明辨”才能防止救济诈骗发生。巴尔的摩慈善组织管理者玛丽·里士满女士写道，她最艰巨的任务就是教导志愿者，“你们的善心与屈尊俯就已经蒙蔽了自己，使你们对日常邻里生活中一些客观事实视而不见。”为了能使慈善活动更有效果，志愿者必须摆脱“对穷人的传统看法：以君子之腹度他人之心，满心希望他们过上好日子。一些志愿者不愿意狠下工夫去弄清楚他们帮教的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