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96-流放者归来 :20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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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情况，开着他们父亲的汽车，在橄榄球比赛中领导啦啦队，他们从不写诗或对自己感到怀疑。　　　　
　　　　类似这样的症状至少在两个世纪以前的青春期作家的身上反复出现过；也许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可是我们还有着更具有我们时代特点和国家特点的其他症状。　　　　
　　　　这样，我们就对生活不存非分之想，不愿对我们周围的世界提出要求。艺术和生活是两个领域；一般公众，那些“只知活着的人”，看不起艺术，他们也有道理，因为艺术和他们风马牛不相及。艺术不是做生意，它几乎是不公开的，可我们希望成为艺术家。这是我们自己的事。艺术家、诗人，不应该用衣着来宣传自己的职业，不应该穿黑色大氅或打一个飘垂的领带，或让他的头发长得披到领子上。艺术家有他自己的天地：在现实世界中他应该无所求。我有位朋友向我吐露，说他希望每年赚七千美元，每星期听一次交响音乐会：我认为他傲慢。另一位朋友，像萨默塞特·毛姆的《人性的枷锁》中的主人公那样，想当一名船上的医生，游访异国港口；还有一位朋友，只要能参加他父亲的企业就很满意了。就我而言，我决心当一家大都市或外省报社的戏剧评论家：我要每年赚三千美元，还要有个情妇。同时，我应该写作；我所有的朋友都将写作——可是写些什么？　　　　
　　　　每个新的一代都有自己的感情，自己的象征，这些象征能感动他们，使他们产生怜恤或自我怜恤。对于自拜伦开始的早期浪漫主义作家来说，他们最喜爱的象征是“闹鬼的城堡”，——险峻难达，荒凉孤寂，里面住着一位其家系难以令人置信的年轻贵族，一个试图消除内心罪愆、然而又全然蔑视人类的曼弗雷德①。对于追随易卜生的关心社会的作家来说，惯用的题材是被人误解的改革者，一个试图帮助邻人而因其善良的意图被钉上十字架的“人民公敌”。让社会挫败的艺术家是晚期浪漫主义者常用的题材。所有这些象征似乎都和我们格格不入，甚至有些可笑。能激起我们的感情的是更老一些的题材——哀悼失去的情人的少女，在战争中残废的男人，死亡，思乡，听到关于结婚和婴儿的歌曲就哭泣的妓女……这些是我们通常本应采用的主题，可是那时我们的感情被我们的思想所遏制了。　　　　
　　　　在描述这些思想时，我冒着把它们描写成经过考虑的、明确的思想的危险。它们实质上根本不是思想：它们是一些态度和情绪，虽然一再反复被感觉到然而却是模糊的，而且往往仅处于萌芽状态。它们具有重要性，因为它们能帮助说明随后发生的事——因为在模仿时期之后和转变时期之前，它们在我们的作品中重又出现，还因为我们在十七岁时所感觉到的东西能说明和批判我们后来所相信的东西。　　　　
　　　　十七岁时，我们感到幻想破灭和厌倦。在打篮球、搞初恋和讨论人生——在暖和的下午边讨论边喝巧克力苏打——当中，我们终于对家里和学校里教给我们的一切几乎全都表示怀疑。宗教是我们经常讨论的题目，天主教徒反对不可知论者，反对路德教徒，反对基督科学派，结果我们变得对宗教不感兴趣。道德——我们把道德和贞操当成是一回事——是对我们的肉体所说的谎言。我们的学习研究毫无用处、方向不对，特别是英国文学的学习：强迫我们去读的作家，特别是莎士比亚，不合我们的口味；他们的味道就像用氯气处理过的水。　　　　
　　　　我们还不太成熟，不懂得后来T。　S。　艾略特的信徒们（在他们和教会妥协之前）所提出的对现代世界完全失望的学说，可是我们对他们的心情怀有同感。在我们致力于探讨人类命运的短暂的时间里，我们身受一种压迫感。我们感觉到世界为科学规律所严格控制，而这些科学规律我们不能理解；我们感觉到我们的生活是以清教徒的道德标准为准绳的，而这种道德标准却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感觉到社会一般来说非常稳当、平淡、中产阶级式，它反映了我们的家庭出身。社会遵循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规律。城市不懈地逐年扩大；财产愈来愈多；越来越多的汽车在街上出现；人们比他们的祖先更聪明，更好——最后，我们将自动地逐步达到一个使人受不了的、单调无味的公民的理想国，那里没有犯罪、没有痛苦、没有戏剧性的事。当然，发展也可能逆转。我们那时生活于其中的时代可能显得和五位贤明的皇帝在位时的罗马帝国相似；接踵而来的可能是动乱、灾难、全面衰亡。可是从心理上看，社会衰亡和社会进步是相同的：都是我们既不能加速又不能减慢的自动过程。社会是一种异体，我们的生活和作品都绝不可能对它发生影响：它就像是我们所乘坐的豪华铁路客车，在平稳的轨道上朝着我们决不会为自己选择的目的地前进。


《流放者归来》　第一部分《流放者归来》　大城镇的中学（2）

　　　　文学，我们所干的这一行，是靠它的伟大的过去而活着的。使我们感动的象征，爱情、生离死别的伟大主题都已经用过，而且枯竭了。所有一切似乎都已经说过，我们又能到哪里去找新的主题呢？文学已把全世界狼吞虎咽地吃掉了；由于缺乏营养，它正在逐渐死亡。任何东西也没有给我们留下——我们只得去写边缘经验和反常事件，要不然就只得用自己的巧妙的、辩解的手法把人家说过的东西再说一遍。除了次要的主题外，什么也没有留下。……于是我们恭顺地采用它写成文章向中学校刊投稿，文章中写罪恶战胜美德，可是写得谨慎，免得顾问老师检查时通不过。　　　　
　　　　我们开始进入或冲卷入文学的海洋，没有既定的目的地，没有舵手。我们又能向谁求教呢？我们所崇拜的少数几位作家和我们不是让时间隔开，就是同样有效地让空间和语言隔开。当时的美国作家中有几个人出过一两本好书。除了豪威尔斯和亨利·詹姆斯之外，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取得名望。我们把豪威尔斯当成我们的敌人（如果我们竟然把他当成什么的话）；我们不读亨利·詹姆斯的作品（他生活在流放之中）。似乎没有作家具有和我们相同的背景。没有人能针对我们时代的青年说话，没有人能让我们一心一意地去追随，甚至没有人能让我们明智地、有成效地作为背叛的对象。　　　　
　　　　可是我们一小时又一小时孜孜不倦地阅读；我们拼命地寻求指导。一开始我们阅读英国作家，先是吉卜林和斯蒂文森；然后是梅瑞狄斯，哈代和吉辛。我们在《四季随笔》中发现一个我们完全同意的意见。吉辛说：“我从来没有学会把自己当作是‘社会的一员’。对我来说，一直存在着两个实体——我自己和世界——而这两者之间的正常关系是敌对关系。”　　　　
　　　　我们忘掉那怀有敌意的世界，继续去寻求。我们阅读康拉德；我们阅读王尔德和萧，这两位作家总是被人同时提到。从这些剧作家中的这人或那人——也许是从门肯和内森，那时内森是《时髦圈子》的编辑——我们得到反话意识；这种意识成了我们判断以后遇到的作家的标准。如果他们是似非而是的——如果他们把陈词滥调颠倒过来，使人看到美德所造成的损害，把他们的反面人物写成英雄——那他们就是“现代人”；他们就值得我们尊敬。我们认为康格里夫是现代人，易卜生也是现代人，可是他的象征主义使我们厌恶，他的社会寓意不能使我们激动；我们自觉地阅读他的作品，似乎是完成任务似的。斯特林堡是一位更激动人心的作家；我们还一头钻进施尼茨勒的早期剧作中去，好像在不准进入的国家里探险，并希望在那里住下似的。我们阅读时想象着其他城市里的男孩在公共图书馆的绿灯下，像我们一样也在想方设法弄到“未成年人不得借阅”的书籍，并被引入一个充满了警句和süsse　M　　dl①的独特世界中去，在那里谈恋爱乃理所当然的事，而且人人都有反话意识。　　　　
　　　　就我们而论，似非而是，最简单地说，就是讲出人意料的话、愚弄听众的本领。在一阵雷雨中，如果有个男孩从教室的窗朝外望着，说：“没在下雨，对吗？”他希望我们说：“对，没在下雨，”我们就说：“不对，在下雨。”这样，我们就作出了一个所谓“一次回旋”的答案。　　　　
　　　　回旋的理论是在匹兹堡的皮博迪中学里形成的，可是在那战前的年代里，这理论可能在任何城市里出现。这个理论通常可用“猜单双数”的游戏来说明。你手里拿着双数的豆子或玉米粒；你赢了；因此你再拿双数。这是简单的类推法，根本不是回旋。可是如果你对自己说：“我拿了个双数，我赢了；我的对手会指望我再拿个双数；因此我要拿单数”，这样，你就达到了“一次回旋”。如果你说：“由于我刚才是用双数赢的，我的对手会指望我这一次用单数去骗他；因此我要拿个双数”，你这就进入了“两次回旋”。这一过程似乎可以无限地延续下去；而且它可以适用于任何艺术形式，只要你感兴趣的是使听众上当而不是你所要说的话。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话要说；我们只是想生活在自我之中，想当作家。　　　　
　　　　然而，回旋的系列实际上是有限的。如果在一段时间里它使你去阅读奥斯卡·王尔德，因为其他的中学生从未听到过他，在下一段时间里它就使你贬低王尔德，因为你一度崇拜过他，而且“一次回旋”的人还在崇拜他。你进入“两次回旋’：你阅读施尼茨勒，还没弄明白他要说的是什么就“把他抛在后面”。我们就是这样地读过了一整系列的使我们热衷的作家——门肯，亨尼克，萨默塞特·毛姆，拉弗格（在我学了法语之后）——直到我们碰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不适应我们的做法，和福楼拜，他的耐心吓倒了我们。　　　　
　　　　反话意识以不再有营养可供吸收而告终；最后它自我消失。要使人惊异或欺骗别人的欲望往往导致最后的一次受骗——原来我们和其他人完全一样。到这一阶段时，我们中间有些人已经是十八岁了。我们的衣着像别人一样；我们谈论女人、汽车和棒球联赛冠军队的比赛。男女之间的爱抚行动尚未流行：那时称之为“亲热”，只有长得难看的姑娘才准许你这样做，她不得不给点特别的甜头；可是有舞会，我们参加舞会；我们为棒球队加油喝彩；我们参加这一切很平常的活动（等我们大了，不再从事这些活动之时，我们感到惋惜）。我们和别人一样，我们是正常人——可是我们坚持那种感觉，即作为学徒作家我们是不正常的，而且暗自觉得与众不同：我们生活在特殊的艺术世界之中；我们是阅读过现代作家和赞赏反话的人的秘密团体的成员。　　　　
　　　　这时是欧战的第一年。在纽约，摩根银行正在忙着贷款；在华盛顿，总统正在修正他的关于中立的概念：已经决定将有几百万美国青年离开家庭去服役，由政府供给膳食，把他们教成不负责任的英雄。在底特律，亨利·福特已经开始制造我也弄不清是每天多少千辆，还是每年多少百万辆完全相同的汽车。格林威治村挤满着外国艺术家，在那里开始形成新的生活准则。全国各地的青年妇女都在读弗洛伊德的书，企图解脱她们心理上的抑制。爱因斯坦在柏林学习，普鲁斯特在巴黎写书，乔伊斯在的里雅斯特失去当私人教师的职位后，到了瑞士，每天花十六小时写《尤利西斯》。全世界的社会党都在支持战争并进入国防内阁，可是俄国战线动摇、崩溃；列宁在流放中计算发动共产主义革命的时机。所有决定我们这一时代历史方向的各种力量已经在活动。与此同时，在波士顿、匹兹堡、纳什维尔、芝加哥，我们这些十七岁和十八岁的男孩对世上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我们在看书、跳舞、准备大学入学考试，在空闲时间里我们辩论，辩论的题目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和生活，我们自己作为艺术家，我们自己作为情人，性的升华和可供我们写作的新的题材，等等。


《流放者归来》　第一部分《流放者归来》　文艺学徒

　　　　3．文艺学徒　　　　
　　　　我翻阅旧文件时找到一封肯尼思·伯克给我的信，我没有把它和其他的信一同归档。这封信是我们在皮博迪中学毕业后约十四个月时写的，可是它仍然比其他任何文件更能使人追忆起我们中学时代的气氛。　　　　
　　　　信是这样开头的，“你到哈佛大学去的途中当然要在我这里停留，小住数日。没有什么事可做——我没有钱来招待你，也没有性格来爱你——除了散步、打网球和看书。这也没有什么